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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如果順利的話，我就可以繼續不指出「不好意思，大概是我沒講清楚，我剛才的意思其實是OO，但我猜你好像想成是XX了」直到話題結束。又或者對方聽一聽自己想到剛才可能是自己會錯意的話，也免去了一方主動把「搞錯」這件是講出來的尷尬。
場合形塑了一種氛圍，氛圍中的許多展現都與我們日常中會做出的行為截然不同。不僅僅是在那些明確的典禮、儀式、宴會。辦公室也是一個場合、大街上也是一個場合。下屬服從上司不合理的指令、行人在義交的催促下在斑馬線上奔跑。你心中知道不需要這麼做，但你讓身體成為命令的容器，推託掉為自己每一刻行為做決定的責任。
以勤奮來說，那些真正會被我們說是勤奮的人，其實他的勤奮往往不是他行為的出發點，而是他長期行為之後的結果。之所以一些人看起來會拚了命地努力，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他們特別有自制力，而是因為他們對於這件事情充滿熱情。
在人的意識習慣中，我們往往能記住比自己以為的更多的訊息，卻通常會很快忘掉訊息源。而在網路時代，我們將我們所有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訊來源都視為Google。這一方面讓傳統的單一權威受到挑戰，另一方面，卻讓搜尋引擎的演算法與那些有能力透過資本與SEO突出自己的訊息成為新的、可見又不可見的權威。
隨著他們成長成高中生，選定了類組，朝向特定的相關科系努力的時候，這個「用長工時換高收入」的觀念成為了一部分群體中的主流。那是他們心目中的「成功」與「穩定」，他們努力念書、努力學習，去讓自己成為有資格在那裡賣命的人。
戈丁注意到，男性與女性的薪資水準起初經常是相等的，差異卻會從「第一名孩子出生時」開始不斷擴大。不只是因為女性才能懷孕，往往在孩子出生之後，家庭中承擔起大部分照顧工作的人還是女性，男性反而從此負擔更少家務。以至於這一造成女性職涯停滯或下降的階段，反而經常是男性薪資與職位提高的上升期。
一個現在想來特別加分的事情是：那個時候我的手機還沒有辦行動網路，除了車站或一些特定公共場所會有iTaiwan可以連之外，旅行的過程基本上是沒有網路可以用的。在那段時間裡面，我學習了很多透過看公車站牌來找路與判斷距離的方法，雖然多少還是會繞點遠路，但至少都還能抵達自己想去的地方。
於是乎，我們每個人都在這樣的假設之中主動地放棄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而去選擇那「不管別人怎麼做，我們至少部會落入最差狀況」的方案。於是，這一所謂的經濟理性，在其個人主義式的本性之下，諷刺地總是放棄讓彼此獲得最大利益的機會，而總是選擇「還過得去」的選項。
所以，與其將那些孩子展現主見的成長階段理解為「叛逆期」，更好的做法或許是將那段時間理解為「可以和他們成為朋友的關鍵期」。在那些他們特別有主見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是給予他們更多對等的互信與尊重，一邊聽他們的意見，一邊用分享的方式，講出自己的經驗與從中學到的教訓。
謝謝您的分享❤️
在經濟轉型與西方教育與人權觀念的引進之下，在千禧年後陸續為人父母的新一代家長，一方面對於記憶中原生家庭帶來的童年缺失有所反思，希望能在與下一代相處時做出改變；另一方面，卻也在新的、科學化的、受更多國家介入與外界檢視的「親職專業」面前，感到無比的焦慮、沮喪與不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