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戊戌變法」與成功的「明治維新」：強君做弱VS虛君做實

中日兩國在近代敗於西方後，都不同程度轉而向西方學習，先後致力於政治變革以強國強兵。但因兩國當時的政治結構相差很大，相同的政治結構目標因起點不同，自然變革過程不同，也很大程度導致成敗殊異。

日本的「明治維新」率先以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為政治變革目標。所謂「君主立憲制，就是君主在憲法下行使權力。以區別于君主權力不受限制或少受限制的君主制。「君主立憲」不能理解為由君主來制定憲法，而是君主之外的其它群體，貴族或人民為君主和國家制定憲法。「君主立憲制」又分為「二元制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君主立憲制」。前者君主親政，與議會或政府分割國家權力。不同國家不同階段，君主和議會或政府所掌握的權力不同；後者君主不親政，僅是象徵性的國家元首，權力全部掌握在議會或政府手中。

當時，英國已演變為「議會制君主立憲制」，德國則是「二元制君主立憲制」。在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力主下，日本最後決定仿照德國制定了《大日本帝國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以德意志帝國憲法為藍本，賦予了天皇很大的權力，包括立法、解散議會、統率海陸軍。從而將地方權力集中到了國家層面，並由天皇和政府內閣分割。而維新前，天皇是「虛君」，沒有任何權力，只是國家形式上統一的象徵；幕府將軍掌管國家權力，眾多藩主各行其是，是一個權力分散的政治結構。因而，對日本而言，「君主立憲制」是將「虛君」做實。

而對中國「以日為師」的「戊戌變法」和後來的「預備立憲」而言，「君主立憲制」則是將「強君做弱」。中國早就是「大一統」郡縣制，權力本來就集中在國家層面。在制度上不需要像日本那樣將分散的地方權力轉為集中到國家。而在國家層面，皇帝又擁有全部的權力，幾乎不受任何限制。所以，對中國而言，「君主立憲」就是削弱皇帝的權力並以憲法予以限制，是「強君做弱」。

但不巧的是，當時清朝已進入王朝末期，內有「太平天國」的大折騰，外有西方列強的敲打和甲午戰爭敗於日本。朝廷的權力下降了，地方擁有了較大程度的自主權，也呈現出權力分散的格局。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又是實際的最高權力者，光緒皇帝作為正主也是個「虛君」。所以，以當時的政治態勢來看，而不以政治制度來看，中國搞「君主立憲制」也具有集中地方權力和加強君主權力的作用。

對日本而言，「君主立憲制」是加強國家和君主的權力，而對中國而言，「君主立憲制」則是削弱國家和君主的權力。維新派和立憲派提出「以日為師」，則混淆了政治制度和政治態勢的區別。自然政治進程和結果都不相同。

一般而言，「君主立憲制」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民族單一；二國家小；三君權神授。日本天皇自帶神性，被日本人認為是天照大神的後代，而天照大神是日本神道教中最崇高的神。歐洲君主則要被基督教會承認才具有合法性。教會即限制了君權又保護了君權。在日本和歐洲君主制國家，即便貴族或大名的權勢超過了天皇或君主，也無法取代天皇或君主。所以，日本天皇能夠萬世一系；而歐洲的君主承襲也非常穩定。

而中國顯然不滿足前兩個條件。而且，中國的皇帝或最高權力者被認為是「天子」，由天授命。但「天命」本身則需要由實力來證實。所謂前朝「命數已盡」與新朝「天命所歸」是由實力來判定的。所以，中國的「君」一定會是「實君」和「強君」，「虛君」和「弱君」立不住；也沒有價值，不能給國民提供一種超越世俗的精神寄託。三個條件都不滿足，當然搞不成。

2018年12月17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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