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距離晚上七點還有五分鐘,戈巴契夫輕快行過克里姆林宮的長廊,走進擠滿技術人員、平面攝影和電視攝影師的木頭壁板房間,準備錄下他擔任蘇聯總統的最後一場演說。戈巴契夫坐在桌前,放下講稿看向手錶。「噢,我們的時間還很多。」戈巴契夫對攝影師說。此刻的歷史意義對這位攝影師來說負荷過重,使他無法欣賞這句話的諷刺之處。蘇聯即將消亡,而戈巴契夫先生的總統任期就要隨之結束。
還在等著時鐘走到整點,有位高大灰髮男子精神奕奕地走近辦公桌,身體倚向戈巴契夫。「現在別簽。」他告訴戈巴契夫。「首先你(說):『我將簽署一份命令,放棄我的職務。』攝影機會近拍(你正在簽名)接著往後移。然後你開始演說。」他是葉戈.亞可夫列夫(Yegor Yakovlev),蘇聯的電視主管與《莫斯科新聞》(Moskovskie Novosti)日報前任總編輯,那份報紙是戈巴契夫「重建政策」(Perestroika)的傳聲筒。亞可夫列夫說服戈巴契夫,他在總統辦公室的最後幾天應該由蘇聯和美國電視台團隊拍攝,製成一部叫《辭職》的紀錄片。
前一個小時亞可夫列夫和戈巴契夫待在總統辦公室,回憶他們共享的蘇聯昔日。而今戈巴契夫抬頭看著亞可夫列夫,彷彿初次見他。戈巴契夫翻閱文件紙頁。「我現在就簽,然後我們繼續。」他說,斷然轉向他的新聞祕書要一枝筆,在空白紙張上試寫。「筆觸軟一點的更好。」戈巴契夫說。CNN總裁遞上自己的筆,他飛來莫斯科訪談戈巴契夫的最後上班日。戈巴契夫接過來,用新聞記者的筆簽名,使他退讓權力大位一事成定局。房間裡沒人注意到這一刻。時鐘走到晚上七點整,戈巴契夫開始演說。起初戈巴契夫的聲音聽來柔弱勉強,幾近顫抖,然後逐漸尋回自持。
有位在場的人這麼回憶,一待戈巴契夫演說結束,葉戈.亞可夫列夫快步上前。他不滿意戈巴契夫的語調,建議應該要重新錄製演說。戈巴契夫詫異地看著亞可夫列夫。那番言論不僅止於冒失,還很荒謬。歷史事件不是舞台上的表演,無法重來一次,正如同帝國無法恢復、時間無法倒轉。蘇聯旗幟最後一次從克里姆林宮的天空降下,換上俄羅斯的三色國旗。
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後成立的國家已不復存在。幾分鐘後,戈巴契夫把核武按鈕手提箱交給葉爾欽。戈巴契夫在職的最後幾天裡,跟著他的電視新聞記者大多是外國人,俄國電視台對此已失去興趣。相當反常地,戈巴契夫辭職的紀錄片是由一組ABC團隊拍攝,蘇聯的電視台派了幾個人從旁協助,旁白是美國記者理查.卡普蘭。導致如此結果的部分原因是俄國與西方記者看待戈巴契夫的態度有別,也出自對「歷史性」媒體事件的看法分歧。既然歷史事件是由黨和國家來定義,蘇維埃訓練並未替歷史事件的宣示留下空間。西方媒體的考量是個人凌駕於意識型態,且早已將戈巴契夫拉抬至全世界重要人物的地位,當然把他的辭職看做重大時刻,甚至是一場悲劇。俄國大眾不用那些措詞來看待此事。
幾小時後,在空蕩且漆黑一片的克里姆林宮裡,戈巴契夫跟其他五個人聚在胡桃接待室內享用簡單餐點,形同守靈或一頓最後晚餐。亞歷山大.亞可夫列夫在這五人之中,他是戈巴契夫重建政策的主要思想家。
在廢止蘇聯的過程中,亞歷山大.亞可夫列夫扮演的角色僅次於戈巴契夫。他是戈巴契夫重建政策的精神領袖。身為蘇維埃政治局的其中一位高階人物,亞可夫列夫是政治宣傳和意識型態的官方掌門人,而且要為擊垮這兩者扛起實際責任。他也是公開政策(Glasnost)的發起人(戈巴契夫推行改革中最成功的面向),藉著鬆綁意識型態箝制來開放媒體,並摧毀了蘇維埃體制的其中一個關鍵建設。
亞歷山大.亞可夫列夫與戈巴契夫的關係複雜,且時常發生爭執。亞可夫列夫過世時,戈巴契夫沒出席葬禮,儘管他曾在戈巴契夫生命裡最艱難的時刻陪伴身旁。戈巴契夫上電視發表聲明前不久,亞可夫列夫居中促成戈巴契夫與葉爾欽的八小時會面;在這場會議裡,權力從蘇聯末代總統移交到俄羅斯首任總統手中。亞可夫列夫回想葉爾欽踏在克里姆林宮漫長走廊上的果決步伐,「彷彿(勝者行走)在閱兵場上」,以及戈巴契夫的軟弱。亞可夫列夫走進戈巴契夫的辦公室時,看到他躺在沙發上。
「他雙眼含淚。『你知道,沙夏,就這樣了。』男人這麼說,可能處於他生命中最艱難的幾分鐘。我試著安慰他。可是我自己也哽咽了……某種不公之事剛發生的感覺將我吞沒。這男人,他為世界帶來巨變,他昨天還統治著世上數十億人的命運,今日已成歷史殘酷無常的無助受害者。」諷刺的是,正是戈巴契夫和亞可夫列夫推動了他所說的歷史。
在戈巴契夫的晚餐桌上,亞歷山大.亞可夫列夫身旁坐著與他同姓氏的葉戈.亞可夫列夫。雖然姓氏相同,沒什麼人會把這兩位亞可夫列夫搞混。年長的亞可夫列夫總是被喊亞歷山大.尼可列維奇(Alexander Nikolaevich);年輕的一直是葉戈,鮮少提及中間名且常不連名帶姓地叫。他死去時,訃聞上寫的也是葉戈,或多或少反映了他的神祕地位。他不只是《莫斯科新聞》的總編輯,他簡直是「編輯老大」。昔日俄國流傳著葉戈有栽培作者的天分,而今依舊;他散發的魅力無往不利,男女通吃;他習於進出情場,他的跋扈與獨裁作風,他的才華洋溢。
兩位亞可夫列夫沒有親屬關係,但是他們之間的牽絆就跟血脈同樣真實。葉戈將亞可夫列夫視為「沙夏叔叔」,是位讓他能推升重建政策界限的守護神與長者,並且在他越線時提供庇佑。雖然兩人年齡只相差六歲,他們已屬於不同世代,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練做為劃分。(亞歷山大生於一九二三年且曾參戰。)然而兩位亞可夫列夫相繼死在同年的一個月之內:葉戈死於二○○五年九月十八日,而亞歷山大是二○○五年十月十八日。戈巴契夫在葉戈葬體上的談話,流露出在政治人物身上不尋常的真摯:「我把他算在我最親近的友伴之中。人們永遠可以仰賴他。他與我在精神上、在他對待生命與待人的態度上相近……我們記得他的報紙《莫斯科新聞》扮演過的角色……葉戈與他做過的一切是人們自我衡量的一把尺……。」《莫斯科新聞》是一份使蘇維埃意識型態在考驗中步入消亡的報紙。
蘇維埃體制憑恃暴力和意識型態而行。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過世,終止了普遍的恐怖和鎮壓。國安機構以共產黨之名施行的暴力變得較零散,如今主要用來對付異議分子。尼基塔.赫魯雪夫在史達林死後掌權,將體制的重心從鎮壓轉往意識型態,承諾要在一九八○年前完成共產主義建設。作家和思想家在此扮演比國安機構更重要的角色。如同赫魯雪夫於一九五七年昭告蘇維埃作家:「就像一個士兵無法在彈盡援絕下作戰,黨不能在缺少報紙下指揮戰爭。報紙是我們主要的意識型態武器,我們不能將它交付到不可靠的人手裡。它必須留在最可靠、最值得信賴的人們手中,他們將用這武器摧毀工人階級的敵人。」
到了一九八○年,意識型態完全僵化且失去生氣。經濟勉強運作,打造共產制度的偉大烏托邦已死。亞歷山大.波文(Alexander Bovin)為一九六四年取代赫魯雪夫的李歐尼德.布列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擔任演說撰稿者,也是重建年代具領導地位的頭幾號記者,他寫道:「唯有謊言,意識型態論者的終極產物,能讓體制所仰賴的暴力,獲得(無論真實存在或可能發生)實際效力。」一旦意識型態和宣傳手段開始崩解,體制隨之塌毀,壓垮意欲改革它的那群人。蘇聯解體的決定性因素,並非著重於經濟崩潰、首都興起一場革命,或是帝國邊緣力爭獨立(至少不是直接因素),而是謊言樓閣遭到拆除。少了謊言,蘇聯就喪失正統。統治菁英不再有任何理由去捍衛限縮個人財富與安逸的體制。矛盾點在於宣傳手段的拆解並非出於某些自發或意外歷程。當時著名的經濟新聞記者奧圖.拉齊斯(Otto Latsis)在回憶錄裡寫道,那是「一場經過精細計劃的自殺」;拉齊斯也是葉戈.亞可夫列夫的朋友,常在《莫斯科新聞》發表文章。關鍵一擊並非由異議人士揮出,雖然他們的書寫確然對體制造成破壞,而是此種意識型態的主事者、有權近用大眾媒體的人物所為。戈巴契夫高舉重建旗幟時,上頭的訊息是由亞歷山大.亞可夫列夫和他那幫志同道合的記者編輯寫下,包括葉戈和拉齊斯。
葉戈自己這麼說:「這是俄國媒體史上獨一無二的一段期間,可能在世界媒體史亦然。我們寫的內容意在整肅這個國家。與此同時所有報紙皆接受國家的全面資助。」問題在於,享有蘇聯最舒適生活的這群人為什麼要「自殺」?亞歷山大.亞可夫列夫在回憶錄寫下:
我常捫心自問:為什麼你必須做這一切?你是政治局委員,也是中央委員會書記,你手握自己不知如何運用的大權。你的肖像處處可見,人們甚至在官方節日把肖像帶上街頭和廣場。究竟你還需要什麼? 可是漸漸啃噬我的是別種事物。好幾年來我背叛自己,我心懷疑慮,對於身邊發生的事尋找各種藉口,只為了平息不斷發牢騷的良心。我們所有人,尤其是蘇維埃管理階層,全過著雙面、或甚至三面的人生。逐漸地,這般不辨是非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且被視為「道德的」,而虛偽成了思考之道。
這些人不是異端分子,其中許多人反而是共產主義信仰的忠實追隨者,他們研讀其神聖文本,頌揚共產主義的神祇並參與儀式。他們對重建的熱忱並非出於缺乏信仰,而是來自一股想望,去淨化肅清正教會官僚主義下的共產主義。亞歷山大.亞可夫列夫將重建政策稱為一種革命。這不只是字面上的解釋,也帶有歷史意義。如同十六世紀的歐洲新教徒挺身反抗神職人員,他們插身在上帝與據信敗壞祂教義的人們之間。
新教徒喊出「再社會主義一點」口號來反對貪腐的蘇維埃管理階層,手裡捧著列寧的教條。他們相信正義與平等的理想,希望使體制更具人性和道德。假使他們希冀達成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絕對會遭遇許多蘇維埃異議人士的命運,受到排擠、流放、關押,或者監禁於精神病房。在文字風格上,改革者謹守蘇維埃語言的嚴格界線。溢出常規、突然改換別種寫作樣式,在蘇維埃信條下是比批評體制更重大的罪。文學批評家與作者安德烈.辛亞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因反蘇維埃的宣傳行為而遭庭審判刑,他說自己跟蘇維埃統治者的分歧點主要在於文體本質。對於共產主義改革者這一代人,他們是在道德上反對蘇維埃體制,而非文體。
書名:《製造俄羅斯》
作者:亞凱迪.歐卓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
譯者:楊芩雯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