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相信個體才是真的。」——〈文學與影像創作對社會的意義（與隱藏的企圖）〉講座心得

侯季然導演是這樣開頭的：第一次讀朱天心的《擊壤歌》，整本書叨叨絮絮的不過是高中女學生的生活瑣事、日常心思 ——「我和卡洛剛看完東南亞的《畸戀》，出得電影院，竟是陽光鬱鬱，地上半濕半乾的已經下過一場雨了。」—— 這類的敘事。然而，當時正值國高中年紀的侯季然導演，卻想起了每一次遇上黃昏霞色時，年少的他心裡隱隱也有一股難以名狀的感受。

是惆悵嗎、是傷感嗎？無論那是什麼，都在《擊壤歌》裡被追認而有了價值。侯季然導演說被「追認」，我想不到比追認更精準的用詞了。朦朧的感受拂過少年心口時是沒有名字的，是在文學裡，他的感覺才第一次有了實體、能被承認，從而有了價值。

模模糊糊的心緒，隔著遙遠時空突然有了同伴，個體知道自己不再孤單。

侯季然導演說，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同志身份時是他 12 歲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念頭是告訴自己：「沒關係，不要讓別人知道。」

因著「不要讓別人知道。」他開始意識自己走路的姿勢、說話的方式，要小心不要像個「娘娘腔」。他有了不能和別人說的秘密，從此與群體斷裂，只有他知道，自己不再是這個學校的學生、不再是家族裡的一份子。為了不被群體排斥，他必須對群體遮掩躲藏，他成為孤單一人。

他回想，也許創作的慾望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想躲起來、與想被發現的兩種渴望，是同時誕生的。書寫與創作是一種方式，讓個體得以暴露自己的不同，個體就不會在群體裡消失。我想起林奕含說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不是一本控訴的書、她無意談論社會結構這些大的面向，她只是「不要思琪成為統計學上的一個點。」

而書寫與創作，就是標誌個體獨特的方式。文學不僅有能力，讓被斷裂、被拋棄、被不認肯的個體，重新與群體有上聯繫；文學還有能力，透過文字的表達，保留個體對其生命經驗最真實、最獨特的詮釋。

侯季然導演最後說了一句話，他說：

這個時代崇尚統計與數據的力量，喜歡把人從不同切面歸類成一種又一種的「群體」，彷彿要有足夠的人頭，才能哄抬說話的份量。而那句「我永遠相信個體才是真的。」再一次提醒了我，我也願意相信每一個個體的表達，沒有人需要證明自己的感受。每一個個體感受到什麼，什麼對他而言就是真實存在的。

當天的提問非常踴躍，帶來很多重要的思考。其中，眾人針對「社會意義」的部分追問了許多問題，許多提問者尤其在乎作者書寫社會議題時的代表性，以及作者觀點的正確性。例如，當寫作的個體對某一事件的看法與群體中其他個體不一致、或者是當個體對某個社會議題的看法後來證實「是錯的」時候怎麼辦？也因為陳冠中老師舉了 Susan Sontag 的作品為例，因此提問者也針對 Susan Sontag 在描寫越南時的爭議性觀點發問。

針對這一點，侯季然導演認為，文學是一種有辦法傳達複雜處境的載體，並且：

雖然並不是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時所說的，但陳冠中老師也早在講座一開始便引用了張愛玲：

（註：原文應為：「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而這段話也和 Susan Sontag 在回應自身爭議時說的話相互呼應：

「理解這世界」是一條漫漫長路，而文學是一種能夠傳遞複雜處境的載體，所以世界上確實存在只有文學才能做到的表達。文學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得以透過每一個個體的主觀轉述，盡可能構建出真實。文學創作是想被理解的人的說話，文學閱讀是給願意理解的人一種渠道。文學的其中一種社會意義，是讓我們能夠盡可能理解這個世界，並藉著一個理解，開啟下一個更深入的理解。這是無窮無盡的功課。

---

我曾經非常深刻地閱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新書座談會上見到女作家那天，千迴百轉只擠得出一句：「我好希望妳幸福。」女作家沒有說好、沒有說我會努力、沒有說謝謝，她在我的書上簽名然後說：「好難喔。」於是在她離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像以前一樣安然喜歡一部文學作品，無法不帶懷疑地走進字與字的邊界、悠晃到情感的縫隙裡而不把她對文學的叩問同時拿出來問自己：「會不會文學與藝術，都只是巧言令色而已？」我當時以為女作家某種程度上是被文學殺死的，我以為她若不要對文學絲絲縷縷牽牽掛掛，就能夠「倖存」。

我所認識喜歡文學的人，常常活得很執拗。我曾經失去信心，覺得與其花時間以筆捕捉那些痛苦、憂傷、迷惘的心頭一瞬，不如睡一覺讓這些感覺就這樣過去還比較好。不要陷於其中、不要失去生活甚至失去生命。但我犯了很簡單的邏輯錯誤 —— 這些個體，是先受傷，然後才喜歡上文學的。文學從來不是一個人失敗的原因，文學是孤單宇宙裡的同行者。確實有人因為文學與藝術而赴死，但有更多人，是因為文學與藝術，而活了下來。

〈跨境移動的文化想像〉講座，活動內容包括三場對談，以及「第五屆移工文學獎」的得獎名單公布記者會。三場對談先談了〈文學與影像創作對社會的意義（與隱藏的企圖）〉，然後談〈新加坡、香港、臺灣女性移工的「後台」生活〉，最後是〈異鄉人的異鄉觀察〉。編排非常完善而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