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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中國的捷克化——讀《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之七

更新於 2020/04/22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如果我們認真讀讀,1977年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寫給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áv Husák)的那封著名的公開信,你會發現,哈維爾筆下所揭示的捷克這個國家,其政治現實及背後的原因,與今天的中國有太多雷同之處。這當然可悲地證明了,中國的政治文明落後世界多麼遠,但同時也提供給我們機會,預估中國捷克化的程度及可能。
中國的捷克化,其實可以從幾乎完全相反的兩個層面顯示出來。一個是政權的層面。在捷克,按照天鵝絨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揚・烏爾班(Jan Urban)的說法,自從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後:
從那一刻起,捷克共產黨把自己放到了與社會中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勢力對立的立場上。該黨再也無法改革。從此以後,它只能通過貪污腐敗和製造恐懼來控制人民,「改革」一詞成了咒語。(P.327)
這幅景象,不能不讓人想到1989年「六四」之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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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仔細去觀察的話,會發現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民主轉型,台灣社會的威權陰影還是相當深。在去年總統大選的時候,曾經橫掃一切的「韓流」讓我們再次看到了這樣的陰影,以及陰影的龐大。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民主轉型之後的台灣,還有這麼多人對威權時代如此懷念?
所有政治轉型的比較研究都承認,不同的政權性質,決定了轉型路徑的不同。前文我們介紹過,今天中國的政權性質,就其主體而言,是蘇丹式政體。這樣一個政體,有可能轉型嗎?如果轉型,可能會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會出現什麼情況? 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中,針對蘇丹式政體的轉型問題,兩位作者作了一些總結⋯⋯
在中國結束「文革」,開始改革開放以後,關於中國的政體問題,外界公認已經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而進入了鄧小平為代表的威權主義或者後威權主義。關於新政體的描述,可以說五花八門,但最為貼近中國現實的,我認為還是本書作者提出的「蘇丹式政體」。
困擾著台灣民主的,除了來自內部的保守勢力之外,台灣的自我定位,或者「國家正常化」問題,才最需要予以重視和進行深入討論。在本書作者看來,這個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民主的鞏固。
台灣的民主,到底算不算鞏固的民主政體?這也許見仁見智,但至少,按照胡安・J・林茨(Juan J. Linz)和阿爾弗萊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在他們合著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中訂定的標準,答案是否定的。而否定的理由,值得台灣致力於民主鞏固的年輕世代參考與借鑑。
此次疫情的慘烈擴散,很大程度上是目前中國國家治理機制的缺陷所導致。地方官員瞞報疫情,還只是象徵性的冰山一角。這個體制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又有什麼優缺點?都可以藉這個機會做一些思考,深化對中國的了解。而對於思考最有幫助的,就是進行橫向的歷史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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