與香港的斷捨離（一）

離開，對於我來說，是必然的選擇，也帶了一點「逃」的意味。

那時候，走得很匆忙，離愁別緒都來不及觸動我的神經，在一場又一場的短聚後，轉眼間已經到了機場的出境閘口。

對於香港，我只留下愧疚。

以前在中文系混日子的時候，讀過唐君毅先生的《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當年讀得先生弘揚中國文化的堅毅，可沒有大志的我，在半空中只剩下一片花果飄零的淒涼，也沒有要靈根自植的自覺。

想來想去，我對香港是沒有多少個人情感可言的，街道的名稱記不住幾個、從來不聽廣東歌、也不看港產片，甚至對香港的人事都帶點鄙夷。討厭人滿為患的地鐵車廂，討厭半夜深水埗的溝渠味，討厭讓我崴腳的石板街，討厭簽約前一天有人跳樓也不減租的長樂，討厭冷氣太大的商場，討厭開在工廈的「隱世」咖啡店，討厭每天傳來的壞消息，討厭晚上窗外燈火通明的高樓，討厭走到油麻地電影中心的那段路。

然後，就像某一套家庭倫理劇所演，吵得面紅耳赤的家人大喊：「你要是出了這個門，就別再回來了！」

香港，我如此用心地厭惡著的一個城市，再也回不去了。

某天整理的時候，我才驚覺自己丟失了一本書，又偷了一本朋友的書越洋到英國去，分別是夏濟安先生《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和費茲傑羅的《夜未央》。

《黑暗的閘門》其中兩章節是研究魯迅文學，書名更自出自魯迅先生的作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從香港捎來的壞消息，昔日抗權的恐懼，像永遠不會完結的夢魘，偶爾折磨著到了英國的我。我知道，世界上根本沒有寬闊光明的地方，自由的生活實際上也談不上幸福，背棄同伴的人，也沒有資格合理的做人。這一點，魯迅先生可能也知道吧。

斷捨離，最難一步是擺脫執著......（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