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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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光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光州人民是暴徒，還是民主鬥士？當年韓國媒體異口同聲報導光州「共匪暴徒」的聲音外，有一位德國廣播電視聯盟（ARD）記者卻拍攝到了不同於媒體所說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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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以為平凡的日子與遙遠的戰地毫不相干，直到在圖書館借閱這兩本日記：王國春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與洪上凱的《加薩日記》，才發現不論是台灣街頭奔走的計程車司機，還是加薩戰地裡的無國界醫師，他們都用真實的眼睛看見了這個世界最真誠、最脆弱也最堅強的模樣。
曾遭人為埋沒的光州運動，朴贊郁未在電影裡明說，而是將那些抗爭的、流血的、哭泣的、堅定的、死亡的人們安放於背景，用自己的方式持續發聲，而當代許多的韓國電影／書籍／攝影作品中，也不乏有創作者透過藝術，來重返這段（不）存在的歷史，一次又一次地回頭，從國族歷史的暴力中探尋自由的邊界，並向未來的正義持續探問。
2017年，《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在韓國上映，成為韓國影史上首映關影人數最高的電影，並在釜日電影獎、亞洲國際電影節榮獲獎項。次年，美國推出了《幸福綠皮書》，同樣以不錯的票房斬獲奧斯卡最佳影片。兩部電影都取材自該國的一段歷史時期，用一名司機與一名議題關係人的方式，將我們引入導演團隊想要討論的議題。
挖掘《寄生上流》這部電影，發現當中涉及韓國文化、社會、歷史的各種面向，此處只能就神話內含做一些分享。本系列文章可能有過度詮釋的可能性。電影涉及主題和隱喻龐大，如有不能窮盡之處還請指教，就不足之處提出建議，讓我獲得更多啟發。那將是上上之流，Respect。
延續前文，編導就角色上的顛倒，不只運用
5/5寄生上流
"好股要一直抱才能感受到它的價值，跟著它的成長一起累積財富，像台積電產業獨占鰲頭，千萬不要認為它現在價格很貴，在十年內你就會發現價值不只是在股價而已。"
本篇介紹了反派和支線的定義，並提供瞭如何去界定反派和支線的規則和條件。作品中的反派必須帶來主角改變的契機，而支線則是輔助主角達成最終目的的具體行動。支線的作用有助於豐富故事內容、加深角色刻畫、增加情節複雜性和提供情感體驗。本文也提供了支線的類型和構建要素，並提供了相關的例子。
我很喜歡以藝術作為歷史載體的作品，無論形式。就像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讓大家再次關注到南韓的光州事件與民主化運動，我也想來分享四首從音樂切入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