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拒簽＜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原因

錢穆拒絕聯署＜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計其原因，約有下列四個。

他致信徐復觀時說：

在錢穆看來，中國文化貴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樹新義，期望他人隨從，做法是有問題的。《中國學術通義》說：

又說：

「我們再不能抱野心要當教主，要在人文界作導師」、「不煩我們再來作一番具體的預言，或甚至高唱一家一派式的強力指導。如韓愈所謂：『開其為此，禁其為彼』，總不是一好辦法」這些話彷彿都針對唐、牟、徐諸君而發，不認同他們發宣言。

余英時說：

可謂深知老師心意。

錢穆遷台後寫《朱子新學案》，其中一個寫作動機：

述朱尊朱，實希望透過朱子，表達出自己一套對儒學乃至中國文化的看法，寓自己的見解於對朱子學思言行的論述中，跟以陸王為宗的當代新儒家分庭抗禮。

＜宣言＞有：

錢穆卻對言必稱康德大為反感，說：

余英時講得好：

另外，關於傳統中國政治史的理解，＜宣言＞：

這其實是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的基本論調，也是張君勱的看法，張氏說：

錢穆卻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即有一套精密的政治設計，如宰相、三省及文官體制，有力地制約了君權的獨裁和擴張……中國秦以後的政治傳統，保留君職與臣職的劃分，即君權與臣權之劃分，也可以說是王室與政府的劃分……宰相是政府領袖甚至是『副皇帝』，實際執掌行政大權……皇帝的詔書由三省共同完成起草、審核及覆審才算合法並生效，比之西方的三權分立更優」(余杰前引文)，簡言之，中國傳統政治絕非可僅僅以「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

張君勱後來批評錢穆：

徐復觀也直斥錢氏是「良知的迷惘」。

錢穆、＜宣言＞的分歧，是非常清楚的。

關於民主憲政，＜宣言＞主張：

錢穆不反對民主憲政，卻反對以人民限制政府權力，反對「政民對立」。任鋒＜君道再還：錢穆憲制思維中的元首論＞：

「政民一體」的民主憲政，在熟悉西方民主憲政者眼中，完全是不能想像！是癡人說夢！張君勱因此直言不諱，錢穆未登西方之堂奧，指出中國傳統政治之缺失，在於君主為最高權威，為權力的根源，並無方法以範圍之，且君主之產生，復無一定之規則可尋。換言之，即缺少一部國家的基本大法 - 憲法 - 作為準則，中國的一切動亂，實根源於此 (余杰前引文)。

＜宣言＞鼓吹知識份子要有社會之客觀力量為基礎，真正代表社會某一組織某一階層之利益：

錢穆竟大唱反調，主張「一種公忠不黨或超派超黨無派無黨之民主政治」。

他甚至不同意學習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而要發展出中國式的民主政治：

錢穆這些意見，保守至極，連余英時都難以接受，說：

至於科學，＜宣言＞表示，中國文化分明注重實用技術，卻缺乏西方科學之根本精神，即超乎實用技術動機之上的為求知而求知之態度。

錢穆＜略論中國科學＞：

古代中國也有科學，只是未出之以「科學」之名，本質亦和西方科學不同而已。和＜宣言＞所講截然不同。

錢穆與張君勱、徐復觀在中國政治史、民主憲政的理解上的歧異，已如上述。＜宣言＞是 1958 年發表，1955 年 8 月錢穆發表＜中庸新義＞，旋即引起徐復觀非難。二人對《中庸》的理解，乃至治學門徑，也有根本分歧。

根據邵華、陳勇＜港台新儒家的《中庸》考釋之辯 - 以錢穆、徐復觀、唐君毅的相關爭論為例＞分析：

徐復觀則認同黃彰健的觀點，堅持

值得注意是唐君毅的回應，其回函徐復觀：

牟宗三對徐氏＜中庸的地位問題 - 謹就正於錢賓四先生＞也頗表贊同，稱其「甚佳」。

熊門一系特別強調心性義理架構的詮釋，錢穆則是要從學術思想史的流變上用心，「為學不能有門戶」，治學門徑及路數不同，致使他決定不聯署。

唐、徐、牟是熊十力弟子，錢穆與熊十力同輩，一起參與聯署極不合適。

況且，錢穆不欣賞熊十力為人，《師友雜憶》：

「十力好與東蓀相聚哲理時事，余則與孟劬談經史舊學」，＜宣言＞亦明白地抬高哲學的地位：

這對重視歷史的錢穆而言也是很難接受的。

基於以上四個原因，錢穆決定拒絕聯署。如以熊門一系及簽署＜宣言＞界定當代新儒家，他自然不能被列入其中。

錢穆 1965 年離開香港，1967 年遷居台北，在台灣教書終老。

唐君毅 1974 年自中文大學退休，任教新亞研究所。1975 年任台灣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同年確診肺癌，三年後病逝。

牟宗三 1974 年自中文大學退休，任教新亞研究所。其後任教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海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基本上，1974 年中大改制以後，當代新儒家已把傳承及弘揚中華文化的重心，由香港轉移至台灣。1975 年 7 月，王邦雄、曾昭旭、袁保新、岑溢成、楊祖漢、萬金川等創辦《鵝湖月刊》。他們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認識最初來自私淑 (未能親自受業但敬仰並承傳其學術而尊之為師)，直至後來唐君毅、牟宗三從香港來台灣，《鵝湖月刊》才加深與當代新儒家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