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詩歌文化一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韓國科舉制度對詩歌的重視使得詩歌具備著文化權威，日殖時期詩人李東柱因為反日的殖民行動，死於牢獄，詩人與反抗者的雙重形象在韓國詩壇一向重要，讓詩人常扮演著意見領袖的角色，社會中對詩歌的重視也漫及到教育制度，促成了詩歌閱讀的課程。詩人往往有著強烈的歷史意識，此一現象強化了詩歌在韓國當代社會的重要地位，也相對地讓詩人對自身作品以及言論的政治性更加敏銳。這樣的詩歌文化讓詩歌有著改變社會的力量。有這樣的背景我們就不難想像，去年韓國女檢官揭露曾遭性騷擾的事件如何引爆韓國版本MeToo，又何以快速燃燒到了文化圈。
「虛構」的「怪物」？
對台灣讀者來說，高銀是這幾年蜚名國際的詩人。現年85歲的高銀曾經罹患肺結核、在韓戰末期出家十年，後來還俗發奮寫作，並隨著《彼岸櫻》的出版一舉成為了韓國文學史中最受矚目的詩人。高銀的創作高峰與其七零年代積極投身反對朴正煕政權以及民主化歷程有著相當大的關係。對高銀來說，七零年代書寫社會反抗的詩歌讓他這幾年成為韓國文學的代表，也變成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之一。只不過這樣的形象，在去年年底受到了挑戰。去年底詩人崔泳美發表了名為〈怪物〉的詩作，在韓國全國MetToo的浪潮下像是無法阻擋的雪球，從年底蔓延到了今年二月的世界文壇。但誰是崔泳美呢？崔泳美對韓國詩壇來說，也並非是什麼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崔泳美在朴正煕政權末期是學生運動成員，在大學時期是戰後韓國首次翻譯資本論的成員之一。1994年出版第一本詩集 《三十，宴會結束》，這本詩集描述了他光州事件之後因學生運動受到逮捕以及後來離婚的種種經歷。一名三十出頭的詩人，與當時「好女人」的形象相反，揭露了時代的虛偽。《三十，宴會結束》當年一出版馬上成為了韓國當年銷售百萬冊的詩集。若從政治與文學的系譜來看，崔泳美與高銀並非是南轅北轍的立場，或根本上有極為相似的關懷吧。
這一起轟動世界文壇的新聞來龍去脈必須從去年底說起。去年底崔泳美受到《黃河文化》的邀稿寫了三首詩，其中一首題為〈怪物〉的詩就是這一事的雷火。
「寅」老師坐在教授旁邊
文壇新人K給了我忠告
不要坐在「寅」老師旁邊
他一看到年輕女生就會摸來摸去
我一時忘了K的忠告
在「寅」老師身旁後坐了下來
Me too
我向妹妹借來的絲綢上衣
被弄皺了
〈怪物〉這首詩中寫到了詩人性騷擾的過程。包括「寅」是性騷擾的慣犯，而敘事者一時不察K詩人的勸告沒想到也遭了殃，慘遭「寅」詩人亂摸的下場。除此之外，崔泳美在詩裡還談到「寅」曾經當眾解開拉鍊自慰等細節。作為文學作品，這樣的虛構情節不免讓人吃驚，而且此詩不僅僅描述了這些性騷擾的惡行，還談到了如果「寅」拿到了文學桂冠的高峰，諾貝爾文學獎，將會因為這骯髒的世界，憤而離開這個國家。
當權威詩人被指控性騷擾
這首詩在有龐大詩歌閱讀群眾的韓國不免成為了談資話題。在MeToo運動已經在韓國燃燒起來的同時，讀者開始猜想是否有符應的真實人物。很快地，有些讀者開始發現「寅」可能暗指高銀，例如高銀多次對女詩人跟編輯毛手毛腳，如果對方不從還會利用本身的權勢讓年輕女性詩人的作品無法發表好讓對方聽話。隨著讀者的輿論聲起，今年二月韓國《東亞日報》揭發崔泳美描述的自慰事件並非憑空而來，當時還有多名目擊者在場，東亞日報的報導，不啻是在震盪的輿論中再次扔下震撼彈。
2月6日崔泳美首次向媒體表態，表示這是一首諷刺的詩，是站在文學虛構上控訴，很難說可以直接影射誰。但他並不否認韓國的文學環境的確非常惡劣，如果有女性創作者拒絕性騷擾，那他會一輩子一直被出版社與前輩拒絕發表作品，創作生命就會在這些拒絕中消失。至於媒體如果想問他這首詩中的原型人物，崔泳美回答：「那個人真的是個慣犯，我自己都多次遭殃。」談起這首詩的創作，崔泳美提到他的朋友建議，如果以詩的形式來寫會遠比故事來得精彩。他談到詩歌的力量讓他寫下了這首詩，但即使是透過虛構手法擬造了「寅」，也讓他感到極大的壓力。
緊接著在3月5日，一位男性詩人朴振成（박진성）在他部落格寫下了〈高「寅」詩人非禮證言〉，指出確有性騷擾發生。這篇告白信，反省了做為一名男性為何可以目睹性犯罪而不制止事情的發生。他提到了一件發生在十年前（2008年4月）的事，他受邀一起參加高銀在某大學的公開演講，結束後跟教授與高銀和幾位女性一同出席酒宴。高銀在酩酊大醉之後開始打量身邊的女子，要求摸手並且更近一步地將手往年輕女性的腿跟臀部伸了過去－一如崔泳美詩歌寫的那樣，年輕女性只是因為坐在高「寅」旁邊就被非禮。不過詩人爆料的不僅於此：當女孩子反抗離席後，高「寅」便似乎因為不悅，囂張地把褲子拉鍊打開掏出了生殖器，套弄了三分鐘說著：「你們有這樣的勇氣嗎？」雖然朴振成多次向在場輩分僅次於高銀的K教授要求制止，但K教授始終沒有回應，朴振成只能看著同桌的３名女性被羞辱。回想此事的朴振成感到抱歉，也讓高銀性騷擾這件傳聞幾乎是毫無問題地被確認了，並且再次要求高銀公開道歉。
雖然自始至終崔泳美都沒有指名道姓，但今年2月底這件事件不斷升溫接近白熱化。高銀在這件事情燃燒到了國際媒題後才透過國外文學出版社發表聲明。但是錯誤的公關處理以及小看性別議題的高銀，已經被檀國大學辭去了首席教授一職。首爾市以他著作《萬人譜》為名、位於舊市建大會堂的紀念圖書館也將因為這件事情關閉。同時3月8號韓國教育部也將撤除民編國高中教科書中高銀的作品，並且統一部也免除了高銀「民族語彙辭典南北共同編撰事業會」會長一職。
〈怪物〉一詩揭露韓國社會中作家與書商朋比為奸，面對想反抗「男尊女卑」還有上下階級的潛規則的新人就會加以制裁。這類因為性別文化被排擠被處罰的事件，也不僅僅在出版業，像是八零年代韓國同志詩人奇亨度在鐘路一帶離奇死亡，至今仍找不到兇手。隨著Me Too風潮，這一類的性騷擾事件已經是文化中必須要面對的重要議題。像是崔泳美的詩中（寅）的行為已不再是今日韓國社會所能容忍。
尚未被打破的家父長制權力結構
在韓國，文學活動常與飲酒文化結合在一起，崔泳美事件事實上呈現了，在男子氣概、沙文主義的氛圍中，女性作家在文學聚會後的酒場裡，如何被視為陪客、單純成為性慾的客體。2011年新東亞日報就曾記載過一群作家在酒聚中如何對女作家上下其手，文中談到了不少女作家憤而離席以及崔泳美相當有個性的一些細節。而這篇關於酒與文學的軼事，正以高銀與小說家K在演講後一同去酒宴暢飲告結。這篇報導發生於Me too運動的七年前，一個韓國文壇還可以大聲在媒體抱怨女性作家不識相的年代。
韓國民主化過程中還未被解決的「父權制垂直權力結構」問題從年底開始引爆。隨著民主化，人們彷彿更為自主，但是像是性別議題卻要經過三十多年才浮出檯面。在韓國文化中，詩人作為人格者，詩歌有著極大社會影響力，將高銀的作品從教科書移除對於臺灣文化來說雖然難以想像，但也只有移除了會對其他年青創作者以非理性因素進行審查的人，或許才是性別面向轉型正義的可能處置。就像成均館大學的韓國文學研究者천정환針對崔泳美〈怪物〉的餘波，指出了70到90年代韓國文學為了建構民族文學，將高銀視為民族文學的象徵，這個結構與當時的性別文化讓很多受害者無法發出聲，因為韓國需要民族文學。
Me too浪潮在韓國的意義在於提醒人們，雖然過往以為光州革命之後社會制度的改革已經有了許多提升，但是除了政治制度上，某些被文化保護的性別規範仍像空氣一般被忽略，並且長期以來造成許多人的困擾，也扼殺了許多可能性。伴隨著這股Me too的風潮，韓國也重新出版了九零年代自殺女性詩人李妍珠（이연주）詩人的作品集。李妍珠的作品表達了在九零年代，韓國資本主義浪潮跟男性中心的社會如何壓抑女性生命。這也是隨著高銀性騷擾事件的延燒，韓國出版界的回應。
回看台灣，Me too風潮在全球吹起之前，臺灣已有了作家林奕含出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及自殺的事件。但整個台灣社會急於定罪以及奇觀化整件事，不如Me Too直接讓受害者說話，促成反省機制的全面檢討。性主體侵犯牽涉到社會權力關係的盤根錯節，在大寫的政治運動中，常被小看；這也與韓國的民主化類似，在政治上雖然走向了民主制度，但在職場互動和職位晉升的過程中，仍存在著許多潛規則以及看不見的天花板。女性作家的銷售策略必須要依照「女性」形象量身訂作，性醜聞的奇觀化，是文化問題的表徵，而同時期的臺灣，面對被爆料有著不正常性關係的學者與編輯，甚至連一個跟韓國一樣、要在一百天內給出結論的調查委員會都沒有籌組。而林奕含事件被簡化成為法律案件，正是迴避了法律的垂直結構可能也有著性別不平等的空氣。例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陳鴻斌的案例，幫性騷擾對象介紹男友竟然被視為有悔意，其實反映的便是整部司法機器性別認知結構上的問題。
高銀的性騷擾爭議並不是一個詩人的殞落，而是轉型正義在造神的同時竟然促使整個社群放縱一個詩人在三十年間長期性騷擾年輕女性創作者。目前韓國教育部撤除教材中作者作品的作法雖然強橫，但某種程度也是韓國教科書長期做為國家「主體思想」對於教材強烈要求的直接反應。緊接而來的議題是韓國社會該如何面對沙文主義主導的文化政策以及社會中各種天花板，這只是Me too運動開啟的新工程，文化篩選中的性別平權才剛鳴出哨音。
（作者簡介：印卡，台灣最帥的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