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ICE有關

近日事件有感 真正令人不安的，往往不是某些人特別邪惡，而是當一個制度讓行動只剩下「角色」與「程序」。人在其中不必仇恨誰，也不必深信什麼，只要照著規則完成任務即可。當責任被層層分散、行動者變得匿名，思考本身反而成了一種多餘的負擔。 這樣的結構會產生一種危險的轉換：行動不再需要被理解為一種道德抉擇，而只是一項技術性的執行。在這種情況下，傷害並非源自強烈的惡意，而是源自於對「我正在對誰做什麼」這個問題的消失。正如曾有人指出的，造成巨大傷害的人，往往不是因為思想太多，而是因為根本沒有在思考。 更令人警惕的是，當一個執法體系本身缺乏清楚且能被內化的核心價值時，行動者便更容易退居為純粹的執行者。相較於多數地方警察往往以服務社區、保護他人作為進入體制的動機，這類高度功能化的執法角色，其任務來自抽象的政策需求，而非具體的人際關係。在這樣的結構下，進入體制的人未必出於公共使命感，而可能只是尋求一份穩定工作、一個身份位置，或一種被賦予權力的角色。 當行動缺乏意義支撐，又同時被程序與匿名性包覆，責任便自然地被交還給制度。不是「我做了什麼」，而是「我只是照規定做事」。這並不需要個人的殘忍，只需要一個允許不去思考的環境。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許不是某一個事件本身，而是當一個社會逐漸習慣於讓制度替人思考、讓角色取代判斷時，惡就不再需要被選擇，它只需要被默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