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宗教是中國「大一統」集權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中國確實是一獨特的存在。與其它國家相比，有著一些顯著的不同。首先，自秦統一中國後，中國就形成了一個「大一統」的歷史傳統。儘管由於王朝腐敗而多次分崩離析，但又奇跡般地重新建成「大一統」，而且體量越來越大；其次，中國是一個文化單體。如果不考慮周邊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曾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那麼，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的覆蓋範圍基本上就等於國家的疆界。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範圍內只存在一個國家。這與西方文化範圍記憶體在多個國家不同。文化的傳承與政體的延續高度重合。中國既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大的文化類別。

所謂「大一統」，「大」好理解，而「一統」則不僅僅是各地方從屬於朝廷或中央政權，而且指各地方受朝廷的直接管轄，地方缺乏治權；同時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和文化上，各地追求和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大一統」在中國表現為秦之後的「郡縣制」和現今的「党國制」。後者比前者程度更高。而之前的分封制則不是大一統，諸侯國僅在名義從屬於周天子。諸侯擁有實質性的治權，對諸侯國的治理不受周天子的干涉，只要合符周禮就行了。

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中寫道，「在中國，與文化同一性一樣重要的是，各時期都存在著驚人的政治上的統一。這一點在相當大程度上可解釋為：是由於中國文明，這個唯一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偉大文明，具有獨特的現世主義」。中國的佛教和道教都是主張遁世的，不介入世俗政治。同時缺乏有效的組織，廟宇和道觀也大多遠離人群。而基督教則是入世的，有教會組織，介入世俗政治。教堂則一定要建立在社區之中。總的說來，中國「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是成立的。這也確實是中國「大一統」形成的主要原因。

首先，缺乏宗教精神，使得中國人缺乏對精神世界和彼岸的追求，價值取向完全是世俗的。將追求現世的功名利祿，追求權力和財富作為人生的價值和目標，將國家當成目的和信仰。於是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追求權力和財富的世俗活動上，而對探求真相，追求真理不感興趣。特別是對權力越來越大的追求，導致了權力管轄範圍的擴大和程度的加深。相反，基督教將國家當成工具，世俗生活只是肉身的需要，而精神生活才是目的，超越於世俗生活之上。

其次，沒有宗教和超越世俗政體的宗教組織，就缺乏對世俗政體的制衡作用。對此，斯塔夫裡阿諾斯說，「因而，存在于歐亞其他文明中的教士與俗人之間、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巨大分裂，在中國是不存在的」。這就讓中國的「大一統」政權在歷史上能夠不斷擴大。

進而，由於沒有神權的制衡，世俗權力獨大，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為中國最高的政治準則。在這個政治準則保持不變的條件下，隨著技術的進步，最高權力所能直接控制和支配的範圍不斷擴大，深度不斷延伸，從而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分封制升級到郡縣制，又從郡縣制升級到党國制。分封制下，並非天子不想直接控制天下，而是由於缺乏相應的技術手段，只能採用分封諸侯的方法。而隨著技術的發展，皇權專制就能將直接管轄權擴展到縣一級；而到了近現代，「家天下」的皇權專制所能支配的國家資源已不能應對西方的挑戰，從而又從「家天下」過渡到「黨天下」。通過引進列寧式政黨的組織體系和西方的技術，實現了「君師合一」和將政權延伸到農村基層，從而控制和支配了國家所有的資源，成功地將中央政權軟弱時西方加諸的限制和影響清除了出去，更加強化了大一統的政治傳統。

地理環境可能有一些影響，但非常小。顯然中國人對「大一統」的追求克服了四川盆地的屏障、青藏高原的險難。這些地理上的不利條件都沒有阻擋住中國人追求「大一統」的步伐。語言文字也不是「大一統」的原因。中國形成統一的文字和趨同的語言是「大一統」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當然統一的語言文字進一步強化了「大一統」的趨勢。

2018年12月7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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