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曙光：走出歷史仇恨的德國與以色列

歷史仇恨除了「以德報怨」或「以怨報怨 」之外，還可以怎麼處理？

「你恨不恨德國人？」我一派輕鬆地問著跟我一起工作的幼稚園老師。來以色列後的某一年，在「猶太大屠殺紀念日」（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這一天，工作到一半，我突然抬頭丟了這個問題。

同事們一臉吃驚地望著我，好像我吃錯藥了一樣！

「我知道這個問題很蠢，但我還是很想問，」我解釋道：「我問了很多次，大家總半開玩笑地跟我說那是歷史了…...但我還是不能理解，二戰時你們的民族死了那麼多人，你們如何寬恕這個民族？怎麼可能不恨？」

「我恨德國人做什麼？」其中一位同事恢復神智，開始跟我開玩笑。很多人猶太人在面對極嚴肅的議題時，都會用這種半開玩笑的態度面對：「猶太人被埃及王奴役那麼久，搞出摩西出紅海的故事，難道我也應該恨埃及人？」

「可是『摩西出紅海』是上千年前的事情，『大屠殺』卻是70年前的事情，」我不死心地繼續追問：「而且我知道，絕大多數的猶太人後裔都有家人因大屠殺死去。」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以及蘇俄地區共有約800萬的猶太人；二戰死了約600萬人，也就是死了四分之三的人口，所以，要找出沒有家人死於集中營的猶太人應該不太容易吧？這根本就是民族滅絕了。

大屠殺時的紀念蠟燭。Photo source : slgckgc@flickr CC BY 2.0

「妳看到藍天綠樹嗎？」另一個同事接口，指著幼稚園窗外的景色問我：「人生苦短，還有更多美好、更積極的事情要做，不要浪費在無謂的情緒裡。我家曾在集中營待過的爺爺是這樣告訴我的。」

豁達的言論我也聽過很多次，但這個說服不了我。我想要知道猶太人除了習慣性開玩笑或總結性言語之下，更細節、更人性的部份。

「你們還是沒有跟我解釋清楚你們對於德國人的態度。或是，更精確的說，對於納粹的態度。你們算是和解了嗎？」我已經學會了要聽到猶太人的真心話，就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只有這樣，他們才會知道你是真的想知道，也才會認真地回答你。

「首先，並不是所有德國人都曾經是納粹。」我朋友看到我這麼認真，也開始正經地回答我。

她說的這一點我非常清楚，我家的小孩從小學一年級就學會——納粹不能代表全部的德國人！

「另外，關於納粹戰犯，戰後絕大多數都已有報應——當然，還有人在逃。但總體而言，我們可以說正義已被伸張。」

遲來的正義

二戰之後，蘇、美、英、法4國指派法官組成「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德國戰犯進行審訊，從1945年11月到1946年9月對22名納粹首要戰犯進行公審。審判結果出爐，12名戰犯被判絞刑，3名被判無期徒刑，4名有期徒刑，3名無罪開釋。

這次審判後來引起歐美社會很多爭議。許多人視這次的審判是「勝利者的報復」。並不是他們不在意納粹對於猶太人做了什麼，而是認為做為戰勝國的法官們來審判戰敗國的屠殺，沒有任何人會要求法官需要公正公平，這樣的審判形式本身很有問題。

因為如此，這次公審過後歐美國家自認已盡了義務，對於公審前逃亡、公審時漏網的人再也沒有興趣追補，甚至傳出美國在公審名單上放水、德國內部協助納粹份子逃亡南美的消息。

而在這樣狀況之下，以色列立國後，追補這些逃亡人士的工作自然落在以色列特工身上。

以色列特工單位摩蕯德（Mossad）全球長年追補逃亡的納粹戰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案例是特工單位花費3年，組成20幾人小組，成功地於1960年在阿根廷抓獲了當年納粹大屠殺計劃「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主要執行者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阿道夫艾希曼。Photo source : wikipedia CC BY SA 3.0

二戰期間，除了德國之外，要剝奪其他國家猶太人的身家財產、送入集中營處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阿道夫艾希曼擁有強大規劃能力與執行力，協助希特勒運輸並執行集中營屠殺大量猶太人。當時的猶太人稱他是「納粹屠夫」。阿道夫戰後逃亡到阿根廷，被補後在以色列受審，並有100多名受害者出面指證。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終宣判他唯一死刑——绞刑，這也是至今還有死刑的以色列立國唯一一次執行死刑。

戰後70年後的今日重新檢視，大多數的納粹戰犯都已被繩之以法，而尚未被補的罪犯不是垂垂老去，就是已經死亡。然而，除了以色列之外，當初發動戰爭與滅絕猶太人的德國，對於納粹罪犯的審判，至今未停。

在2015年4月21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簿記員奧斯卡格魯寧（Oskar Gröning），就在德國北部城市呂納堡（Lüneburg）受審。而奧斯卡已經93歲了。他在庭上說道：「你要說我是謀殺猶太人的同謀也可以，我在道德上有罪，我沒有阻止他們，但我沒有親手殺過任何一個人！」但因為奧斯卡目睹包括毒氣室殺人以及納粹士官槍殺嬰兒的事件，可能會被德國法庭視為「同謀」，而被判3~15年的徒刑。

事後70年，德國政府與社會仍然設法釐清這種大屠殺之下集體與個人的責任歸屬。

因為自己國家情治單位的追補，德國政府不間斷的調查與審理，絕大多部份的以色列猶太人都覺得「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雖然是遲來的正義，然而正義大致上已被伸張。

德國政府與民間：誠意的道歉與持續的補償

「還有，德國已經道歉，而且是很認真的道歉，社會與民間有極多相關的論述、表演、自我批判…...，在以色列建國這件事情上，他們算是幫了忙。」我同事繼續跟我說明。

對於二戰的大屠殺悲劇，德國政府在二戰後義無反顧的負起全面的責任。二戰之後，聯邦德國認定自己是納粹政權的繼承人，因此開始道歉、賠償，對於這個歷史事件進行了詳細而全面的公共討論。

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於1951年9月27日在國會演講，正式公開向以色列和猶太人致歉，表示德國願意負起所有責任。

1970年時德國時任總理的勃蘭特（Willy Brandt）更是在全球鏡頭下，於華沙猶太區的遇害者紀念碑前下跪。他說：「對於納粹的罪行，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受害者，特別是大屠殺的受害者，德國應該承擔起永恆的責任。這種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

二戰波蘭集中營。Photo source : Pixabay

二戰後立國的以色列政府馬上陷入與阿拉伯國家的戰亂，國未興就先打仗，端靠海外猶太人捐款以及緊縮經濟過日。以色列的獨立戰爭結束之後國家幾乎破產，這時以色列總理本古昂決定以國對國的方式接受德國的賠償。先是以安頓倖存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所需費用為名義，接受德國賠償15億美元，之後又因為二戰中德國猶太人的身家財產全部侵佔，又跟德國簽訂另一項賠償條款；除了現金，也獲得物質供應。兩項賠償讓戰後貧窮的以色列得以生存下去，有了建國的物質基礎。

換句話說，戰後以色列得以建國，得以在中東立足，德國的經濟支持扮演了相當的角色。

「另外，德國的企業也認錯賠償…...」同事再說。

「這跟德國企業有什麼關係？」我吃驚地問。二戰對猶太人的迫害不只是納粹政府的事嗎？

原來，比較不被台灣人所知的是，在戰時加入奴役猶太人、吉普賽人與東歐勞工的除了納粹之外，還有不少目前知名的德國大公司，不大光彩地使用了無償的納粹勞工，工作到過勞死也無妨。

為了洗刷當年的惡行名聲，這些公司在九零年代前後開始積極與猶太組織進行賠償談判。像是1988年賓士（Mercedes-Benz）對於戰時在其公司被迫無償服勞役的猶太人賠償了2000萬馬克，此外加入賠償名單的還有大眾、西門子、AEG…...等。

德國政府對於猶太人的賠償並不是到此結束，1992年，東西德國統一兩年後頒佈新法。那些在前聯邦德國時期不能得到賠償的納粹受害者可以重新提出申請，而有了另一波的賠償潮。

2013年5月，德國政府與以色列政府於耶路撒冷會談，會後德國政府又簽了一張約10億美元的支票來照顧56,000名大屠殺倖存者（其中約三分之一住在以色列）。這些人都已經十分老邁，醫療與看護需要大增。這筆錢是用來做居家照顧，讓他們能夠安享晚年用的。

德國政府、企業與民間，用道歉與賠償表現了他們極大的誠意與善意。

一次次的對話，化解兩造仇恨

「所以你們拿到了錢後就覺得可以原諒他們了？」我繼續追問，雖然這個問題好像不是很有禮貌。

「哈，不，猶太人就算拿到了補償，也覺得那是對方該做的，不見得已經原諒納粹、不恨納粹。但後繼德國政府與社會做的事，讓我們可以更容易地教導我們的後代『德國』不是『納粹』，或是說『德國不再是納粹』，也就是我一開始就跟妳說的。」同事清楚地解釋著：「『納粹』是當時做錯事的一群德國人，而之後所有的德國人都為此道歉，付出了代價。我們不恨德國人，也不需要原諒現在的德國人——業不是他們造的。他們承受著先人的惡，也面對、反省著先人的惡！」

德國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道歉，一次又一次的賠償，一次又一次的對話，讓猶太人重獲人格與民族的尊嚴，也化解了兩造的仇恨。

而今日的德國是以色列在歐盟中最友善而忠實的盟友，雙方有極多的經濟、軍事上的合作。兩方經貿往來十分頻繁，以色列到處可以看到德國人與德國機器。

目前，德以通婚仍然十分普遍。更令人吃驚的是，至少有400名納粹後代歸皈了猶太教並且移居以色列，還有部份納粹後代與以色列人結了婚。

德以兩國處理歷史悲劇的方式，讓我們在「以怨報怨」或「以德報怨」之外，看到另一種更真切、更誠實、更人性對待的能力！

封面圖片來源：wikipedia CC BY SA 3.0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