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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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閱讀了梁漱溟（1893—1988）的三本著作，分別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下稱《東西》）（1921）、《中國文化要義》（下稱《要義》）（1949）及《人心與人生》（下稱《人心》）（1984）。民國初年是思想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後，再一次在極度動盪（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百花齊放的年代
作者：陳華夫
「現代開悟」並非天人合一，也非明心見性、即身成佛，更不是泰勒博士的涅槃，而是思想家的心靈掙脫確認偏見的束縛後，心靈自由的重組記憶（「腦神經網絡」）中的故事基模後的思想家之洞識。一如孔子所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思考自在。中國理工博士比美國翻了一番，希望也能翻一番中國思想史。
台灣東吳大學的劉保禧教授近年著力研究胡適，關於他的獨見創獲，筆者所知不多，僅從幾個網上媒體的報導及文章中略知一二。今試就所見，略作批判，因劉氏主要透過比較牟宗三哲學以突顯胡適哲學，藉對劉氏的話的批判，對了解胡、牟二人分歧當有助益。
(一)
在＜胡適的反主體性之路 - 從語言改革說起＞，劉氏說：
牟宗
有關錢穆與當代新儒家的分歧，可以從＜中庸新義＞爭議和對《紅樓夢》的評價兩件事上窺見出。
概言之，錢穆「天資太高，個性太強，成見太深」，「常作直感地、片段地、望文生義的判定」，不論對《中庸》的解釋還是《紅樓夢》評價皆然。當代新儒家則傾向對文本作「分析性的關聯性的把握」，較能體貼原作者心意，作同情的理解
欲論當代新儒家，不得不提《民主評論》。而要了解《民主評論》，又不可不提《自由中國》。
李淑珍＜自由主義、新儒家與一九五○年代台灣自由民主運動：從徐復觀的視角出發＞提到：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由外省知識份子主導，外拒大陸共產極權統治，內抗島內國民黨威權體制。這場運動固然以《自由中國》為核心，
錢穆拒絕聯署＜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計其原因，約有下列四個。
一、反對用宣言方式表述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以免樹立門戶壁壘
他致信徐復觀時說：
君勱先生意欲對中國文化態度發一宣言，私意此事似無甚意義。學術研究，貴在沉潛縝密，又貴相互間各有
真正的原因，或許可以參考：https://vocus.cc/article/625e1073fd89780001b24829
細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當代新儒家論心性之學、論中國文化的人文教傾向，可謂精微。然而，一進入談民主、科學的建立乃至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則不時存有誤解及偏見。這些誤解及偏見至今在香港仍有一定影響力，值得仔細檢視。
良知坎陷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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