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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昆德拉，各自表述－作家之死，映照法國知識界的分裂與辯論

陳潔曜

發佈於法國當下文學生態．前導書評媒介計畫

2023/07/13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緣起】

有幸於得知作家去世的二十四小時內，撰寫了四千字文章，作為當代文學生態，長期無償分享的一部分，歡迎指教，敬請分享！

法國報紙（七月十三日），報導作家昆德拉之死

【全文分享】

流亡法國近五十年的捷克裔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2023），於昨日（七月十一日）於巴黎去世，享年94歲，引發各界的廣大反應，尤其反映了法國知識界的分裂與激辯。

這位引領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文藝健將，於同年蘇聯坦克入侵捷克之後，被祖國共產政權下令解除教職、所有著作下架，作家1975年流亡法國之後，1979年更被捷克當局撤除國籍，法國於是成為其「第二祖國」，不僅於密特朗1981年上台當年，於文化界奔走之下，立即獲得法國國籍，昆德拉更於流亡法國期間，1984年出版終身傑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後更改編成電影，讓「布拉格之春」的密藏故事，成為世界的共享記憶。

米蘭·昆德拉享譽國際之時，卻也成為一個爭議性人物。首先，正是他的祖國－捷克，對這位如日中天的世界級作家，帶有一種或明或暗的愛恨交織。尤其他一些「布拉格之春」的戰友，不甚諒解昆德拉，他一去不復返的數十年流亡生涯，並在法國發光發熱，晚期作品還只用法文寫作，全部需要翻譯成捷克文，並在母國低調出版。

作家晚年更爆發一場震驚國際的爭議事件。一個共產時期政治犧牲者控訴，米蘭·昆德拉於20歲之時，作為年輕氣盛的共產黨員，曾經密告同志，讓他最後被判22年的政治監牢。然而事件的唯一證據，卻只有情治機關的極秘密檔案中，提及昆德拉名字一次的極盡模糊內容，原本二十餘年嚴拒訪問的昆德拉，更於捷克電台，破例公開嚴詞駁斥。整個事件最後陷入羅生門，以各自表達，不了了之。

昆德拉尤其和後來成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成為捷克人茶餘飯後的對比話題－兩人雖都是引動「布拉格之春」的著名作家，卻從此分道揚鑣，也促成捷克文壇流傳的一個說法－「哈維爾坐了苦牢，成為總統；昆德拉逃到巴黎，成為作家。」這其實在挖苦昆德拉於《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成名之後，一個重大轉變，作家宣稱不再觸碰「布拉格之春」這樣的政治性題材，並寫下他招牌的荒謬對話：

「您是共產黨員嗎？不，我是小說家。
您是異議份子嗎？不，我是小說家。
您是左派還是右派？兩者都不是，我是小說家。」

作家這個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的宣言，也讓他在法國成為一個爭議性的人物。作家可能游刃有餘，左右逢源，但也可能動見觀瞻，左右兩派都得罪，裡外不是人。昆德拉作品意圖「去政治性」，卻密藏「政治無所不在」，他的小說總是在探討，當代人如何於政治處境中自處，如《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ailleurs）高蹈詩人的荒謬可悲性，《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裡革命戀人的無奈，還是《無知》（L’ignorance）中，後革命時代的鄉愁。

法國知識界，不管是文壇和政壇，也在昆德拉一部部作品與高低轉折命運中，常常做出可能是南轅北轍、甚至完全相反的詮釋，如極左或極右派，都可在其同一部作品引經據典，論述出其暗藏的左派還是右派的矛盾內涵。這樣左右交鋒的碰撞現象，首先見證了小說家作品的豐富性與曖昧性，或許更進一步見證了，法國左、右對抗的知識界，如何各取所需，成為「一個昆德拉，各自表述」的文壇分裂狀態。

右派〈費加洛報〉－昆德拉最後鼓吹「基督教國家認同」

法國百餘年歷史的〈費加洛報〉（Le Figaro），長期以其專業、優雅、權威的文學版著名，然而，卻可能隱藏了歐洲菁英主義的優越意識，例如，正是百年前於〈費加洛報〉，發表了石破天驚的「未來主義宣言」（Manifeste du futurisme）（「我們發表顛覆性和煽動性的暴力宣言… 我們歧視女人！」），近年來，這個影響力媒體更被批評與極右派、國族主義暗通款曲。

昆德拉去世的消息一傳來，〈費加洛報〉馬上優雅反應，開場以文學專家第一時間發表兩千字專文，細膩爬梳米蘭·昆德拉高潮迭起的世紀文學人生，全文要求學術準確性，展現厚底子的藝術觀察，然而在結尾結論中，卻不忘刻意點出，連結昆德拉與右派政論家－阿蘭·芬基爾克羅（Alain Finkielkraut）的思想傳承關係，後者作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正是〈費加洛報〉的當家主筆，當天正好洋洋灑灑在頭版發表，反伊斯蘭移民的國族主義政論。

〈費加洛報〉這篇文論，結束在作家面對共產主義，如何「為基督教辯護」，並提出關鍵字，「布拉格之春」的意義在於－文化如何保全「國家」？

〈費加洛報〉緊接著發揮它的文學專業，介紹昆德拉的六部代表作品的內涵綱要，但是最後，又偷偷塞了一篇政論〈被綁架的西方－昆德拉如何強調歐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可說完全以右派到極右的觀點，能夠引經據典，論述他們所認知的昆德拉作品核心內容，如「作家毫不掩飾，指出國家認同的必要性」，並連結到當今時勢：面對中國和美國「兩個龐然巨獸」，「精神空洞」之當代震攝，面對「經濟降級」與「移民吞噬」（submersion migratoire），昆德拉的作品，正指出歐洲危機：「小國的存在隨時受到威脅，不知何時會消失」，「歐洲所有國家，正面臨小國化的命運危機」。解救方法，則是提出一種「藝術的至美柔情」和「拿破崙的愛國激情」，追求一種「文化優越」與「政治抵抗」。

「為基督文明辯護」、「國家認同的需要」，似為〈費加洛報〉對昆德拉去世的第一時間反應。

左派〈解放報〉－昆德拉追求「從認同解放的自由」

對比政治光譜右派到極右的〈費加洛報〉，從昆德拉作品中，發現「國家認同的需要」，光譜從左派到極左的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卻提出完全相反的矛盾觀點－昆德拉作品的一生追求，正是在尋尋覓覓一種「從認同中解放」的「無限自由」。

法國〈解放報〉於作家去世後第一時間提出，昆德拉作品一生追求的，是不斷探索自由。自由，而不是國族認同，才是歐洲文明最珍貴的寶藏，對人類最重要的貢獻，也是昆德拉從歐洲小說技藝的發展，從五百年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小說家－哈伯雷（François Rabelais），其怪誕、荒謬的在地人間故事，學到的真正精髓。

自由完全不是自我的無限膨脹，與此相反，自由來自他者的自由，一種沒有成規、跳躍框架的無限探索、墜落與飛升。昆德拉更看到五百年前，哈伯雷的人間主義，如何由賽萬提斯、福樓拜和卡夫卡… 等荒謬現實作家傳承下來，連貫成為一種探索自由的歐洲精神。

以一種對人間自由的探索，昆德拉反對「認同」、「意識形態」還是「理論化」的拘束。昆德拉強調小說的技藝，是一種「清晰、醒悟的藝術」，作為「一種態度、智慧」，站在一種「去除所有政治認同、所有宗教、所有意識形態、所有道德、所有集體性的位置」，這絕非是一種「被動性的逃避」，卻是一種「抵抗、挑戰與反叛」。這也是為何，昆德拉會寫出這樣荒謬的對話：「您是左派還是右派？」「兩者都不是，我是小說家。」

這樣從五百年前小說家－哈伯雷，所啟發的自由，昆德拉不斷探求，最後得到的，卻是一種卡夫卡的情境，一種荒謬的喜劇性，一種「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卡夫卡無路可出的迷宮、城府深不可測的城堡，作為整個世界的預言或是寓言，呈現的不見得一種命運悲劇性，卻更像是一種無意義的喜劇性，而這或許就是歐洲精神的核心，敢於面對變成喜劇的荒誕人生，這也是昆德拉最後一部作品所要提出的，作為其五百年傳承的人生智慧：「無意義，正是存在的本質。」

歐洲小說的技藝，或許在於自由，在於荒誕，在於無意義中，發現人生。

中間偏左〈世界報〉－從黨國詩人，到背叛逃亡的荒謬人生

對比左派〈解放報〉探索昆德拉展示於世人面前的寫作技藝、理想性格、藝術與哲學的光明面，中間偏左的〈世界報〉，則以一種持平的觀點，展現作家不為人知，或不想讓人知，一種唱片B面、月球陰暗面；這絕非是獵奇、趴糞還是狗仔隊調查，而是讓昆德拉的作品和命運，有機連結，相互輝映，讓兩者更為立體生動，最後讓作品回應命運，在荒謬與無意義中，持續發現。

昆德拉不管是作品還是人生，都充滿矛盾。出生於菁英階級家庭，卻長在無產階級專政。指望音樂的純粹性，腳踏的是不純的現實；生為共產黨憤青，死於資本主義菁英。作品欲脫離作者自傳，作品卻顯現作者命運。

昆德拉生於捷克一個美好家庭，父親為一位音樂教授和作曲家，本來過著往來無白丁的藝術家生活，然二次大戰浩劫過後，更大的浩劫似又撲面而來，共產政權由蘇聯扶持掌權，更大的劫難可能是，少年昆德拉，成為狂熱的共產黨青年。

少年昆德拉堅信：「共產主義，和史特拉玟斯基、畢卡索還是超現實，對我有相同吸引力。」昆德拉不到二十歲即加入共產黨，立志成為一個共黨詩人，早年詩作在於宣傳共產主義，寫了一些讚頌史達林的作品。這些早期詩作，實在太過尷尬，讓昆德拉晚年堅持切割，不放在他於法國至高的七星叢書（Pléiade）的作品集，宛如沒有發生。

作為共產黨青年的文藝金童，卻在一夕之間，從天堂掉到地獄。他於共黨大會，以憤青之姿，提出文藝作為國家的未來，應當免於言論審查，其建議竟被奇蹟通過，成為「布拉格之春」的濫觴。

然而蘇聯坦克進軍捷克，粉碎了革命的希望，也粉碎了這個文藝青年的未來。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情節，他被剝除原本知識份子優渥職位，成為一個最底層工人，不僅每天遭受祕密警察監視，父親也被連坐牽連，被剝奪教職和所有演出機會，最後鬱鬱而終。

他後來獲得法國加利馬出版社的幫助，從布拉格清潔工人，轉到法國布列塔尼教書，捷克共黨趁機剝除昆德拉的國籍，可說無所不用其極，希望作家永遠流亡，永絕後患。

終身流亡成為昆德拉的命運，法國成為他的第二故鄉，法文成為他的「第二母語」。於流亡期間，他不僅完成驚豔世界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同年更以他教書的內容，出版《小說的技藝》（L’Art du roman），與結構主義、符號學或新小說分庭抗禮，成為歐洲寫作的一家之言。

昆德拉後來更拋棄了冷門的捷克文，以法文直接寫作，弔詭的是，他的法文書寫讓許多法文作家十分眼紅，完全不以為然（如日前去世的 Philippe Sollers），評論朝向兩極化；然而在國際上，因為其法文書寫，得到更廣大的國際讀者，作家地位如日中天，長年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

米蘭·昆德拉九十歲時，捷克政府剝奪他國籍四十年後，決定恢復他的國籍，然而，故鄉已經對他來講，早就太過遙遠。

他的作品一如他的命運，共產政權作為《玩笑》、《可笑的愛》，他年少輕狂的詩人時期，一如《生活在他方》，他流亡時期，宛如《告別圓舞曲》，共產黨過去成為一種《笑忘書》；他嘗試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探索《不朽》，以《緩慢》的能力，探索《身分》；最終，流亡作家以一生努力，發現了《無知》，人生終究成為，一場《無謂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