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一）誰是「後89」？
（二）「後89」怎樣做社運？（三）成為運動者的路有多長？（本文）
（四）我們會死在冬天嗎？
四、「後89」的成長歷程
一个80、90後青年會怎樣走上參與公共事務的道路呢？ 除开進入體制步步高升的不談，逐漸作為民間臉孔活躍於公共場域的他們，已經走出了兩條基本成型的道路。
（1）沙龍青年與公益青年
站在兩條道路的開端，他們的初始身份是沙龍青年和公益青年。
沙龍青年們大多活躍於在北京，尤其是諸多名校聚集的五道口，在南京、成都亦算有群體。他們在各種沙龍、講座、讀書會、公共空間中出沒，一般都聽過秦暉、賀衛方、劉軍寧、張鳴、劉瑜、周濂、冉雲飛等知識分子或閭丘露薇等知名媒體人的講座，常引為印象深刻甚至醍醐灌頂。一些人還不時說起與許知遠吃飯喝咖啡在單向街聊天。
公益青年們更多以廣州為中心聚集在廣東省，在北京的也不少，但不如廣州社群親密活躍。他們曾在一個或多個公益組織工作，以草根組織為主，也有壹基金、阿拉善、樂施會等大中型基金會，從志願者走向全職再走向自己創立小型機構，其中有很小部分人會成為公益組織的「職業經理人」。他們交往並敬重的前輩一般有梁曉燕、陳健民、朱建剛、寇延丁等一人或多人。
沙龍青年的共同基因通常有以下多選：北斗網、Co-China論壇、706青年空間、立人大學。公益青年的出身則繁細許多，比較常見的包括益仁平中心、廣州恭明中心、自然之友、西部陽光基金會、立人鄉村圖書館等。
豆瓣、人人是沙龍青年們早期出沒的社交網絡，公益青年則更多使用微博。微信一統手機後，兩類青年都轉向了自己群體的各色微信群。
沙龍青年往往在大學就展露出公共討論及寫作能力，他們中的一些人會將組建線上或線下的討論平台作為階段性事業。他們有各自擅長的討論領域，從較抽像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哲學、比較政治學、社會轉型歷史與路徑、宗教問題，到較現實的兩岸三地問題、民族問題、媒體改革與傳播……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不僅能對自己熟悉的話題侃侃而談，而且敢於從抽像理論出發討論各種現實議題。
基於他們的興趣和能力，沙龍青年中清談文化突出，讀書會、討論會、飯局、以及線上的你來我往成為他們的聯結方式，主動結識和互捧的文化較重，但言辭激烈的論爭和彼此的齟齬也由此生發出來。
公益青年當然也有各自的領域，比如教育、環保、扶貧、性別、勞工、動保、艾滋等等，除了參與大型公益論壇的時候，公益青年們專註於各自領域的工作而很少跨領域交流。
在公益青年最為活躍的廣州，跨領域交往和合作才相對多一些。但公益青年們將彼此理解為廣義的同行，在思想觀念上左翼傾向較強、個人主義較弱，因此雖然見面聊天不如沙龍青年們頻繁，彼此的親密和信任感卻往往較高。
相對於言必及理論概念和名家的沙龍青年，公益青年的理念是樸素的、語言是簡單的，平等、權利、民主和「更好的/地……」是他們的關鍵詞。不過，他們迅速或持久的行動力和傳播力，不得不說也有賴於這種簡單但廣泛的共識基礎。
在寫作上，公益青年相對缺乏創見和讀者意識，文本常局限於煽情風格和圈子傳播。在演說上，相比沙龍青年不懼於在數百人的講座上先大談一番經歷和理念再提問，公益青年中只有少數人有較好的公開講話能力，但這小部分人或受公益話語的煽情風格影響，講話往往較有鼓動能力。
就像剛剛孕育的胚胎要一段時間後才能分辨性別，沙龍青年和公益青年的分野在青年人萌生公共關註的早期是不明顯的，許多沙龍青年都有當公益組織志願者或短期支教的經歷，許多公益青年也從聽講座開始建立基礎的價值觀。
兩者的取向一般在大學期間會逐漸明確，影響因素除了個人志趣不同，據初步觀察，兩樣客觀因素或值得註意。其一是地域，北京的名家資源優渥但行動空間不足，文化活動盛行，易出沙龍青年，而廣州名校名家遠不如北京多，但政治和媒體環境較為寬松，草根公益組織繁多，易出公益青年。
其二是階級，希望從事公共事務的青年，大學畢業時如果家庭無法負擔其出國深造，往往會選擇進入公益組織，而得以出國深造的青年則更有條件留在思辨領域並以此謀生。這一點也導致沙龍青年在英語能力，及獲取英文信息的連帶能力上遠超公益青年。
某程度上，話語和知識的分野由此產生，公益青年對現實更有感，語言更大眾，但難以對接精英話語場，而沙龍青年善於引用國外研究和理論，語言體系變得「學術」甚至「離地」，但某程度上在主流媒體（尤指港台和英文世界）更可見。
（2）媒體青年与行動青年
如果說，沙龍青年和公益青年是將成為公共場域中的「角兒」的青年們的初始人設，那麽他們的進階版就是媒體青年和行動青年。進階的過程中淘汰率極高，絕大多數人會停留為關心政治的白領/學者和純公益工作者。
行動青年，顧名思義是指發動和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年人，他們有著運動者的自覺，期待通過具有一定組織和對抗性的行動改變社會，或至少改變受侵害者的處境。其與公益青年的標志性區別在於會跨領域參與運動，以及參與反抗政治迫害相關的行動。
媒體青年，需要強調，此處不僅指在媒體工作的青年，而是指出沒於公共話語場，為（自）媒體提供內容的青年，他們可能是記者、編輯、主頁君、評論者、自由撰稿人，或參與公共討論的青年學者，他們的另一個稱呼很可能是「青年知識分子」。其與沙龍青年的區別自然是介入公共傳播，以及對公共議題具有民間輿論影響力。
中國的新極權背景下，兩種青年的命運迥異。
行動青年即使在運動初期可以獲得少量的公眾關註和主流認可，隨著運動的深化和政治形勢收緊，極有可能很快受到政府打壓、變成敏感詞、轉入地下，僅能獲得的國外資助有風險且難以為繼。他們在社會和家庭中得不到認可，還不得不承擔恐懼、騷擾甚至身陷囹圄的代價。他們於是進入了持續的不可見、無收入、高風險狀態。
相對而言，媒體青年的境遇要好得多，他們較可能有穩定的工作和中等偏上的收入，社會和家庭的認可度較高，也很可能有一定的名望。但在極權下，任何民間的公共參與企圖都會受到打壓，媒體青年們可能頻繁地面對審查、斃稿、刪帖直至辭退。但總體來說，在資源和話語權上，媒體青年相對行動青年占據絕對優勢。
從社會變革的角度，略有刻板且理想化的模式一般是，行動青年是推動變革者，媒體青年是描述變革者，後者基於共同理念，通過報道、評論前者的行動，為公眾提供對變革的理解和想像，引發公眾的支持，間接推動變革。 但目前無奈又似乎必然的現實是，兩個群體交集甚少，缺乏對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感，毋論合作。
一方面，除了少數打算一直在國外發展的人，媒體青年要晉升就要面臨強力的體制化過程，這讓他們中的許多人難以避免地內化審查，離妥協越來越近，離對抗越來越遠，甚至習慣以「判斷紅線」、「在紅線上遊弋」作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進而對行動者產生「激進」、「有勇無謀」的評價。至於一直在國外發展者，也可能面臨難以獲取一線信息，以致話語影響力降低的困境，最終離開中文話語場/中國議題場，僅專註在境外的事業發展。
另一方面，由於風險極高，現有的稍有對抗性的青年運動已全面地下化，非「內部人」很難知道行動青年的具體工作和法，行動青年對於媒體青年基本上是「不可見」的。一些媒體青年悲嘆運動已死、公益青年對政治不感興趣，卻不知道自己時不時看到的反抗呼籲和策劃正是來自他們的同齡行動者們。
同時，受自由左翼文化影響的行動青年，雖然知道媒體青年中的代表人物，但對他們有著精英主義的想像，偶爾調侃他們「高大上」。除少數有意識推動合作的人外，行動青年很少想要主動結識媒體青年。
公開談論運動的媒體青年們，如果看不到也不了解運動，其論述恐怕對公眾和真正的運動者都沒有裨益。但「身在此山中」的行動青年們也往往難以看到社會和政治形勢的全局，有時反而不如一些觀察者（往往是能抵抗體制化的那少數媒體青年）對極權體制的邏輯和狀況有洞見。
另值得一提的是，自媒體的出現和流行使行動青年對媒體青年的依賴性降低，這在兩者難以密切合作的現狀下是利好趨勢。行動青年因此需要學習媒體青年所長的文本寫作、傳播技能，他們有少數人已經在作出嘗試和努力。兩者邊界出現單向滲透趨勢：行動青年作為自媒體人、獨立撰稿人和評論人，在向媒體青年滲透，暫未觀察到媒體青年向行動青年滲透。
（3）異議青年與革命青年
此階段尚未觀察到一定數量的穩定案例，因此放在此處僅作為一種推測。
行動青年隨著路越走越遠，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付出越來越重的代價，承受越來越深的絕望。媒體青年邊緣化的過程相對較慢，最終會遭到封殺甚至可能有牢獄之災，但一般仍也可以向境外媒體和網站供稿，社會地位和收入的降低則是難免的。
這些敵意環境必然導致大部分青年們的「逸散」——體制化或退出公共場域，堅持走下去的註定是極少數。
媒體青年在邊緣化後持續發聲並明確反對，行動青年在絕望後堅決抗爭，他們就又進了一階，成為異議青年與革命青年。（雖然到這時候可能已經不是青年了）目前還難以確認有8、90後青年已經走到了這一階段，但個別人的端倪已現。
按照本文一開始的定義，行動青年、異議青年和革命青年，就可以說屬於「後89」運動者的範圍。
當青年人們走到這一步，就讓人難以不期望他們能突破各自的局限：異議青年應該主動地深入到行動和革命的青年中，了解運動的現狀和問題，不僅僅是出謀劃策而且必須共擔風險，學習成為運動中的一員，或至少將為行動者們向公眾吶喊發聲視作自己的責任；革命青年需要對極權的邏輯和大形勢做主動的研判思考，他們的判斷能力將直接關系自身和其他行動者的犧牲是否能盡量減少或值回票價，同時也需要訓練寫作、演講、傳播技能，在這個過程中與異議青年的溝通合作或許是必要的。
異議青年和革命青年，在個體身上可能會出現融合的現象。
（未完待續，下一節為「後89」運動者的發展瓶頸）
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一）誰是「後89」？
（二）「後89」怎樣做社運？
（三）成為運動者的路有多長？（本文）
（四）我們會死在冬天嗎？
關於「思樂書」寫作計畫：
我是趙思樂，是出生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女生，是撰寫中國民間抗爭與政治打壓的深度報導記者、非虛構作家，曾獲五項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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