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讀書筆記

序

• 中國文化的反省，應當追溯到中國經學的反省。

先秦經學的形成

• 經學的基本性格，是古代長期政治、社會、人生的經驗積累，並經過整理、選擇、解釋，用作政治社會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
• 經的成立，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並不在後世所謂的史。
• 孔子為經學定下決定性的基礎：
• 一、傳貴族文化於平民，使平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有所進步。
• 二、以詩、禮作為人生教養的進程。
• 三、提昇詩、書的價值及形成較確定的內容。
• 孔子提出詩的作用，由個體感情通向羣體感情顯現出詩對人生、社會、政治的作用。
• 孔子把書中的人與事加以消化，吸其精英，明其義蘊，由此抽取出政治上的最高原則和鑑戒，指出歷史演變的規律，形成作春秋的動機與是非褒貶的準據。
• 孔子從書裏總結三點：天下為公、無為而治、刻苦竭力盡心。
• 禮是規範貴族各種行為的合理形式，即是所謂的「儀」。本是適應以宗法為骨幹的封建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發展、積累起來，並由周室之史所掌管。
• 孔子與禮的關係，主要在透過形式以發現形式中所含的價值，再反過來以價值評定其形式的得失，由此以作禮的精神轉換，這種精神轉換使不下庶人的禮可以成為萬人萬世行為規範之禮。
• 春秋時代是封建政治由盛而衰而解體的時代，禮在春秋時代的發展，是由封建性格向一般的人生規範發展的性格。
• 從禮中掌握住敬的精神，掌握住收斂一般欲望，以嚴肅而集中的態度對應生活與行為時，禮就成為實現仁的工夫，並成為仁在生命、生活、行為中的表現。
• 樂之亡，一在於詩與樂的分離，二在於沒有人像孔子那樣作生命的投入，在樂中透不出人格的存在。
• 左傳中的筮，極少數用卦辭，絕對多數用爻辭。
• 晉國多良史，用筮亦較多，他們對爻辭的解釋多與十翼中的卦象、爻象及其他有關的解釋不合，甚至各國史官的解釋也互相歧異。可知易的卦爻辭雖各國所同，而對卦爻的解釋則多各自為說。
• 易得入於經學，與十翼有不可分的關係。
• 彖傳、象傳與卦及卦爻辭關係密切，最先成立。
• 由實象到剛柔，再到陰陽，是先秦易學的發展與應用的三個階段。
• 象卦的作者擺脫了卦辭爻辭中極有拘限性的實象束縛，代以涵蓋性較大的實象，把易象的層次大大提高。其重大意義在於以簡潔語言表明實象後，立即轉入人事行為的合理要求上。
• 六十四卦中，比、豫、觀、噬嗑、復、無妄、渙七卦稱述先王的作為，泰、姤兩卦稱述后的作為，剝稱述上的作為，離稱述大人的作為，其餘五十三卦都是對君子所提出的要求。
• 孔門易學具備了由宗教落實於人文道德之上的結構。
• 彖辭中僅泰卦和否卦用到陰陽觀念，其餘亦只有乾坤二卦的初六爻和初九爻有用到陰陽觀念。
• 繫辭和說卦應是集結了戰國中期前後的易學而成。乾文言和繫辭中的「子曰」將易的神秘性落實在人文之上，由行為決定人的吉凶悔咎。
• 春秋之所以入六經，在於孔子從魯史中取其「義」，離開孔子所取之義，只能算是歷史材料。
• 孟子在思想上的貢獻有三：一、發展性善說。二、發展天下為公的思想，提出王道政治。三、重視人民的物質生活。
• 孟子讀詩的方式是「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讀者通過文辭的玩味，擺脫局部文句文字的拘限性，由所把握到的整體氣氛、感動，來了解詩人作此詩的動機和指向。
• 每一個人，皆生於時代之中；人的價值，乃在時代中形成，亦須在時代中論定。
• 荀子對禮的貢獻有三：
• 一、總結了傳統的禮樂精神，賦予禮樂以理論的根據。
• 二、把禮的起源推到經濟生活的合理分配上，使禮與經濟發生密切連繫。
• 三、把禮推廣到政治、社會上，使其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組織原則。
• 墨子所述的古，與儒家所述的範圍略同，這一點與其餘的諸子百家為最大的不同。
• 呂氏春秋在養生上以道家為主，政治上以儒家為主，其最基本的思想是要求政治的行為、設施，能與天道相合。
• 《禮記．經解》很可能出自荀子門人之手，是六經完成的首次宣告。
• 從經學的思想、精神方面說，是始於周公，奠基於孔子。從經學的組成、形式方面說，一直到秦始得完成。
• 經學家有兩種，一種為思想家型，他們受了經學典籍的基本教育，而經學典籍在他們思想中發生各種程度不同的作用，他們並非以傳經為業的經學家型人物。而由二戴禮記、易十翼、春秋三傳可知另有一批經學家，以某一經為中心，作了許多解釋和創發的工作。他們順着所治的經以形成他們的思想，有廣狹的不同。他們都是有思想的經學家，無思想的經學家乃出現於清乾嘉時代。
• 應打破漢書儒林傳所敘的各經由一線單傳下來的迷信，以及打破「易為之原」的迷信。

西漢經學史

• 士，本來只是精壯的農夫或武士，後來演進成政治中的下級屬僚。孔子致力於塑造士的新性格、新形象，其中包括博學。
• 由戰國到漢中葉，博士的性質是雜學博士，特點有三：
• 一、設置博士的原來目的在於使其以知識參與政治，而不在發展學術。
• 二、博士在政治中無一定職掌，亦無一定員額。其任務是由皇帝臨時諮詢、指派。
• 三、因博士得以成立的文化背景，所以其人選多來自儒生。
• 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是博士演變的第二階段，此階段的博士特點有三：
• 一、過去的雜學博士並無專門職掌，至此則各以其所代表之經為其專門職掌，學術意味有所加強。
• 二、五經取得政治上的法定權威，過去博士僅以其知識而存在，至此則主要以其所代表之典籍而存在。
• 三、被舉為某經博士之人，對於其代表的經所作的解釋即成為權威解釋。
•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至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年更增至三千人。太學規模擴大，接近今日所謂的大學。
• 為博士設弟子，是博士演變的第三階段，此階段的博士特點有三：
• 一、博士增加以教授為業的固定職掌，並漸成為博士的重點任務。
• 二、有固定的弟子員進入到政府各部門各層級中去，博士的影響力加大，並產生了「師法」觀念。
• 三、博士專守一經，知識活動範圍既狹，又輾轉相傳，於是在故訓、傳說之外，又興起章句之學，甚至空疏附會，成為了解經義的一大障礙。
• 博士為了教授弟子，順着經文加以敷衍發揮，以成為固定形式的章句，再加上博士在學術上的權威性地位，師法的法觀念才得以浮現出來。
• 易之傳承及其傳承中的問題：
• 漢初易說的三個系統：
• 一、以卦筮卜人事吉凶，可能是由田何傳授的易學老傳統。
• 二、由方技之士在卦本身以外再介入其他因素，劉向稱之為「隱士易」
• 三、把陰陽與時日相結合，再把它介入到卦爻中去，使卦爻也與時日相結合。由時日運行言卦爻中陰陽的消長，由陰陽消長以言吉凶災變。
• 東漢今文學家排斥古文，但習古文者不排斥今文。
• 書之傳承及其傳承中的問題：
• 陸賈和賈誼都可能曾看到尚書或尚書的一部份，因此在伏生以外應有其他尚書傳本。
• 王充《論衡》中有關經學史的紀錄多不可信。
• 從史記三代本紀引書序、揚雄提及書序等例子可知，西漢必然已有書序，且是傳自先秦。
• 尚書大傳乃伏生死後，他的弟子張生、歐陽生等共撰。
• 治古文尚書諸儒，未曾援引過多出的十六篇，他們所注的古文尚書亦僅二十九篇。
• 鄭玄注禮記、韋昭注國語、高誘注呂氏春秋、趙岐注孟子、杜預注左傳，凡引今文二十九篇以外之文句時，皆無例外的指為逸書。
• 孔安國實際只對照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來解讀改寫古文尚書二十九篇，剩下的十六篇則未有流佈傳授。因此東漢諸儒所據的是改寫而成的古文本，今文本的章句則在永嘉之亂時散亡。
• 偽古文尚書的作者並不完全知道古文尚書的篇目，而是主要從先秦典籍中曾引用或提到者加以綜合而成。
• 詩之傳承及其傳承中的問題：
• 訓故是依經文字句作解釋，傳則是推作者之意以立言。
• 從晏子春秋、賈誼新書、韓詩外傳、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中可見援引毛詩達數十條之多，故毛詩為先秦舊典應無疑問。
• 關於詩序作者有兩種說法，認為詩序沒有價值者，多主張詩序為衛宏所作。尊毛詩及詩序者，多主張詩序為子夏所作。
• 詩序的作者曾經作了一番努力，想把各篇之詩組合貫通，使成為一有系統的詩教。
• 禮之傳承及其傳承中的問題：
• 兩戴記中有的是出於古文而改隸為今文，有的則漢初以來即為今文，有的則出於漢初的儒者。兩戴各就自己可以入手的材料，於宣帝時加以整理編纂成書。未成書以前，有的已單篇流行於社會。
• 人的性格、行為，皆應以禮為節制，以禮為為仁的工夫。
• 孔子後學由古禮以發現禮意，發現古禮中原有的精神及可能發展出的精神，由此對禮加以新評價、新解釋，以期在時代中有實現個人、社會、政治合理生活方式的實踐意義。
• 春秋之傳承及其傳承中的問題：
• 兩漢公羊之學出於董仲舒而非胡毋生。
• 穀梁傳的作者對春秋的史實，較之公羊傳更為疏隔，但其態度非常謹慎，往往記述不同說法，由讀者自由判斷。作者很可能有看過公羊傳，並採用其他傳的資料。
• 賈誼曾作左氏傳訓故，左傳在西漢的傳承皆出自賈誼。
• 環繞漢書儒林傳所反映出的若干情況：
• 中華民族的生命，常斲喪於政治，而培育於文化。
• 先有漢初私人講學之功，才有立五經博士之舉。博士建立以後，日趨固陋猵狹，最後逼出東漢反博士壟斷的古學。
• 所謂古學，以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古文尚書及毛詩為代表。
• 西漢的經學思想：
• 淮南子泰族訓是站在儒家立場來寫，這一篇引詩、易最多，其義最純。
• 其中又以仁義、禮義統攝六藝，使六藝成為一貫的思想系統。六藝各有其特殊性，主張兼用而裁制之，是針對現實使六藝成為活的思想去把握。
• 董仲舒的學術特色是鎔鑄六經和論語來解釋公羊傳。
• 董仲舒認為春秋是管理好他人與自身的一部書，以仁安人，以義正我。這是他對公羊傳及儒家思想的總結。
• 漢儒由陸賈、賈誼起，把五經、六藝與天道連結起來。董仲舒以陰陽言天道，又把春秋與天道結合起來，使以春秋為代表的五經也隨着天道而無所不包。
• 西漢初期儒生把人間世的一切活動都包括在經學之內，由經學來作解釋、審判，反映出他們的胸襟氣象非常宏闊。
• 司馬遷認為春秋和易互為表裏。易由動機正邪推斷出所引起的行為和結果。春秋由行為和結果推見其隱藏的動機。
• 西漢後期的經學意義，是通過儒生們的奏議而表現出來，沒有經學，便不能出現這些擲地有聲的奏議。他們對現實政治社會的利弊是非，能觀察得這樣真切，是出於他們平日與人民為一體之仁，及判斷明決，行為果斷之義，正是由經學塑造而來。
• 自漢武帝以後，多以經傳為教材，由出色的儒生教導太子，因此詔令之中、對事情的判斷都常引用經傳。
• 揚雄把五經比喻為平常可得到的珍貴食物，諸子百家為非常情形下得到異物，人生命的持續是靠有利無弊的常珍，而非有利有弊的異饌。

有關春秋左氏傳的補充材料

• 左氏之傳春秋，分為四種形式：
• 一、以補春秋者傳春秋，採魯史以補春秋之缺，對孔不採用的原因加以解釋。
• 二、以書法解釋傳春秋。
• 三、以簡捷的判斷傳春秋。
• 四、以「君子曰」的形式發表意見。
• 左氏對人的罪責，多較公、穀為寬。公、穀只是順着一種理念推斷下去，而左氏則把歷史事實放在第一位。歷史乃是各種因素、摻互錯綜中有許多曲折，只要承認這些曲折，便不容根據某種理念，下一往直前的評斷。故左氏的評斷能歸於平實。
• 傳經是闡述孔子一人之言，而著史則是闡發了二百四十二年裏的民族集體生命，意義遠在傳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