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中國先秦所有思想流派共同默認的前提，不必明確指明。無論是法家、儒家、道家還是其它流派，都是基於這一前提來展開他們的論述的。在中國人的自覺意識和潛意識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簡直就如幾何公理那樣天經地義，不言而喻。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各種原創思想的大爆發期，也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從封建制轉向郡縣制的過渡期。面對春秋戰國禮樂崩壞，征伐不止，戰亂頻發的局面，道家的方案是回到小國寡民的狀態，以降低社會組織化程度和生產水準來獲得社會的安寧。法家則主張以暴力手段來加強最高權力，建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來建立社會秩序。而儒家則一門心思想要克己復禮，想要恢復舊時的禮儀制度。由於儒法都極力爭取遊說諸侯，獻計獻策；主張又大相徑庭，兩派的衝突尤其激烈。不僅在言語上相互攻訐，而且還在政治鬥爭中相互排斥甚至迫害。孔子和孟子都是非常反感法家的，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行」；而法家更是猛烈地攻擊儒家，韓非子就說「儒以文亂法」，李斯更是攛掇秦始皇「焚書坑儒」。
道家的主張顯然與「大一統」背道而馳，儒家也昧於大勢。而法家強化中央集權的思想取得了勝利。分封制是適應地多人少的一種政治結構。作為周天子，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他要直接管理所轄的領土顯然有些力不從心。因而將其領地分封給諸侯管理，而諸侯尊其為共主並上貢就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諸侯又再分封下去。這樣就形成了天下、諸侯國，邑和家的層級結構。每個權力層級都有治權，有獨立的運作空間，像個俄羅斯套娃。在地多人少的情況下，這個結構是穩定的。但當生產發展了，人口增多了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念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就變得不穩定了，便會有無休止的爭鬥。在這種情況下，統一是避免打鬥的唯一辦法。金字塔似的權力結構才是唯一穩定的政治結構。但法家思想在成功地推進和實現中央集權後，就迅速地喪失了主導地位。秦的暴虐使其迅速滅亡。漢在初期的採用了黃老之學，主張讓國民休養生息。而擯棄了法家思想，但卻保留了法家的郡縣制。由於中央權力控制力尚不足，同時輔以分封制。到了漢武帝，在董仲舒的鼓動下，又擯棄黃老之學而「獨尊儒術」。其實儒家並不反對中央集權，也是強調等級制的，只不過反對「犯上作亂」，想要維護等級制度一成不變。一旦新的等級制度建立，儒家也是樂觀其成的。對於儒家來說，法家打造的郡縣制這一巨大的軀殼給他們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而皇帝也發現，由儒家的「仁義」和「忠孝」思想來填充這個軀殼，對他們的統治更有利。這樣一來，由儒家思想來主導法家打造的郡縣制就綿延了兩千多年。金字塔似郡縣制的上部是等級式的官僚體制，朝廷位於最上層，而皇帝位於金字塔的頂點。眾多的宗法家族則位於金字塔的底部，支撐起上部。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大多是這個金字塔的墊石，或成為它的支撐件，填充物或附著物。中國歷史不過就是不斷重複著這個故事：努力建造一個金字塔似的權力結構而且越造越大，垮了重造，樂此不疲。
儒家提倡「忠孝」，「忠」和「孝」的關係是這樣的：一個人首先要做到孝。孝是忠的初級階段、成長階段和試金石。一個人不能盡孝，那肯定不能盡忠。當一個人由盡孝發展到盡忠，盡忠就超越了盡孝。《孝經》中說：「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是忠之始，忠是孝之終。個人應當以事親那樣事君。儒家將子女基於血緣關係對父母的服從放大到國民對君王的服從，這被稱之為「家國同構」。所謂「父為家之君，君為國之父」。
郡縣制有兩個政治結構。一個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家族，一個是以皇權為最高權力的官僚體系。皇權通過郡縣的行政體系而到達縣。在縣以下鄉村，則由宗法家族權力來支配。與分封制相比，郡縣制的權力顯然更為集中，分封制下的「國和家」都不存在了，只存在「天下」和「家族」兩個政治領域。國民受到兩個政治權力的管轄，而維護儒家「忠孝」思想的讀書人進則成為官僚體系的一分子，退則棲身于宗法家族之內，成為溝通和調和兩個政治結構的橋樑。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
因而，正是儒家的「家國同構」的忠孝思想延續了法家打造的郡縣制，支撐起了「大一統」。中國皇權專制，常被說成是「儒外法裡」，其實不準確。儒家不僅為皇權專制提供「以德治國」的手段，更為其提供了合法性和法理依據。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說，「唯天子受命于天」，宣稱天子是受上天所命來統治臣民；《尚書•洪范》說，「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直言天子為民之父母。《禮記•中庸》說「子庶民也」，宣揚君王會愛民如子。而法家僅提供了以懲罰為主獎勵為輔的治國手段。只能說，就手段而言，是「儒外法裡」。顯然，儒家對維護皇權專制的作用更大。光靠法家的，郡縣制的「大一統」無法維持，必然塌陷。而有了儒家提供合法性和洗腦，大部分臣民就心甘情願地服從皇權統治，只有少數桀驁不馴的梟雄和流民才敢「犯上作亂」，皇權專制才能實現階段性的穩定和持續。但儒家對皇權的規勸是非常微弱的，不能制約皇權走向徹底的腐敗和暴虐，皇權專制最終仍不免覆滅，逃脫不了歷史迴圈的宿命。
近代中國為應對西方的挑戰，精英和大眾逐步形成了進一步加強和集中國家權力的共識，以凝聚全社會資源，集中統一支配來強大國家。這一共識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初步形成，最終通過引進列寧式的政黨作為組織工具而得以完成，建立起以党治國的「党國制」。中共打敗國民黨也正是因為它比國民黨更有凝聚力。國民黨改組為列寧式政黨半途而廢，沒有打一開始就是列寧式政黨並不斷清洗的共產黨有凝聚力。
中共建政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從歷史的延續性來看，都是在完成「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任務和開啟的歷史進程。宗法家族權力結構的消解自「五四新文化」始，到「土改」而完成。党國制下，宗法家族不復存在，鄉村士紳在「土改」中被作為「地主階級」而被打倒，從而將政權末梢延伸到農村基層，建立起農村基層政權。通過「延安整風」和「反右」，知識份子不再擁有社會價值的解釋權，党的領袖擁有的自己創立或命名的思想體系，可以完全由自己解釋。從而實現了「君師合一」和「政教合一」。
党國制借助于更先進的通訊交通手段和更強大的組織體系，具有比皇權專制強大得多的動員社會和控制社會的能力。然而背後仍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念在發揮作用。「家天下」轉化為「黨天下」，過去，天下歸皇帝所有，現在天下歸黨組織所有。但過去皇帝能支配的資源有限；而現在則可以支配國家的所有資源。有所變化的是，權力繼承不再以血緣為標準，而以加入組織獲得身份為標準。雖然親緣仍發揮著強大的作用，然而在同是權力的私相授受下，党國制轉為「傳賢」優先於「傳子」。党國制的官僚集團也比皇權專制的擴大了，吸納了更多的社會精英，選撥制也比科舉制更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但卻沒有科舉制公平。
如果說郡縣制是「家國同構」，那麼党國制就是「家國一體」。企圖將整個國家打造成一個大家庭。雖然它不可能完全實現之，但它有這樣的衝動，並曾在一定程度上短暫實施過。在人民公社時期，家庭關係被極大地弱化。集體勞動，集體吃大食堂，集體學習、受訓和娛樂等。中共革命和建設中的許多政治話語，如「革命大家庭」，「階級兄弟」，「以廠為家」，「舍小家，顧大家」，都具有儒家血緣家庭和親疏有別的底色，從之轉化而來。階級鬥爭理論實際上是將過去以血緣來「分親疏」轉化為以階級成分來「分親疏」。是工農階級成分，加入了革命隊伍，就成了「革命大家庭」的一員，是革命同志。党的領袖則是大家庭的大家長，因此黨員群眾應當服從黨及党的領袖的領導和指揮。
中共一方面宣稱領袖是「人民的兒子」，官員是「人民的公僕」。這兩者分別是「君為民之父」和「代天子牧民」的反轉。但同樣都是以親緣關係綁架感化馴化民眾，而前兩者比後兩者更容易麻痹民眾；另一方面又宣揚「黨的恩情比天大」，「爹親娘親不如党的恩情深」，比「君為民之父」更進一層。總而言之，党國制是郡縣制的升級，「家國一體」是「家國同構」的變體和升級。党國制之於郡縣制，更加「大」更加「一」更加「統」。
2018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