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群眾運動」是很多極權國家維持統治的一個重要的工具。這裡，「群眾」是一個不同於「人民」，更不同於「公民」的概念。從歷史發展的論述總結，「群眾」這個詞與其說是中性的，不如說多少帶有一些貶義。這樣的貶義既然是經驗的總結，就必須成為值得注意的教訓。
最近我翻看中國著名雜文家、詩人邵燕祥的回憶錄《別了，毛澤東》，對於「群眾」的作用就有深刻的體會與反思。他指出，群眾一旦被政治力量發動，往往會「情緒代替理性，可以不講理、強詞奪理，甚至無法無天、胡作非為」，這樣的「群眾」集體性格，對極權統治者來說當然是受用無窮，是極為得心應手的利用對象。所以毛澤東在1949年建政之後，不斷地發起各種群眾運動，以達到他各種不同的政治目的。「群眾」和「群眾運動」對他來說，是一帖包治百病的藥房。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的中國。
群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集體性格呢？賴希於1933年出版的著作《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中，有一定的討論。賴希是第一個把佛洛伊德的心理與性格構成理論應用到法西斯主義研究上面的，他的研究，一開始就把法西斯主義看作一個群眾問題。他從心理學的角度認為，「群眾」的集體性格中有反社會的情愫在，他稱之為「小人精神」；群眾有一種「屈從結構」，使得他們從認同自然分化為少數領導者和多數被領導者的觀念，於是，也認同將責任交給一個強者手中的行為。
此外，群眾的集體性格中天生具備民族主義傾向。在群眾看來，民族主義領袖是民族的人格化，只要這個領袖按照群眾的民族情感或愛國感情使民族人格化的，就會在他與群眾之間形成一條個人紐帶。更精彩的是，賴希指出，群眾個體同領袖的「自居作用」。
這種自居傾向是民族自我陶醉的心理學基礎，即個人從「民族的偉大」中獲得自信心的心理學基礎。用一句網路上的話說，這就是「吃地溝油的命，操國家的心」；對於這樣的「群眾」來說，他們對切身利益的關注熱情，遠遠低於對於所謂「國家」和「民族」這樣龐大而模糊的結構的關注熱情。
以上的論述，如果我們用來檢視今天網路帶風向的現象，以及針對公共議題的討論，可以看得更為清楚。今天的「群眾」或許已從街頭轉向網路，表面上看，似乎已經不太會被極權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利用；但是他們的集體性格，由於網路的一些特性，例如可以披上馬甲、不需要面對面等等，顯得更加肆無忌憚。
當然，在一個民主社會，我們不可能排除「群眾」的存在和影響，不可能限制「群眾」的公共言行。因此我們才說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是一直存在的，道理很簡單，因為「群眾」一直存在。
在我看來，為了吸取歷史教訓，根本的辦法還是在於教育。透過教育，讓依賴維權領袖的「群眾」轉化為能夠獨立生存、獨立思考的現代公民。這就像換血手術一樣，只有透過教育進行不懈的民族「精神換血」工程，才可能慢慢地改變「群眾」對歷史的影響，或者，至少把這種影響的負面因素降到最低。
相對於各種制度建設對「群眾」的制衡作用來說，「精神換血」恐怕才是長久之計。不過，這樣的工程曠日持久，不會短期見效。這裡考驗的就是我們的意願和韌性，而這，應當是另一個話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