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的夏天,我的母親陪我到位於台北市中心的高中註冊入學。我對那間學校的第一印象是:從大門走進去,就看到後門。那麼小的學校?不可能,我安慰自己說,那道門之後一定還有其他校地。但是抱歉啊,那位15歲的男孩,很殘酷的是,那道門之後就是馬路。這個學校長170公尺寬130公尺,裏頭包著一個小小操場,四周圍樓就是教室。學校面積雖小但圍牆很高大,但是絕對擋不住想逃離的學生。 坐在教室裡,偷偷塞進耳朵裡的耳機,用隨身聽播放著「歐洲合唱團」的「The Final Countdown」。我的思緒飛到窗外,北邊遠方的七星山、大屯山連峰以及淡淡圍繞山頂的白雲,我應該是在山那裡才對啊,我不應該在這裡啊.... 偷偷折了一隻紙飛機,向窗外丟去,看它飛越圍牆,越飄越遠,我就是紙飛機啊.... 輕飄飄的,不受控制的,真好.... 紙飛機輕輕降落在柏油馬路上,立刻被汽車輾過,然後失去了形狀。15歲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現實。 學校的老師都很有特色,也許就是人家說的名師吧。其中那位數學老師阿標,講桌上永遠放著皮公事包,他總是趴在那個公事包上。他是這樣上課的:找一位學生將數學課本的習題抄上黑板,再找幾位學生上台解答寫黑板。然後他再宣布這題對或那題錯。當然,他都是趴在公事包上。若真有學生無法解答的題目,他才爬起來很快地將正確解答寫上黑板,然後要求全班同學起立鼓掌為他歡呼。看來這個學校的學生都是天才,互助自學即可。但是老師為什麼總是趴在公事包上呢?我一直想不透。直到學期末,總是坐在老師面前最接近的那位同學才為我們解答:你們不知道嗎?公事包裡是一台收音機,一直在播報股票的買進賣出漲跌價格數字。 那是台灣經濟起飛、股票準備狂飆的年代。 另一位是化學老師,第一次上課就宣布,老師有寫一本化學名著,要買的人快來登記,考試題目很可能與書中內容重疊,當然,你也可以不買。很快的大家都買了。已經忘了那位老師的名字,但一直很記得他說的一段話。有一次上課,他望著面向七星山、大屯山連峰的窗外,很感慨的嘆息說:你們看看,從學校這裏看出去的大馬路邊,以前都是我的地,建的大樓都是我的,後來都變成別人的了。沒關係,我現在還有一棟。但是那棟樓不能住人。為什麼?因為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時候,百貨價格齊揚,我看準機不可失,立刻囤入衛生紙,一定可以大賺一筆。非常非常多的衛生紙,把屋內都塞滿了,沒辦法住人。沒關係,價格繼續高漲,到時候我一賣出就可以大賺一筆。但是後來危機突然解除,價格一瀉千里,賠錢賣掉我不甘心,可是我擦屁股又用不完那麼多衛生紙。所以,同學們,你們想要衛生紙儘管跟我說,跟我拿。只不過,那些衛生紙因為放了很久很久了,已經發黃變硬,你們不要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