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的夏天，我的母親陪我到位於台北市中心的高中註冊入學。我對那間學校的第一印象是：從大門走進去，就看到後門。那麼小的學校？不可能，我安慰自己說，那道門之後一定還有其他校地。但是抱歉啊，那位15歲的男孩，很殘酷的是，那道門之後就是馬路。這個學校長170公尺寬130公尺，裏頭包著一個小小操場，四周圍樓就是教室。學校面積雖小但圍牆很高大，但是絕對擋不住想逃離的學生。
坐在教室裡，偷偷塞進耳朵裡的耳機，用隨身聽播放著「歐洲合唱團」的「The Final Countdown」。我的思緒飛到窗外，北邊遠方的七星山、大屯山連峰以及淡淡圍繞山頂的白雲，我應該是在山那裡才對啊，我不應該在這裡啊.... 偷偷折了一隻紙飛機，向窗外丟去，看它飛越圍牆，越飄越遠，我就是紙飛機啊.... 輕飄飄的，不受控制的，真好.... 紙飛機輕輕降落在柏油馬路上，立刻被汽車輾過，然後失去了形狀。15歲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現實。
學校的老師都很有特色，也許就是人家說的名師吧。其中那位數學老師阿標，講桌上永遠放著皮公事包，他總是趴在那個公事包上。他是這樣上課的：找一位學生將數學課本的習題抄上黑板，再找幾位學生上台解答寫黑板。然後他再宣布這題對或那題錯。當然，他都是趴在公事包上。若真有學生無法解答的題目，他才爬起來很快地將正確解答寫上黑板，然後要求全班同學起立鼓掌為他歡呼。看來這個學校的學生都是天才，互助自學即可。但是老師為什麼總是趴在公事包上呢？我一直想不透。直到學期末，總是坐在老師面前最接近的那位同學才為我們解答：你們不知道嗎？公事包裡是一台收音機，一直在播報股票的買進賣出漲跌價格數字。
那是台灣經濟起飛、股票準備狂飆的年代。
另一位是化學老師，第一次上課就宣布，老師有寫一本化學名著，要買的人快來登記，考試題目很可能與書中內容重疊，當然，你也可以不買。很快的大家都買了。已經忘了那位老師的名字，但一直很記得他說的一段話。有一次上課，他望著面向七星山、大屯山連峰的窗外，很感慨的嘆息說：你們看看，從學校這裏看出去的大馬路邊，以前都是我的地，建的大樓都是我的，後來都變成別人的了。沒關係，我現在還有一棟。但是那棟樓不能住人。為什麼？因為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時候，百貨價格齊揚，我看準機不可失，立刻囤入衛生紙，一定可以大賺一筆。非常非常多的衛生紙，把屋內都塞滿了，沒辦法住人。沒關係，價格繼續高漲，到時候我一賣出就可以大賺一筆。但是後來危機突然解除，價格一瀉千里，賠錢賣掉我不甘心，可是我擦屁股又用不完那麼多衛生紙。所以，同學們，你們想要衛生紙儘管跟我說，跟我拿。只不過，那些衛生紙因為放了很久很久了，已經發黃變硬，你們不要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