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該是一座孤島 No man is an Island——約翰・多恩 John Donn《沈思十七》
當我們在新聞上看見精神病患者的無差別殺人、隨機傷人事件，底下的留言總是迅速轉向對兇手的咒罵與制度的批判。輿論風向討論著死刑存廢、嘲笑可教化的說法，也在社群上快速貼上標籤：「殺人魔」、「該死」、「不能原諒」。
曾有很多戲在探討事件發生後的復仇或釋懷，但《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二季，卻選擇逆流而行，將鏡頭拉回悲劇發生之前，讓我們看見一個殺人犯，是怎麼被這個社會一步步推向深淵。
回到事件的起點：在「殺人償命」之前，我們還能做什麼？
「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
——《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一季
《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一季著重在悲劇發生以後，受害者的傷痛、加害者家屬的愧疚、媒體與社會的責任；而第二季則是用了更多的篇幅來述說悲劇發生之前的事，如同第一季的經典台詞，這次故事用了二十年來描述故事是如何累積成一場無法挽回的悲劇。
這一季的劇情則讓角色更為完整，在歷經20年的時間之後，去發現每個悲劇的發生，都是一個又一個微小失衡的結合：從家庭教育的扭曲、政治權益的衡量、醫療可能與病識感等等，最終成了一場無法回頭的爆炸。
羅自強與胡冠駿：殺人犯，也曾是別人的救贖
比起第一季的殺人就該償命的氛圍，這更多的是在這之前的事，殺人犯在成為殺人犯之前，他曾經是什麼樣子、是怎麼活著、為什麼走到這一步。
而這一季最令人難以釋懷的，莫過於羅自強與胡冠駿的對比。
羅自強，他曾經是高政茗的救贖，是他生命中溫暖的一道光，是孩子的好爸爸。即使身患精神疾病，他的家人依然選擇相信、選擇陪伴，希望他能出院回家休養，陪伴他希望他快點好起來不只是病人，而是還能再度「被愛的家人」而他真的只是生病了，在幻覺之下犯下了錯。
反觀胡冠駿，則是更寫實的告訴你：如何用二十年養出一個殺人犯，是活生生的「社會共業」，是一次又一次的沒有被接住。從小不被諒解，爸爸的高要求、媽媽的歇斯底里，他對世界的恨，來自於父母對他的恨。或許一開始是ADHD沒有妥善治療的問題，但後面更多的是來自家庭的傷痛。
精神醫療還來不及接住：病識感不足，錯失了治療機會
許幸國這個角色，除了是代出被害者與加害者家屬的劇情外，也代表著過去精神醫療體系裡，那些還來不及被接住的人。
即使身邊就有許幸珠這樣有醫療背景的人，在那個時代氛圍下，他仍然沒有得到正確的醫療。而他的時間線也對應胡冠駿的小時候，媽媽帶著他看醫生，明明確診是ADHD，家中卻不願意持續治療，認為「只是他不夠努力」「要學會控制自己」，而錯過了早療的機會。
衛生福利部 心理健康司表示：台灣ADHD盛行率9.02%，卻只有1.62%的人接受診斷。且趁早治療是有幫助的，學齡前ADHD的治療改善率達80% （資料來源）
雖然現代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已逐步普及，但「病識感不足」仍是最大的障礙之一。且社會上仍有許多對於疾病的誤解，認為精神病是可以自癒的，「你只是想太多」、「為什麼不能想開一點」、「開心點就沒事了」諸如此類的誤會，導致許多的病患不願意、或是不懂得就醫治療，因而錯過了最好的治療時機。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獄｜父母的彌補心態，該怎麼學會愛？
第六集胡家威決定為了胡冠駿再努力一下，釋出的一點善意，卻不足以接住胡冠駿從小到大的傷痛。
「條件這麼多，愛個屁啊！」
你要好好念書、考一百分，爸媽才會喜歡你。有多少人的童年是這樣一步步過來的，幸運的孩子非常努力，交換到父母的愛；但總有些孩子不夠幸運，無論怎麼努力都達不到要求，念書沒有別人好、才藝沒有別人好，更可怕的是好上還要更好，一旦一個目標沒有達到，其他的一切都像是被否定了一樣，成為了家裡沒用的東西、沒有人愛你。
「看他被帶走，我怎麼有點開心。」
「教小孩為什麼那麼難，我標準要放多低，他才能夠長大？」
在一切看似好轉的時候，卻突然急轉直下
而最可惜的就是牛官（牛祐荷）了，他是真心想接住胡冠駿的人，用盡一切努力，希望每個個案年輕人不會走上絕路。可惜他還是失敗了，甚至喪送自己與孩子的性命。只差那麼一點，如果在超市門口見到了面，如果能阻止這一切，一切就會不一樣了吧。
這也是少年保護官／社工工作最沉重的真實——沒有絕對的救贖，只有一次次伸手、試著接住一點可能性。
浣熊的含義：你不是生病，有時候世界本來就不正常
在第十集中，柳少爺再次回歸社會、回到家中，卻在觀訪員探視的時候說：「有熊。」讓人非常擔心，難道是幻覺再次發作了嗎？
而結果並不是幻覺，柳少爺說的熊，是眾人都能看到的可愛浣熊，或許也是幽默地提醒我們：不要急著放大病人的一切反應，不是每一次異常都是病發，總認為「他是不是又發病了？」有時候現實也可能很瘋狂，會出現不可思議的事情，是真是假還不一定呢！
烏托邦｜面對過去的錯誤，與過去溫柔和解
第十集取名為《烏托邦》——是一個理想的群體和社會的構想，給了多數角色一個美好的、被接住了的結局，或許真的是個太過理想化的幸福結局，但畢竟是戲劇，創造出現實無法擁有的烏托邦，也是沒有關係的吧。
這一集能夠看到多年後的道歉與釋懷，讓角色們互相溫柔和解，或許有人會認為
台灣長輩的憋扭道歉：「來吃飯了！」
在台灣，家人的道歉是很憋扭的，有時候最簡單的就是喊了句「來吃飯了」。驕傲的高家女主人高張玉敏，雖然沒有開口真正的道歉，但他主動煮了一桌菜，喊了兩個孩子來吃飯，圍成一圈的桌子、一起吃飯的一家人，像試著彌補二十多年的遺憾，也正式接納了高政茗一家人。
每一種角色都不該被定義：家庭角色的扮演與加害者與被害者家屬的身份掙扎
劇中我尤其喜歡第十集高政光和陳又茗在醫院裡的那場戲，中間隔著一扇窗，就像一道光再次照進高政茗的世界，兩人相視而笑，彷彿看見高政茗仍是十年前小女生的模樣。
其實劇中我本來一直以為兄妹不太熟，也都是馬亦森在關心高政茗，到第九、十集才發現，高政光也是很努力在當一個哥哥，他從未忘記簡佳鑫做過的是，也希望能好好彌補高政茗，並連他的孩子也一起照顧著。
很努力當一個哥哥、很努力當一個爸爸，或是很努力在當加害者家屬、被害者家屬，甚至是兩邊都當，每一個人在「成為」另一個人之前，應該有多少努力，才能算得上扮演好這過位置呢？
加害者家屬要卑微，要看起來「值得被原諒」，就好像第一季，在記者面前下跪痛哭？被害者家屬應該要怎麼樣呢？要悲痛、要憤怒，才不會被指責原諒得太快、「冷血」？就像簡齊惠在戲中說的，他是被害者家屬，也是受害者家屬，那他應該怎麼辦呢？最後靈骨塔見爸爸的那一幕，如同對姑姑說的那聲「好久不見」，選擇了原諒與放下。
無論選擇原諒或不原諒，只要能好好活著就夠了
《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二季，最後選跟當年舞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一樣，把結局交由觀眾決定，我們不知道胡冠駿最終是否被判死刑，也無從得知正義是否被伸張（死刑就是正義嗎？），但我們看到的是：每個角色在歷經各自的悲劇後，開始往前走了，朝著更好的方向努力著。
這部作品從不為了說服你要原諒誰、去告訴你一定要挺死或是廢死，它只是想讓你明白：有些悲劇，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一段時間的累積、許多問題集結而成，但也希望你明白，即使你現在的處境很糟糕、很痛苦，也總會有好起來的一天。
原不原諒、能不能釋懷，從來就沒有唯一的解答。
而那些你以為的怪物，可能也曾經只是想被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