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儒家的論敵：殷海光與《自由中國》

欲論當代新儒家，不得不提《民主評論》。而要了解《民主評論》，又不可不提《自由中國》。

李淑珍＜自由主義、新儒家與一九五○年代台灣自由民主運動：從徐復觀的視角出發＞提到：

由此可見《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關係密切。

兩刊後來決裂，主要是彼此的哲學與文化立場存有矛盾 (德國觀念論、英美邏輯實證論之爭，保存中國傳統文化與「全盤西化」之爭)，猶如韋政通＜兩種心態‧一個目標 - 新儒家與自由主義觀念衝突的檢討＞所言：

加上《自由中國》逐漸把批判對象由中共轉移至國民黨政權，共同基礎削弱，不和於是順理成章地發生。

本文分四部份，先探討殷海光生平及其思想，再析述《自由中國》的創辦與被禁，最後談論《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的恩怨，以及中國現代化的正途 (即「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和解溝通之道)。

殷海光 1919 年 12 月 5 日生於湖北黃岡。初中時代的他，功課並不優異，性格桀驁不馴，曾到食品店當學徒，苦捱八個月後抵受不住，回家復學讀書。

進入高中，殷海光迷上哲學，十六歲於《東方雜誌》發表文章，十七歲唸高中二年級時，就在正中書局出版了一部長達四十萬字的譯著《邏輯基本》。受金岳霖影響，1938 年考入西南聯大哲學系，1942 年大學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專攻西方哲學。

金岳霖，湖南長沙人，曾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後到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聽課。1925 年，清華大學聘請他講授邏輯學，從此金岳霖從事哲學和邏輯學教學、研究工作，並把現代邏輯系統地介紹到中國。殷海光對邏輯實證論非常篤信，竊以為受金岳霖薰陶。

抗戰期間，殷海光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八個月後因不適應軍隊生活，返回重慶。日本投降後，殷海光加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後獲聘為《中央日報》主筆，兼任金陵大學講師，講授「哲學與邏輯」課程。

1949 年，隨《中央日報》遷台，仍任該報主筆，代總主筆，同時兼任《民族報》總主筆。因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設防的基礎在人心＞，批評追隨蔣介石遷台的軍政人員為「政治垃圾」，觸怒國民黨當局，受國民黨圍攻、批判，被迫離開《中央日報》，轉任台灣大學講師。同年 11 月，與胡適、雷震、傅斯年等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為主要編輯之一。

殷海光在《自由中國》和香港《祖國週刊》撰寫大量政論，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等，對抗言論思想禁制，被視為自由主義代表之一。

1960 年，雷震鼓吹成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的國民黨。殷海光為「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提供理論分析。雷震被捕入獄，《自由中國》遭查禁，殷海光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打壓，他的大部分作品成為禁書。部份學者甚至指他是「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專門「從事煽動顛覆」。

1964 年，國民黨政府停止他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每月六十美元補助 (佔殷海光最低生活費用之一半)，未幾又查禁他交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版稅收入因而中斷。

1966 年 4 月 8 日，殷海光在政治大學發表題為《人生的意義》演講，非常受學生歡迎，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演講。同年 7 月，受政治壓力，台灣大學不再續聘。次年，哈佛大學邀請殷海光前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國民黨政府不允許其出境。海耶克赴台訪問，政府禁止殷海光與之晤談。殷海光晚年罹患胃癌，終於不堪身心雙重折磨，1969 年病逝，享年 49 歲。

殷海光任教大學期間，先後開設課程：邏輯、邏輯經驗論、羅素哲學、理論語意學、科學的哲學、現代符號邏輯、歷史與科學等。

他深受羅素、波普、海耶克影響，最出名是翻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個人代表著作則有《中國文化的展望》、《邏輯新引》等。

著名作家李敖是殷海光的弟子，他說：

憤恨而卒，固然是看不開，但也反映殷海光一生對自由民主的堅持，對獨裁者的痛恨。

陳瑞麟＜如果殷海光先生還在 - 回顧一甲子前的思想遺產＞指殷海光的思想遺產有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

理論面向 - 以「批判思考」為基礎的自由主義；

實踐面向 - 基於自由主義而從事政治評論、文化批判與思想啟蒙。

就理論面向言，殷海光把英美「邏輯實證論」的一些觀念與思想，應用到政治與文化場域，把「邏輯實證論」改造成「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

所謂「批判思考」，是指六十年代晚期，一些哲學家、邏輯家和教育學者倡議以日常生活的真實案例來思考邏輯的應用，並探討使用日常語言來「作論證」(argumentation) 的結構與方法，針對現實生活的各種問題和言論 (政治、社會、媒體、法律、公共論壇等)，辨識其可能的非形式謬誤，並從事語言意義和語言使用的分析。

殷海光雖無使用「批判思考」這個名詞而使用「正確思想」，其特別著重思考的態度與方法，實際就是「批判思考」。因著重邏輯與經驗實證，致使他所發表的政治見解往往深邃、準確。

就實踐面向言，殷海光所堅信的自由主義有下列四項特色：

第一，自由是人類反抗一切外在桎梏或壓迫的天性，它是每個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可讓渡與剝奪。

第二，自由主義蘊涵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與倫理四個層面。有政治自由才能保障倫理自由與經濟自由，而思想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因為在具有政治自由的狀態下，仍然需要思想自由來維持政治自由與實現倫理自由，並解決經濟自由產生的不平等；在不具政治自由的狀態下，自由受到壓迫，仍有賴於思想自由的突破以啟蒙人民，反抗對於自由的壓迫。

第三，民主制度是實現政治自由較好的制度，要實行民主制度，必須以「批判思考」的基本態度為心理基礎。

第四，在不具政治自由的狀態下，爭取思想自由有賴於批判思考的實踐。

基於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他分析法治與民主的關係：

並相信自由民主是唯一的道路，縱然前途艱險，只要時時保持澄明思慮與堅定意志，定能走過。

我們可以說，殷海光在思想上的成就，不在學術見解的創發 (＜致盧鴻材＞：「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而在引介西方的邏輯實證論和自由主義到中國。這一點和胡適是相似的。

1949 年 11 月，《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辦，雜誌旨在堅定反共合法性，並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

《自由中國》創辦初期，與蔣介石關係良好，立場擁蔣，亦曾獲國民黨政府資助。然而，隨著國民黨採用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黨內自由派逐漸對蔣介石不滿，紛紛離開權力核心。《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由反共轉為批評國民黨政府政策的弊病，因而和國民黨政府關係惡化。

1954 年 5 月，雷震在《自由中國》刊登＜搶救教育危機＞，批評黨國干擾學校教育，殷海光發表＜我們的教育＞和＜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響應。

1957 年 7 月起，《自由中國》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批評蔣介石政府一黨獨大，為所欲為。

1959 年 3 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更主張台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適度給予執政黨壓力制衡。

同年 6 月起，《自由中國》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

1960 年，《自由中國》發表七篇論反對黨的文章，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

雷震多方奔走，試圖結合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 – 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黨要求公正選舉，實現真正的民主，事件觸碰國民黨當局的禁忌，三大黨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於是對雷震等人予以反擊，宣稱組建新黨是配合中共「統戰政策」、「造成台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雷震終於在 1960 年 9 月 4 日遭逮捕，罪名是「為匪宣傳」、「知匪不報」，被判處十年徒刑，《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

胡適曾向時任行政院院長的陳誠發出電文：

雷震在獄中度過六十五歲生日時，胡適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作＜桂源鋪＞饋贈，示意縱使「萬山不許一溪奔」，甚至「到得前頭山腳盡」，終必能「堂堂溪水出前村」，自由民主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根據林淇瀁《台灣報業史》，《自由中國》至少有兩項重要貢獻：

1. 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加緊新聞箝制的政策之際，堅持媒體應有的新聞自由價值及理念，為後來的黨外雜誌樹立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典型。

2. 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透過政治論述，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中尋求突破牢籠的奮鬥與實踐，也給予後起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相當的思想啟發。

1949 年 6 月，徐復觀等創辦《民主評論》，該刊常被視為當代新儒家立場的刊物。

《民主評論》創刊辭指出：

據此，反極權爭民主乃《民主評論》的初衷。

張丕介憶述創刊緣起：

創辦初期，《民主評論》曾獲蔣介石經費支持，其反共立場與國民黨當局一致，對傳統持正面態度也與國民黨當局相近。

適值《自由中國》1949 年 11 月創辦，也是要：

加上《自由中國》都得到國民黨當局的經費資助，兩刊因而過從甚密。

然而，兩刊的哲學及文化立場畢竟有不同。按照蘇瑞鏘＜《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分析：

比觀之下，

由哲學立場的分歧，又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在「國難當前」的窘境下，大家集中反共救亡，彼此尚且能放下歧見，團結一致。

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 (1949 – 1966)＞：

林敬智＜1950 年代台灣知識社群關於「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辯論之分析＞：

可是，隨著反共救亡的壓力減輕，兩刊在哲學與文化立場的「次要矛盾」躍升為「主要矛盾」，終爆發激烈論戰，導致雙方決裂。

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 (1949 – 1966)＞：

蘇瑞鏘＜《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有一個很獨到的觀察：

無獨有偶，林敬智＜1950 年代台灣知識社群關於「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辯論之分析＞：

簡單講，《民主評論》紮根香港，徐復觀等人在新亞書院教書，因而感受不到國民黨當局在台灣越趨專制，對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專權政治無痛感。

尤其甚者，如簡明海＜新儒家在台灣的反五四觀＞所言：

殷海光弟子李敖就曾經揭發：

偏偏《自由中國》是堅決反對蔣介石尋求連任總統，雙方裂痕加深，可想而知。

殷海光是《自由中國》的健筆，社論皆出其手，徐復觀＜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

由此可見他對《民主評論》的哲學及文化立場早就起反感。

不過，真正導致雙方劍拔弩張的，是牟宗三的一篇文章。

蘇瑞鏘＜《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

1957 年《自由中國》發表社論＜重整五四精神！＞，其中提到：

李明輝＜徐復觀與殷海光 - 當代新儒家與中國自由主義的爭辯之一個剖面＞：

徐復觀讀畢＜重整五四精神！＞，大為不滿，在《民主評論》以筆名李實寫了＜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 - 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覆＞，開頭即公開痛斥＜重整五四精神！＞作者為「文化暴徒」。他又說：

在另一篇文章＜這是「中國人要堂堂正正地作為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的象徵 -民主評論出刊十周年的感念＞，徐氏講得更加直接：

值得留意是胡適的反應：

撇開當代新儒家那種不容忍異己的霸氣不論，純粹就學理分析，徐復觀的說法也有問題。

為何「從邏輯中推不出自由，推不出民主，作不出自由民主的價值判斷」？透過對「自由」、「民主」作概念分解，讓人覺得「自由」、「民主」的理念是合符人性，能促進幸福，因而前仆後繼地追求，這難道不是一種價值判斷？反而汲汲於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越不易認出民主自由是人類在政治上必須走的大方向。

又誠如謝文孫＜斲害「五四精神」的幽靈 - 現代中國社會心理的分析＞：

張天增＜民主與自由的來源＞：

「中國文化中有民主思想之種子」、「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等主張，基本上是說不通，是不切實際。

我們再看殷海光的見解，1954 年 2 月的社論＜自由日談真自由＞：

此正是密爾 (J. S. Mill)《論自由》(On Liberty) 開首對「自由」的定義，何其明白！

自由即政治自由，又名基本自由，是一系列的自由清單，包括：言論、出版、新聞、集會結社諸自由，這些自由，另一面講即基本人權。

1954 年 7 月，《自由中國》刊登張佛泉＜亞洲人民反共的最終目的＞，文中提到亞洲人民反共的最終和最高目的，在於建立基本人權制度。

＜「五四」是我們的燈塔！＞：

這些觀點都是與我們現在的常識接近。

＜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取向＞：

＜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

當代新儒家最大的弊病是「中了黑格爾的混沌思想之毒」，「對於人間任何問題之發生都歸因於文化因素」，只知「搬弄一些玄學名詞」，以建構「空中樓閣，絲毫無補實際」，說得何其中肯！

論戰以 1960 年《自由中國》被停刊告一段落，《民主評論》則在 1966 年 9月停刊。

時至今日，仍有人狠批五四「全盤西化」，堅信當代新儒家那一套，這固然是不對。但一面倒破壞傳統，也不見得恰當。

其實，徐復觀在＜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 - 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覆＞已給出中國現代化可以依循的正途：

重點不在打破，而在不只是打破，要有破有立。五四自由主義者乃至《自由中國》破了很多，但正面建立得不夠，這是有問題的。

余英時被問及對中國現代化的態度，他說：

或許，對於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認清其污穢，採漸進改良；對於西方優秀先進的價值體系，如民主、自由、科學等，盡量吸收學習，便是真正的「全盤西化」運動，即真正的中國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