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能終結貪腐嗎？從演算法揪弊案，深度解析台灣的AI治理之路
隨著賴清德政府高舉「行動創新AI內閣」的大旗，「AI力即國力」成為台灣最受矚目的政策關鍵字。然而，這股力量的真正意義是什麼？除了產業發展，AI究竟能為台灣的民主治理帶來什麼實質改變？
本篇文章將進行一場大膽的思想實驗，聚焦於一個最核心、也最貼近民眾感受的議題：反貪腐。我們將深入探討，如果讓一個全知全能的AI系統來監督政府，它能否揪出台灣近年幾起重大弊案？它無可比擬的超能力與無法迴避的根本極限又在哪裡？
從這個核心叩問出發，我們將完整解析台灣政府當前的AI戰略藍圖、盤點具體應用，並將其與中國以「社會信用體系」和「天網工程」為代表的威權AI模式進行深度比較，最終擘劃出台灣在這場全球科技競賽中，應如何堅定地走出自己的路。
第一章：廉潔的機器？AI反貪腐的思想實驗
設想一個由人工智慧主導的政府監督系統，其核心並非一個有自我意識的AI總統，而是一個為實現高效、透明與廉潔治理而設計的精密演算法。此系統旨在克服人性治理中固有的弱點，如偏見、裁量權濫用與監督延遲。它的運作將基於以下幾項核心原則。
AI肅貪的五大原則
- 絕對的規則一致性 (Absolute Rule Consistency): AI系統將以絕對中立的態度執行所有既定法律與規範 。無論是《政府採購法》中的利益衝突迴避條款，或是公務員倫理準則，系統都將不帶任何偏見、不受任何政治壓力或人情關說影響，對所有案件應用相同的標準 。這意味著，規則的執行將不再有模糊地帶或例外空間 。
- 全面的數據整合 (Comprehensive Data Integration): 系統將即時整合並交叉比對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的龐大數據庫 。這包括公司登記資料、金融交易紀錄、公共採購標案數據、公職人員及其親屬關係檔案、司法判決歷史等 。透過打破「資訊孤島」，系統能建立一個全景式的治理視圖，使隱藏在不同數據集之間的關聯性無所遁形 。
- 即時審計與異常偵測 (Real-Time Auditing and Anomaly Detection): 傳統的監督機制多為週期性或事後審查，給予不法行為可乘之機 。AI治理系統將轉變為持續性的即時監控模式，每一筆重大資金流動、每一項合約的簽訂、每一次行政許可的批准，都將被即時分析 。任何偏離正常模式的行為，例如不尋常的資金轉移、違反常規的採購決策，都將觸發即時警報 。
- 預測性風險評估 (Predictive Risk Assessment): 系統將利用歷史數據，學習和識別貪腐案件的共通模式 。例如，分析過去弊案中涉及的人員網絡、交易特徵與決策流程，建立風險預測模型 。這使得系統能夠在弊案發生前，就標示出高風險的個人、標案或決策情境，從而被動監督轉為主動預防 。
- 不可變的決策紀錄 (Immutable Logging): 所有關鍵的政府決策、資金撥付與行政審批流程，都將被記錄在一個類似區塊鏈技術的、無法竄改的分散式帳本上 。這確保了每一項決策都有清晰、可追溯的軌跡，從根本上杜絕了事後掩蓋或推諉責任的可能性，實現了完全的究責性 (accountability) 。
當AI廉政官回看台灣重大弊案
為具體說明上述原則的應用，我們將幾起近年備受矚目的治理爭議，置於AI的審計框架下進行分析。許多弊案的根源在於資訊不對稱與監督流程的延遲，而這正是AI驅動的即時審計系統所能精準打擊的弱點 。
案例解析一：國策顧問涉百億軍服採購弊案
- 人為系統失靈點：此案的要害在於明顯的利益衝突與延遲發現。國防採購案的評選委員，在得標廠商確定後，竟獲聘為該公司的獨立董事，此舉嚴重違反《政府採購法》旨在防止利益輸送的精神 。整個弊案的揭露仰賴立委爆料與媒體報導，而非內部監督機制即時發現，顯示出監督的滯後性 。
- AI系統介入機制：一個「即時利益衝突引擎 (Real-Time COI Engine)」將會這樣運作：在投標結果公佈的瞬間，AI系統會自動將得標廠商的董事、監察人及主要股東名單，與該標案所有評選委員及其二親等內親屬的資料庫進行交叉比對 。一旦發現任何符合法律定義的利益衝突，系統將立即生成一個不可覆蓋的紅色警報，並自動凍結該採購合約的簽署程序，直到衝突問題得到合法解決。同時，AI亦會根據國防部內部軍品採購流程規範，審計整個招標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 。
案例解析二：台鹽綠能光電弊案
- 人為系統失靈點：此案涉及公司高層與下游廠商勾結，利用了再生能源案場開發審核流程的複雜性與資訊不透明進行掏空 。犯罪者透過文件抽換與關說，規避嚴格審查，獲取高達數十億的非法利益 。整個審批鏈條的冗長與分散，為內部人員的上下其手創造了條件 。
- AI系統介入機制：一個「多層次專案廉正監控器 (Multi-Layered Project Integrity Monitor)」將會啟動。首先，所有光電案場的申請文件與審批流程完全數位化，任何文件的修改、提交或審批，都會留下不可磨滅的時間戳，AI會即時標記任何不合常規的程序變動 。其次，系統會持續監控台鹽綠能及其承包商之間的資金流向，任何異常的大額資金轉移都會被標記為高風險交易。最後，AI會將案場的土地使用分區申請，與國土測繪中心的全國土地資料庫進行即時比對，自動驗證其是否符合農地使用規範 。
案例解析三：如興案坑殺國發基金
- 人為系統失靈點：此案暴露了政府在進行重大投資決策時投資審議失靈與對財務詐欺的無力。國家發展基金（國發基金）基於如興公司提出的不實增資計畫與虛假財報，投入近15億元，最終導致超過11億的鉅額虧損，核心問題在於缺乏獨立、深入的盡職調查能力 。
- AI系統介入機制：一個「預測性金融詐欺偵測器 (Predictive Financial Fraud Detector)」將發揮作用。AI不會僅僅採信企業提交的財報，它會整合多維度數據，如海關進出口紀錄、供應鏈物流資訊、工廠用電量、甚至是廠區的衛星影像，來建立一個該公司營運狀況的「數位分身」（Digital Twin） 。系統會持續比對企業的官方財報與其「數位分身」的預測營運數據，若兩者出現重大且無法解釋的偏差（例如財報顯示營收大增，但出口數據與工廠活動卻持平），系統將立即判定為高度財務詐欺風險，並建議凍結投資審議程序，啟動深度查核 。
演算法廉正的極限：AI無法取代的民主價值
儘管AI在提升治理廉潔度方面展現出巨大潛力，但將其視為解決所有治理問題的萬靈丹，則是一種危險的簡化 。演算法治理存在其根本性的極限，這些極限恰恰突顯了人類判斷與民主程序的不可替代性 。
- 「垃圾進，垃圾出」的困境：AI系統的分析品質完全取決於其所餵養的數據品質 。如果數據從源頭就被系統性地偽造，AI的判斷就會失準 。
- 「規則」與「正義」的兩難：AI的核心優勢在於其對規則的絕對執行力，但這也正是其最大的弱點 。AI只能執行被寫入程式碼的規則，它無法判斷一條規則本身是否公平、正義或合乎時宜 。例如近期台灣政壇的國會職權修法爭議，這是一個深刻的政治與憲政層次的爭議，AI無法對此做出裁決，因為這並非「合規性」問題，而是根本的「政治哲學」問題 。
- 倫理灰色地帶與未知的漏洞：現實世界充滿了法律條文未能預見的全新情境與倫理困境。在這些灰色地帶，人類的判斷、同理心以及對立法精神的詮釋變得至關重要 。
- 演算法不透明與偏見的威脅：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誰來編寫AI的程式？」 。AI的演算法可能內嵌其開發者的價值偏見，或因訓練數據的偏差而產生歧視性結果 。如果政府的決策過程變成一個公眾無法理解、無法挑戰的「黑箱」，這將催生一種全新的、更隱蔽的權力形式 。
- 民主正當性的永恆需求：歸根結底，治理不僅僅是一個尋求最優解的技術問題，它更是一個需要取得公眾同意、進行政治協商、並由人類領袖承擔最終責任的過程 。
因此，AI的最佳定位是一個強大的治理工具，用於輔助、監督和強化民主程序，而非取代一個由民選代表組成的合法政府 。
第二章：台灣主權AI軌跡：政策、進程與實踐
台灣的國家級AI戰略，並非僅停留在口號層面，而是由法律、技術、資金與人才四大支柱共同構成，其核心目標是建立一個既能促進創新，又能保障公民權利的**「可信賴AI」**生態系 。
法律基石：《人工智慧基本法》
台灣政府正積推動制定《人工智慧基本法》，此法案被定位為一個確立原則、指導方向的框架性法律 。其立法精神深受歐盟等民主政體的影響，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 。草案揭示了尊重人權、保護隱私、透明可解釋、公平無歧視、問責制等七大指導原則 。同時，法案計畫引入風險分級管理框架，對醫療、交通等高風險領域的AI應用進行更嚴格的監管 。
主權技術：TAIDE模型
面對全球大型語言模型（LLM）的發展，台灣催生了「可信賴人工智慧對話引擎」（TAIDE）計畫，這是一項具有深刻戰略意涵的「主權AI」工程 。發展TAIDE的核心動機，防禦上是為了降低對外國模型的依賴，抵禦潛在的認知作戰與假訊息滲透 ；建設上則是作為基礎平台，支持公私部門開發符合台灣文化、法律與社會需求的應用 。
資金與制度承諾
為確保AI戰略的落實，政府已投入大量資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是核心推動部會，在2025年的科技預算中，AI領域獲得了94億新台幣的經費 。此外，一項長達十年、總預算高達3000億新台幣的「晶創台灣方案」，其核心是將台灣全球領先的半導體硬體製造實力，與AI軟體及系統的發展緊密結合，打造發展「主權AI」所需的強大算力基礎設施 。
AI在行動：當前的公共部門應用
台灣政府對AI的應用已從理論走向實踐：
- 打擊詐欺（智慧警政）：面對日益猖獗的詐騙犯罪，「打詐4法」被列為最優先法案之一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已運用AI技術，每日自動偵測上萬筆網路上的詐騙廣告與釣魚網站 。為兼顧辦案效率與個資保護，刑事警察局正研發「地端」（on-premises）AI系統，在不將敏感個資上傳的前提下，分析數據以識別潛在的詐騙模式 。
- 提升司法效率（司法AI）：為緩解司法體系的沉重負擔，司法院已開發AI量刑資訊系統，該系統能分析過往大量的判決書，提供類似案件的量刑分布數據，作為法官裁量的參考，以提升量刑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 。
- 促進公共衛生（智慧醫療）：因應高齡化社會，國科會將大力推動「在宅醫療」，讓病患可在家中透過視訊看診，由AI系統即時分析生理數據並輔助遠端醫師進行診斷 。同時，政府規劃建置「大健康數據雲端服務系統」，整合健保資料與基因數據，打造精準醫療的數據基礎設施 。
第三章：兩種體系的故事：台灣的民主AI與中國的威權AI
在全球AI競賽的浪潮中，台灣與中國大陸正沿著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前進 。這不僅是技術策略的差異，更是兩種治理哲學與社會願景的根本分野 。
治理哲學的分野：工具 vs. 主宰者
兩種模式的根本差異，在於對「AI與國家關係」的定位 。
- 台灣模式（AI作為工具）：在台灣的政策論述與法律設計中，AI被清晰地定位為一個輔助性工具 。其目標是為了增強人類的能力、提升政府的透明度、改善公共服務，並最終賦權於公民 。其法律框架的核心精神在於保護公民免於國家權力可能因AI而產生的過度擴張 。
- 中國模式（AI作為主宰者）：在中國的治理實踐中，AI被視為一種強大的國家治理工具 。其首要目標是確保社會穩定、強化意識形態一致性，並鞏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 。其法規的核心在於賦予國家權力以控制公民，透過對內容、平台與演算法的嚴格監管來實現這一目標 。
中國AI驅動的國家治理剖析
中國的AI治理是一個由監控基礎設施、社會行為準則與行政效率工具深度整合而成的龐大生態系 。
- 社會信用體系 (社会信用体系)：這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社會工程系統，旨在利用大數據與AI對所有公民和企業的行為進行量化評級與引導 。該體系整合了政府行政記錄與商業平台用戶數據 。高分者可以享受優先醫療、租車免押金等便利；而低分者，即所謂的「失信被執行人」，則會面臨嚴厲的懲罰，包括被禁止購買高鐵票和機票、子女無法就讀優質私立學校、甚至在公共場所被公開示眾其個人資訊，以此達成社會羞辱與行為約束的效果 。
- 控制的基礎設施：「天網工程」與「智慧城市」：這是中國建成的全球最大規模的影像監控網絡，部署了數以億計的監視器，並與先進的人臉辨識技術相結合 。官方宣稱其主要功能是打擊犯罪，但大量證據表明，該系統也被廣泛用於監控政治異議人士、人權律師以及特定少數民族，實現政治維穩的目的 。
數位岔路口：問責制方向的根本倒置
將兩種模式並列比較，其在根本目標、法律基礎、數據治理、公民角色及透明度方面都存在深刻分歧。但最核心的差異，在於問責制的方向截然相反 。
- 在台灣的
民主模式中，AI被期望成為一種工具，使政府對公眾更加負責（例如，透過AI反腐敗）。問責的壓力是由下而上，從公民流向國家 。 - 在中國的
威權模式中，AI則是一種工具，用來使公眾對政府更加順從（例如，透過社會信用體系懲罰不符合規範的行為）。問責的壓力是由上而下，從國家施加於公民 。
這個問責向量的根本倒置，決定了兩種模式對個人自由、隱私權與國家權力邊界的截然不同的態度 。
第四章：戰略要務與未來展望
台灣與中國在AI治理模式上的競爭，已不僅是技術路線的選擇，它實質上是全球民主與威權兩種意識形態鬥爭在數位領域的縮影 。對台灣而言，成功地建立並實施一個可信賴、尊重人權的AI治理框架，是一項關乎國家安全與主權的關鍵戰略 。
為確保台灣在這條正確的道路上穩步前行，並將「AI力即國力」的口號轉化為實質的民主韌性，以下四點戰略建議至關重要：
- 加速完善法律框架，建立公眾信任：應盡速完成《人工智慧基本法》的立法程序。一部清晰、以權利保障為核心的根本大法，能為產業發展提供穩定的法律預期，更能向公眾展示政府負責任的態度，從而建立社會信任 。
- 優先推動高影響、低風險的示範應用：在AI公部門應用的初期，應策略性地選擇那些能帶來顯著效益，但對公民自由風險較低的領域作為突破口，例如利用AI優化城市交通號誌、提升氣象預報精準度等 。這些成功案例將逐步累積民眾對AI治理的信心 。
- 深化「全社會」的協力模式：AI的發展與治理絕非政府單方面的任務。政府應建立更制度化的平台，深化與科技產業、學術界以及活躍的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讓社會各界都成為AI治理的參與者與共創者 。
- 啟動全國性AI素養教育運動：政府必須投入資源，展開一場全國性的AI素養（AI Literacy）教育運動，用淺顯易懂的方式揭開AI的神秘面紗，說明各項安全保障措施，並教導公民如何辨識深度偽造內容。唯有賦權公民，使其成為具備批判性思維的知情參與者，台灣的AI轉型之路才能走得穩健而長遠 。
結論：將「AI實力」重新定義為「民主實力」
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而言，「AI實力」意味著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 。
然而，對於像台灣這樣的民主政體，真正的「AI實力」必須被賦予截然不同的定義。它不應是控制人民的力量，而應是強化民主制度的力量 。這種力量體現在：
利用AI的即時審計能力，讓貪腐無所遁形，從而提升政府的廉潔度 。
利用AI的數據分析能力，優化資源配置，讓公共服務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從而增社會的福祉 。
利用AI的透明化潛力，將政府決策過程攤在陽光下，讓公民能夠有效監督，從而鞏民主的問責制 。
最終，透過建立一個可信賴、以人為本的AI治理模式，來贏得並深化公眾對民主制度的信任 。
歸根結底，台灣在AI時代的最大國家利益，並非追求與威權國家在監控技術上進行軍備競賽，而是要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
台灣的目標，應是向世界證明，人工智慧最強大的應用，不是用來打造一個更有效率的牢籠，而是用來加固一個更具韌性、更值得信賴的民主家園。這，才是台灣「AI力即國力」的真正意義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