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把一個亂糟糟的系統整理的井然有序反而會毁了這個系統？
即便初衷是出自善意卻仍然產生毀滅性的結果？
有沒有可能雜亂不堪的部分才是這個系統的生命泉源，越是整理，越是抹去其生存與成長的能力？
James Scott 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揭示了一個弄巧成拙的結構性問題。
作者提出，當國家主導的社會工程在滿足以下四個條件時，會帶來災難般的結果：
- 對自然與社會的行政秩序擴張
- 高度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
- 威權主義的國家
- 無力反抗的人民
這邊概述書中的兩個案例，分別是 1765 至 1800 年間普魯士與薩克森實行的科學林業，與 1970 年間坦尚尼亞的烏賈馬造村計劃。
科學林業
森林長久以來提供了人類多項資源，燃料、建材、家具、食物、飼料、製藥、製革，無處不在。但在統治者的角度，森林的價值收束到一個指標：可開採的木材收益。
為了能有效的管理收益，國家勢必要對森林進行抽象化。植物被區分為「作物」與「雜草」、動物不是「獵物」就是「害獸」。在視角之中無法對收益有幫助的部分都被視為多餘、該被排除。
1765 年前後，林業官僚為因應木材短缺的問題於普魯士和薩克森地區實行科學林業，目標是盡可能地持續產出最多的木材。灌木叢或產木效率較低的樹木被清理，物種迅速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單作種植的標準樹，以整齊劃一的種植在林場中。這種方式帶來行政上極大的方便，越是一成不變，所需要的管理也就越少。選用產木效率最高的品種，預期的產量也就越大。
第一輪的成果是顯著的，林場產出瞬間扭轉了木材缺乏的困境。德國的科學林業也因此成了世界的標竿。但由於樹木的生長週期為數十年，惡果一直到了一世紀後才浮現。首先是單作種植的林場無法應對變化萬千的自然氣候、疾病與蟲害。原本森林周遭的村莊更是失去了木材、食物、藥材的來源。而原始森林生態系所產生的肥沃土壤，在生態被破壞後得不到補充，之後的木材產量反而比不上原本森林能提供的產量。
造村計畫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 1970 年代的坦尚尼亞。坦尚尼亞於 1964 年建國後第一任總統尼雷爾為了擺脫殖民統治遺留的經濟結構、實踐獨立自主和社會主義理想，提出了烏賈馬村莊計畫，試圖以村落為基礎的模式達成以上的效果。
在尼雷爾的設想中，將農民集中至村莊可以更有效的提供民生服務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並且提倡社會主義，避免人剝削人的情況。他也告誡官員要以鼓勵而非強制的手段讓農民搬遷。然而計畫實際執行卻普遍受到抵制。
坦尚尼亞的大部分農民分散在行政秩序不及之處，只有不到一成的農民集中在氣候適合種植經濟作物的高原中，其他九成以上散佈各處從事自給自足的輪耕、混作與放牧。造村計畫不僅是要農民搬遷至政府指定的位置，從建造房舍、分配農地到種植作物都在官員的規劃下。然後在官僚體制的作用下，這些規劃似乎比起經濟效益更在意行政效率。新的村莊選址坐落在幹道旁的空白區塊，離柴薪和水源都十分遙遠。農地被切分成棋盤式的方格，作物被要求進行單作種植。這些標準化的做法讓官員能更方便的監管，卻忽略農民實際的耕作所需、生活型態、宗族關係。
由於計畫進展緩慢，在1973 年底後尼雷爾更是一反過往和平的做法，下令強制造村。最終造成超過五百萬人口被迫遷移到不熟悉或根本不適合種植的地方，部分舊房舍遭到拆除甚至燒毀，過程中抵抗的人民遭到拘留與毆打。舊有的農業秩序被破壞，新的村落模式達不到承諾的效果，農業生產力大幅下降，甚至發生糧食短缺危機。
原因
作者解釋道，國家為了能提升效率或甚至是更有效地榨取，無可避免的要提升「可辨識性」。無論是自然或社會資源都必須被系統化的記錄在案、含括進國家的範圍內，只有在監管下這些資源才能夠被其利用。
再者，這些系統的規劃者出自高度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科學與技術的盲目相信，試圖將過於簡化的設計套用在複雜的生態系上。而過程中也忽視了第一線的具體實踐，在科技的大旗下，傳統不僅被視為無知、反理性，更是需要被否定的存在。
最後加上失衡的權力結構，單向、自上而下推行的改變無法接納底層的聲音，底層的反抗也不俱力道，終究產生毀滅性的結果。
個人感想
「繁榮是生長出來的」，透過自下而上的在地實踐、互動、磨合，才能長出豐盈、有韌性的系統。試圖以中心化的設計來改變複雜系統，很可能高估了技術的能力最終適得其反。這讓我想到《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兩本書出發的角度雖然不一樣，但最終都導向了一樣的結論。
在作者的層層引導下，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案例的病灶都在於傲慢。權力與技術讓那些領導者忽略了原生自然或社會系統才是用生命和時間不斷地迭代出來的。也許它們不是以邏輯的方式進行推導和演算，但都是扎扎實實的實驗結果。這本書警惕著我們試圖改變複雜系統時，記得動作小一點、多觀察一下、給事物保留成長空間並親身實地的面對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