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沈怡昕 劇照/ifilm 傳影互動 當 IndieWire 影評 David Ehrlich 用尖酸的口吻說:「是枝裕和甚至沒給我們繩子讓我們把自己吊死。(Kore-eda never gives us enough rope to hang ourselves.)」我想到羅伯.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最後一部作品《金錢》(L'argent, 1983)。布列松在監獄裡的那一幕,讓死囚獨坐獄中不給他繩子上吊,一束光從高窗落下。布列松讓死囚荒謬地出獄了,卻讓他再次犯罪入獄。是枝裕和的《第三次殺人》(三度目の殺人)在威尼斯影展首映後評價慘烈,影評認為這部談論死刑的電影,雖然融合了他擅長的人性切入點,但隔靴搔癢。Ehrlich 更是直接用電影中死刑的意象,諷刺了作者電影中許多讓他尷尬的片刻。然而,這很可能是是枝裕和作者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在討論死亡(或,死刑),又是怎麼將這個主題從具象提升到抽象的層次呢? 其實,這是一部法庭電影。是枝以法庭開庭的過程,及庭間調查、探訪被告的片段,穿插他對家庭倫理、公路電影的持續探索。不一定創新,卻十分飽滿;不一定成功,但絕對奮力嘗試。然而,影片後半段,卻滿是手法稚氣的形上學叩問。顯然,在 Ehrlich、以及為數不少在影展與院線觀賞的歐美(或亞洲)影評心中,他失敗了。勢利而假裝自己是創作者的買家/評論家,用他們自以為是大眾知音的口吻,看待這部不完整的轉型期作品。 先撇開大眾與影評的觀點差異不談,因為顯而易見影評的直覺是對的,這不是一部符合觀眾想像的「是枝裕和」。而他們的見獵心喜,來自於對是枝裕和作者招牌的期待。史蒂芬.史匹柏買下《我的意外爸爸》翻拍版權後,是枝裕和是目前嬴弱的日本影壇,下一個能扛起海內外期待的大師、巨匠候選人。在這種壓力下,是枝裕和不但有應付各種資方和製作方的產量、產期壓力,在品質上更是不能不卯足全力用上他的招牌印記。於是他全部用上了。但有沒有派上用場呢? 我認為這是是枝裕和數個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作品。若一路觀察下來,喜歡是枝裕和的觀眾應該可以感覺出他從早期作品至今的種種變化;若更有心,將他的作品從《我的意外爸爸》、甚至更早的《空氣人形》一路看下來,便可以看出近年在製作格局和製作模式上體制化的軌跡。包括各種類型化、以及合作夥伴的藝術突圍策略之嘗試,並反映在製作成本增加、卡司從藝術片作者班底往 A 咖移動、宣傳在製作早期就進組⋯⋯等等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