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筆，能否挺立在政治的角力之中？文學家從政的反思

無論在台灣或其他民主國家裡，選舉投票並非只是產出一個階段的政治「結果」，而是下一輪段政治對話的發端。而若要促成一個良好的政壇結構，其實需要具有更多元性、不同思維的觀點互相角力、協調，在政策的制定的過程中，執政的施政者及問政代議士的表現自然和他們的背景、專業有關，舉凡性別、社會、外交、建設、民生等都有其連結性。

在文學領域當中，一直都有涉及政治乃至影響政治的作品，也不乏身兼政治人物及作家兩種身份的人物，世界知名的例子，如捷克前總統、詩人兼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台灣的例子其實並不少，前副總統呂秀蓮雖然不太被認為是個作家，也曾在80年代因美麗島事件入獄時寫下小說《這三個女人》；重要散文作家陳列也曾擔任過民進黨花蓮縣黨部主委，並投入過花蓮市長選舉；前原民會主委、現任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亦為重要原住民學者及作家；現任高雄市新聞局長丁允恭也是一位小說家。

作為知識分子，作家投入政治、進入政壇應該並不值得奇怪，但作家、學者從政，在整個世界上都不是普遍現象。而不論是單純的文學作家、或在文學創作外也批評時政的作家，一旦從事政府體系或代議士的工作，其言行姿態往往備受檢視——這時令人在意的倒不太是作家們能否維持創作，而是他們會不會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他們的文化素養及知識在政壇之中還能發揮效用嗎？能不受框架限制或影響變質嗎？

當作家變成文化部長：馬爾羅、龍應台

出任戴高樂時期法國文化部部長的馬爾羅（André Malraux），是國外從作家踏入政壇的著名代表。馬爾羅在22歲時首次發表一部超現實主義的詩體小說《紙月亮》（Lunes en papier）後，便開創了他對歷史哲學的研究歷程，並在1928年及1930年的兩部小說：《勝利者》（les Conquérants）和《王家之路》（La Voie royale）連結當時的社會背景，前者描述1925年中國的省港大罷工，後者則是法國殖民東南亞時期的柬埔寨；1933年發表小說《人類的價值》（la Condition humaine）則獲得龔古爾文學獎，故事背景則是中國上海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涉及蔣介石及中國共產黨的鬥爭。這些作品被稱為他的「亞洲革命三部曲」。

馬爾羅。Photo Credit：thierry ehrmann@flickr CC BY 2.0

循這些例子便可以發現，他始終在追隨歷史的腳步去撰寫文學。30年代，馬爾羅和當時許多歐美知識分子一樣關注西班牙內戰，並實際加入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國際縱隊，擔任外國空軍部隊的總指揮，這段經驗也成為他另一部作品《人的希望》（L'Espoir）的背景。二戰爆發後他反抗納粹入侵，曾被蓋世太保俘虜。二戰結束後他進入戴高樂政府，前後出任新聞部長、文化部長，且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因為曾任職政府高位及作品的成就，他被認為是文壇跨入政壇的指標代表之一。

在台灣，同樣擔任過文化部長、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員兼台灣文學講師的龍應台，也是著名從文壇走入政壇的人物之一。龍應台知名著作包括《野火集》、《請用文明說服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其中《野火集》因深具批判力道，1984年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連載時便引起極大迴響，曾寫詩讚賞馬總統夫人周美青的知名詩人余光中當時形容龍應台捲起了「龍捲風」，點起一股「燎原的火」。

自《野火集》之後，龍應台成為被文化界普遍肯定的公共知識分子，她前後受馬英九邀請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及文化部長時，也受到外界相當大的期待，是社會檢視「文人究竟是否適任政治人物」的指標人物。但「作家」龍應台成為「官員」龍應台後，尤其部長任內，相對於過往在書中議題批判及文化態度，讓社會大眾產生了「質變」的疑問。

2012年6月4日，當時已是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在立法院質詢時，被問到對中國「六四事件」的立場，選擇迴避不答。她表示，「作者是可以有勇，但一旦背負着社會期待，有勇之外，需要有謀。」拒絕對六四表態，是為「有謀」。稍後她在受《新新聞》專訪時進一步回應：「我是個官耶！就因為對國家權力的戒慎恐懼，不該把個人價值觀放入公器裡。」但這樣的辯白，並無法遏止各界對她的質疑。

前文化部長龍應台。Photo Credit：公視董監事審查記者會

而到了2013年12月20日的普安堂事件，高喊「文資野火燒不盡，龍應台踹共！」的眾多抗議聲浪中，成堆放在文化部前的書本，正是龍應台的《野火集》。一杯奶茶、一條圍巾是龍應台在現場給予民眾的答案，卻沒有政策上的指示。龍應台在〈請用文明說服我〉一文向封殺《冰點》的胡錦濤說道：「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文明」在一位文人部長執政過後就能兌現嗎？龍應台過往的著作所提及的想像，在擔任文化部長期間是否有得到應證，相信她自己已有深刻的答案；而這一場試煉，也已經有了歷史的見證。龍應台在2014年12月時發表辭官聲明，認為自己「接受任命之初衷已達」，因此選擇「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不再進入政壇。

張曉風：敵不過政治現實面的「桑科」

曾任第八屆立法委員（親民黨不分區）的張曉風，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學作家。張曉風的創作包括散文、新詩、小說、戲劇等多種不同的體裁，其中以散文最為著名，成名作《地毯的那一端》，曾多次得到各個文學獎。她書寫的內容從描寫生活瑣事開始，逐漸轉變成談論政治國情，身任作家的期間，受到當時不少政壇人士欣賞，甚至有極高的影響力。

2010年5月5日，張曉風曾經在聯合報投書〈報告總統，我可以有兩片肺葉嗎？〉，並在202兵工廠視察記者會上當眾下跪請命，多了一個環保鬥士的標籤認證。2011年時，親民黨將張曉風納入2012年立委選舉不分區名單，之後也順利當選成為第八屆的立法委員。對於從政的決定，她認為，作家有很多種，有人寫風花雪月，有人憂國憂民；若政治上的看法是正確的，並無從政的爭議可言。

Photo Credit：Steve Jobs介紹張曉風

張曉風有個筆名「桑科」，典故來自塞萬提斯筆下唐吉訶德的侍從桑科，原本是個農夫。唐吉訶德被當作是為了理想挑戰現實的象徵，張曉風便說：「我不是一流人才，祇能算個桑科型人物，跟著理想主義往前衝」。由作家變成立委的張曉風，似乎與桑科在故事中成了「傀儡總督」有異曲同工之妙。她在立委任內曾發表「剩女論」一說，引起台灣女性主義者猛烈抨擊，日後也有許多爭議性的言論，如「一國兩域」、「陸委會是民間單位」等，散文出身的張曉風在理想派的追夢之途上是不是終究應證現實的窟窿，而她的從政之路，最終也和塞萬提斯筆下辭職不幹的桑科一模一樣──「我辭職了」這四個字，訴說她在政壇上的無奈。

張曉風的文人之筆，在政治的現實角力中卻無法成為撐持理想的支柱，也多少令人懷疑，這是她在問政過程中不受親民黨支持者認可所導致的結果。從理想走到現實，始終要去面對的，還是如何得到他人的肯定，以及在時勢中有所進退。

政治推動文化淪空談？王拓的「文化大夢」

在1970年代以鄉土文學寫作而成名的作家王拓，早在1978便曾登記參選基隆市國大代表，卻因選舉被取消而作罷。王拓以1975年發表、描寫基隆漁村的《金水嬸》最為知名，書中內容取材於他的母親，對於台灣下層民眾的生活困境表示悲憫。他因美麗島事件於1980年被捕入獄，在獄中也撰寫了《牛肚港的故事》，小說題材大部分都以被剝削的漁、勞階級為主，希望能為他們抒發心聲。1984年他假釋出獄，並沒有放棄參政，1989年便加入剛成立的民進黨，之後投身多次選舉。他曾任民進黨基隆市黨部主委、國大代表、三任立法委員等各種職位，原本打算在2008年政黨輪替後就重返寫作，但被接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延攬為民進黨秘書長，這位黨內老前輩也沒拋下當時情勢低迷的民進黨，再任一年黨職。

身為政治人物，王拓關心的議題眾多，包含文化、教育、交通、經濟等。他在扁政府末期曾短暫地擔任文建會主委，他當時表示，希望能夠排除政治鬥爭的外部因素，去推動「文化大夢」一業。可以看到他希冀透過政治的實踐去推廣文化，但隨後馬政府上台、二次政黨輪替，王拓那時的「文化大夢」難免也淪為未竟之夢。想從政治走回文學的王拓，自然對文學還是深深迷戀，但他曾說，在政治這塊範疇上，不得不放棄一些可以恣意創作的本性，這與龍應台「我是個官」等發言略有相似，雖然兩人的政治經歷頗有差距，或許還可以再做對照。

以上這三位不同風格、不同關懷的作家，都曾為政壇增添多元的色彩。究竟作家、文學能否對政治有所貢獻，或者僅僅淪為政治的犧牲品，都將一再的被大家檢視、討論。

封面圖片來源：Joel Montes de Oca@flickr CC BY-SA 2.0

撰文：林育樸

核稿編輯：葉菀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