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的超級盃星期天,全美國人都盯著電視看新英格蘭愛國者隊如何與綠灣包裝工隊一較高下。但這場比賽對故事的主角——羅伯特·杜根(Robert Duggan)——毫無吸引力,因為他的腦海正被一場「靈魂與科學」的戲劇占據著。這個時候,他的兒子達米安正坐在醫院病床上,語出驚人地宣布:「爸爸,我準備好去世了。」
杜根點了點頭,語氣平靜,像是面對一個要去衝浪的大浪浪友:「好啊,孩子。你自由了,我就在這裡支持你。」嗯,從家庭倫理的角度來說,這是一段讓人想要衝回去讀《育兒寶典》的時刻,但對於杜根這樣的「衝浪科學教徒」來說,這也許是深度思考的體現。
達米安曾是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游泳隊的一員,精通自由泳,並且對共產主義後的東歐產生了極大的商業幻想。他對他爸爸宣布:「克羅埃西亞需要麥迪遜大道!」於是他輕鬆退學,憑藉父親的財力在克羅埃西亞開起了一家廣告牌公司,還成功娶了一位當地美女。他看起來像是在玩《文明》遊戲的商業版——只是遊戲進行到一半,他的大腦卻冒出了個腫瘤。
腦腫瘤確診後,杜根對現代醫療不屑一顧,直接把傳統療法掃地出門,選擇了一種來自路易斯安那的「專利蛋白質療法」。這聽起來就像是一個醫學版本的神秘沙拉配方。儘管這些替代療法的效果充滿爭議,但杜根對於抗癌的熱忱彷彿如同衝浪時對海浪的信念:勇往直前,管它能不能翻身。
當達米安最終去世時,杜根沒有沉浸在悲傷中,而是把他的兒子看作一個離開了舊衝浪板、準備換更大板子的靈魂。他直奔佛羅里達州的山達基教精神總部,經過一番沉思後,他給自己來了一劑「科學教徒雞湯」:「他還在,他會回來。而我也得開始行動了!」
杜根從來不是一個符合傳統模式的成功人士。他既沒有科學學位,也不會做分子模型,但他擁有滿腔的自信和「敢想敢做」的精神。他的事業從購買低價股票、開餅乾店到創建醫療機器人公司,每一個點子都像是一段成功衝浪的記錄。最重要的是,他擅長從人生中的波浪中找到自己的節奏,無論那是金融市場的波動,還是癌症藥物開發的險灘。
對杜根來說,人生就像衝浪。每一次摔下來都意味著下一次大浪可能更精彩。而這種敢於迎接巨浪的態度,不僅幫助他在悲劇中重新站起來,也讓他進入了生物技術行業的大舞台。科學與信仰,在他的世界裡,不是衝突,而是共存。
這就是衝浪的科學教徒,羅伯特·杜根的傳奇開始!
科學之人:當醫學遇上硅谷戲碼
在生物技術的腥風血雨中,裡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憑藉醫學博士的頭銜和斯坦福的背景,活脫脫就是個學術界的超級英雄。他有光頭、有眼鏡,還有那種天生讓你覺得他「肯定特別懂藥」的氣質。事實證明,他確實很懂——至少比那些只能靠看《生活大爆炸》了解科學的股東們要懂。
初登場:醫學+棒球=人生巔峰?
米勒愛醫學,愛棒球,這兩者加起來,莫名就成了他人生的公式。在紐澤西的街頭打棒球長大的他,後來拿到了醫學學位,輾轉來到斯坦福,在癌症研究的最前沿探索。這裡的「最前沿」是什麼呢?當時正在研究一種看起來很酷但實際上你聽起來像外星語的東西——單克隆抗體。
單克隆抗體是一種合成的「蛋白質忍者」,專門潛入體內幹掉癌細胞。米勒一頭紮進了這個高科技的漩渦,還順便和幾個研究員一起創立了一家叫Idec的公司。後來這家公司製造出了歷史上第一個用於治療癌症的單克隆抗體藥物 Rituxan(利妥昔單抗),這可是醫學界的巨星啊!
下一步?生物技術界的「創業夢」
不過,對米勒來說,創業這件事一開始就充滿戲劇性。創立了Idec後,他又不甘寂寞,決定再搞一家公司,這次叫Pharmacyclics。靈感來自於一位癌症患者兼化學家,他說:「嘿,我發現了一種分子,可以讓腫瘤對放療更敏感!」米勒一聽,腦子裡只響起一句話:「這!一定!能賺大錢!」
於是Pharmacyclics的誕生伴隨著一個極具野心的夢想——開發腫瘤增感劑。然而,實驗數據就像米勒的棒球生涯一樣,有時候打個全壘打,有時候直接三振出局。當Pharmacyclics的主打藥物在關鍵臨床試驗中慘遭滑鐵盧時,公司股價瞬間從雲端掉進了深淵,直接成了投資者的噩夢。
一個科學家的日常:扛住批評,繼續開罐頭
即便如此,米勒依然有他那「我可是科學人,才不跟你們這些股民一般見識」的氣勢。他不僅繼續堅持公司的目標,還會偶爾拿起棒球比喻生命。「這不是一場一局定輸贏的比賽!」米勒總說。但對於投資者來說,他們只關心下一局結束時,他們能不能賺錢。
米勒對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審批制度也抱有滿滿的不滿,覺得這些官員太過死板。他甚至寫文章在媒體上公開批評FDA,說他們「光看數字,忘了救命才是重點」。這份「打FDA的臉」的勇氣雖然讓人佩服,但也讓他的事業陷入更深的泥潭。
結語:當科學遇上現實,劇本會怎麼寫?
科學家米勒的故事告訴我們,光有腦袋是不夠的,還得有一顆能承受壓力的心臟。畢竟,當你站在生物技術和華爾街交匯的風口浪尖,科學並不是唯一的重點。投資者的壓力、病人的期望、FDA的刁難,都是一場接一場的全壘打或三振。
在這個充滿喜劇色彩的故事裡,米勒的科學理想和現實中的種種矛盾交織成了一段不可思議的人生篇章。科學家不易,生物技術更是,米勒則用他的方式證明了:不管結局如何,至少努力過了,也能讓人拍手叫好。
在生物技術的王國裡,有時候你手中的試管比王冠還重——特別是當那試管裡的藥物只是一堆沒人想要的白色粉末。而這一章的主角,醫生出身的理查德·米勒和大膽無畏的億萬富翁鮑勃·杜根,正是一對在這場鬧劇中爭奪控制權的奇葩組合。
故事的開始,米勒博士還算自信滿滿。他手握一款幾乎完全失敗的癌症藥物,硬是要給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一記逆天大招。他遞交了一份超罕見的抗議式申請,意圖讓FDA重新考慮那款讓人變綠的腫瘤藥。對,你沒看錯,這藥能把人染成某種不協調的綠色。不用說,這計劃最後不僅慘遭失敗,還可能給這款藥加了一個「澀澀的失敗者」標籤。
與此同時,杜根的操作則顯得更像是一場資本家的大冒險。他瘋狂買入公司股票,不斷累積對這家快要沉沒的小公司的控制權。這傢伙對癌症藥物的了解少得可憐,甚至被米勒調侃問了一句「BTK到底是什麼?它在人體裡嗎?」(正解是:是的,它在B細胞裡,老兄。)
兩人之間的衝突達到了荒誕的巔峰。杜根覺得公司需要一個全新的董事會,而米勒則認為:「你找來的這些人,水準不夠看!」杜根那派出的候選人,有的是射線治療的專家,有的看上去像隔壁的會計師。無奈之下,米勒只好繃著臉去面試這些奇葩候選人,面完後回來苦笑:「這些人不行啊,兄弟。」
然而,杜根的持股比例已經悄悄達到了近30%。當米勒和董事會其他成員發現他們打不過這位「資本玩家」時,他們選擇了——逃跑,直接全員辭職,把這個燙手山芋甩給杜根。米勒甚至連告別都懶得說一句,直接丟下一封信:「老杜,愛莫能助了,我走了。」
結果是什麼?杜根贏得了這場「生物技術版的權力的遊戲」。他成了公司新的主人,手裡攥著一堆失敗的藥物、滿目瘡痍的實驗室,還有一支即將散夥的科研團隊。但杜根沒有放棄。他看著眼前的一切,心想:「誰說一堆白粉末沒前途?或許它能拯救世界呢!」
這一章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在生物技術的戰場上,有時候不是最懂科學的人贏,而是那個最能砸錢、最能硬扛壓力的人。畢竟,改寫命運只需要兩樣東西:無限的樂觀和一堆試管裡的神秘粉末。
重啟人生最適合的地方是哪裡?答案當然是……一間瀕臨破產的生物技術公司!這裡是希望的溫床(還是失敗的墳場?),更是創業夢想家的試驗場。於是,我們的故事來到了 2008 年,地點是加州硅谷,主角是剛剛洗牌後的 Pharmayclics 公司。
Bob Duggan,這位新任「臨時」CEO,絕對是生物技術圈裡的一個異類。他的科學背景為零,醫療經驗也是零,但有一樣東西非常多——信心,還有勇氣承擔責任(或者說,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失敗的痛苦)。當公司股價跌到 1 美元以下,投資者望風而逃的時候,他卻滿懷熱情,義無反顧地掏腰包借給公司 500 萬美元,幫助它勉強活到年底。
對 Duggan 而言,Pharmacyclics 就像一艘失事的太空船,而他本人是科幻小說裡那個奇怪但樂觀的隊長,發誓要「探索新世界,尋找新藥物,勇敢邁向人類從未涉足的領域!」沒有人知道他哪來的信念,但他確實在努力讓這艘船重返軌道。
當時,公司有一款不起眼的小分子藥物代號 PCI-32765,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沒人想要的試管渣滓」。它的原型設計是為了研究一種叫 BTK 的酶對關節炎的影響。這種藥物的化學鍵比狗皮膏藥還黏,制藥界的專家們一聽到就搖頭:「這種藥拿去試人體?祝你好運吧。」
但 Duggan 偏不信邪。他認為,這個「試管渣滓」或許能救命。他甚至對出售這項技術的建議一口回絕:「怎麼知道它到底值多少?搞不好是顆珍珠啊!」於是,這個被業界冷落的 BTK 抑制劑,成了公司唯一能「吹牛」的產品。
重啟需要人才,Duggan 的招聘策略也頗為「特別」。傳言新員工進公司前要填一份長達三小時的心理測驗問卷,裡面沒有數學題,沒有化學題,全是「你的生活目標是什麼?」這類問題。應聘者 Salva 回憶說:「老實講,這看起來像是某教派的測驗,不過……有工作總比沒工作好吧。」
最終,Salva 加入了這家充滿奇妙氛圍的公司,負責幫 Duggan 籌錢,去做那個「已經死透的 Xcytrin 腦癌藥」的第三階段臨床試驗。雖然大家都覺得 Duggan 的計劃就像《泰坦尼克號》的續集一樣沒有希望,但至少,他確實有讓這艘沉船再次起航的膽量。
就這樣,Pharmacyclics 迎來了一段怪誕但充滿希望的新時期。股票曾經跌到比超市打折巧克力還便宜,但在 Duggan 的帶領下,這家公司艱難地挺了過來。還有一點不容忽視:他們手裡的「試管渣滓」PCI-32765,其實在不久的將來會帶來超出想像的奇蹟。
而這時候,Duggan 只是樂呵呵地走在實驗室裡,拍拍員工肩膀說:「別擔心,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他的笑容像是某個科幻英雄,還真有幾分傳奇的味道。
人生的重啟,未必需要完美的條件;有時候,只需要無限的信心和一點運氣。
如果你以為華爾街是一條掛滿奢華招牌的街道,那就大錯特錯了。它更像是一座瘋狂冒險的遊樂園,這裡的人不是在玩過山車,就是在用盡全力阻止自己從旋轉木馬上摔下來。
在這片金錢森林裡,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將一張看似毫不起眼的彩票變成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頭獎。而在生物技術這個領域,華爾街就是那台彩票販賣機。投資者們拎著他們的信用卡,搶著購買這些極富風險的「幸運票」。他們在開心地幻想一種藥物會不會成為下個「治癒癌症」的奇蹟之際,也在偷偷祈禱不要淪為下一個破產案例。
當然,這些風險投資的背後,有一群看似無所不能的操盤手,他們自稱「分析師」,但實際上是一些擁有天馬行空想像力的現代占卜師。他們會對著一堆枯燥的數據喃喃自語,並用流暢的商業術語解釋為何一家公司將從「兩個實驗室」變成「十家製藥巨頭的直接威脅」。他們的自信往往如此堅定,以至於你會懷疑他們是否拿到過神秘的「未來大事揭露手冊」。
而在華爾街,生物技術公司的老闆們則像極了帶著自製發明參加電視真人秀的發明家。他們的舞台是那些高檔會議室,觀眾是手握支票簿的投資人。這些老闆們聲情並茂地描繪他們的藥物如何「革命性地改變人類命運」。但他們的表演有時會遭遇意外,比如當有人問:「這個藥物有實際數據支持嗎?」時,他們往往會陷入短暫的沉默,然後笑著說:「數據?我們正在努力中,馬上就有了!」
然而,真正的驚險片段往往發生在股票價格的變化上。一個試驗的結果可能讓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一天之內翻十倍,也可能讓整個投資團隊失聲痛哭。華爾街的日子不是晴空萬里,就是狂風暴雨,彷彿是自然界與金融界的聯合惡作劇。
對於主角們來說,進入華爾街就像參加一場別無選擇的馬拉松比賽。贏家會捧回象徵榮耀的金杯,輸家則只剩一對酸痛的腿和一堆曾經信誓旦旦的承諾。他們跌跌撞撞地學會了如何在金錢的洪流中游泳,有時候還得順手救回幾位已經快溺水的投資者。
最終,華爾街教會了這些生物技術夢想家一件事:成功是靠一部分能力、一部分運氣,以及一大堆膽大心細的自信。當然,如果這些都不奏效,那就需要一個更精妙的PPT。畢竟,在華爾街,故事本身比真相更值錢。
在這個章節中,我們進入一個充滿歡樂、金錢和腦力燃燒的世界——生物技術公司如何在一片混亂中尋找「簡單解法」,即那種不僅能解決問題,還能順便解決你的財務自由的解法。
我們的主角們,像是生物技術界的冒險家,個個懷著改變世界的夢想(或至少改變他們銀行帳戶餘額的夢想),在這條路上不斷拼搏。他們懷抱著「簡單就好」的原則——就像週末煮一鍋方便麵那樣,把複雜的癌症、基因和分子生物學,煮成一碗人人能吃的科學雞湯。然而,事情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某些生物技術公司相信,治療癌症其實不比買個三明治複雜:找到一個壞掉的細胞開關,關掉它,問題解決!這是何等令人安心的想法啊。但現實卻是,科學家經常在實驗室裡繞著那些微小的蛋白質分子轉圈圈,像是研究地圖的遊客,結果卻發現地圖上什麼都沒標。
同時,投資者也在圍繞這些「簡單的希望」轉圈圈。大夥把鈔票扔進一個不確定的深坑,期待某天能挖出一顆閃亮的金子。誰知道呢?也許這是個致富計畫,也許只是製造了一個價格昂貴的泥巴城堡。
在實驗室裡,簡單的哲學開始和現實碰撞。試想,科學家們拿著一個小分子試劑,喊著:「這分子一定是治療癌症的關鍵!」然後把它丟進一堆實驗鼠中。然而,實驗鼠們似乎對這分子沒什麼感情,甚至在關鍵時刻直接翻白眼掛掉了。科學家們無奈地拿起筆記本寫道:「結論:分子沒用,但可以再試試。」
當然,研究進展的速度不如大家的野心。企業高管們在一次次高層會議中,看著幾乎空白的成果報告,臉上還得保持「一切盡在掌握」的微笑。這就像你的老闆在開會時說:「我們雖然還沒看到利潤,但我們離成功真的只差這麼一丟丟!」(事實上,這「丟丟」比太平洋還寬。)
投資者們則像是樂觀的水手,面對破船的風險也毫不畏懼。他們一邊倒咖啡,一邊對華爾街的分析師說:「我們相信這次是真的了!」分析師則點點頭,心想:「行吧,等你們喝完咖啡再來哭。」
「大簡單」這章節教會我們,任何聽起來過於簡單的事情,背後往往藏著更大的難題。無論是癌症治療,還是人類天生的樂觀主義,事情絕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容易。
不過,正如這些瘋狂的科學家和投資者們所展示的:即便生活複雜得像一場旋風,我們還是會希望找到那條最簡單的路。因為夢想嘛,說到底,不就該簡單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