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前時代的重大變遷在於從石器時代轉變為使用金屬器的時代，雖然靑銅器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零星出現在各區域遺址中，但並未造成生產工具或社會文化的變遷，其數量亦相當稀少，並不足以說明進入靑銅器的時代，當仍屬於使用石器為主的新石器時代。以金、靑銅、鐵為主的金屬器以及玻璃珠、瑪瑙珠等外來物品開始有規模輸入台灣，並造成在地人群的文化變遷，大致始於距今2,400 年前左右。
而此一外來物品輸入和台灣玉器輸出之間形成的交換體系實有其發展背景，應當是南島人群較早階段遷移或往來所形成的交通體系。這個新形成的交通與交換體系，筆者稱之為「南島之路」，此一環南海東、南半側的交通動線，造成今日台灣南島系原住民的文化與人群構成的重大變遷。
一、南島之路的形成
台灣裝飾器物或陪葬品的使用首見於新石器時代早期大坌坑文化後段菓葉類（5,000-4,200B.P.），出土以貝玦、貝環等貝器做為陪葬用品，同時或稍早東部、北部的閃玉製品已出現，主要做為工具使用，花蓮則在月眉II遺址發現此一階段的製玉工藝遺物。
稍晚分布於北部以及東北部的訊塘埔文化早段，則已出現少量墜飾，但尙無法確認是否做為墓葬或儀式用品使用，隨著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發展與分布範圍擴張，玉器使用分布於台灣及附屬島嶼各個區域，並且在花東縱谷北段發現重光遺址與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這是二處大型玉器製造遺址，鄰近尙有較小型的製造場所，印證當時玉器的需求已經相當多。
這一階段已有相當數量遺址出現墜、環、鈴等玉製裝飾品，並得見做為陪葬品，顯示出玉器進入當時社會的儀式用品行為，成為當時社會重要的物質文化表徵。由於玉材及玉器的生產集中於花東縱谷北段的小區域，因此從玉器生產基地所在和本島以及附屬島嶼之間，逐漸形成以玉器交換為中心的交通動線和體系。
雖已經演化成為各個區域性的文化體系，內涵各有不同，但仍維持淸楚的交通與交換體系，造成人群之間明顯的互動關係，例如分布於台灣北部以及宜蘭、花蓮的卷瓣形石刀，從新石器時代中期訊塘埔文化出現，透過交換與互動所形成的交通體系傳布於宜蘭、花蓮的同一時間的繩紋陶文化體系，並逐步發展到下一階段的丸山文化、花岡山文化。在此一區域卷瓣形石刀的傳布方向恰與玉器的方向相反，形成交互流動的狀態，足以說明人群之間的往來狀態。
新石器時代晚期是台灣玉器使用的高峰期，基本的製造、使用等架構都沿續中期已經建立的規模，玉器做為儀式用品遍及全台各區域，並形成高度使用玉器做為儀式用品的現象，可說是玉器使用的興盛階段，從製造、交換、消費可見完整的體系。
從玉器大量使用以來，明顯可見本島東、西部的差異，可能形成不同的使用型態，而造成不同程度的社會型態變遷。
以卑南文化為例，具命名代表性的卑南遺址卑南文化層，不但大量使用閃玉製成的錛、鑿、鏃等工具，同時也擁有大量的玦形器、環形器、墜形器、管珠、玉棒等器物做為裝飾或儀式用品，這些是卑南人群生活重要的工具與裝飾或儀式器物，在死後裝飾或儀式器物經常隨著主人陪葬，甚至也有不少錛、鑿、鏃等工具做為陪葬品之用，陪葬品不但有樣式的差異，也有品類不同，更表現在數量之上，顯然與個人或家族的地位具有密切關係。尤其是特殊型制的人獸形玉玦，似乎都出現在本階段較晚的地層，這也和大型墓葬的出垷時間吻合，也許說明社會已經發生變遷，可能出現階級或貧富的差異。
如上所述，顯然玉器是卑南文化人生活及儀式行為必須的用品，但以目前所知資料，卑南文化的分布範圍並未見玉器製造遺跡或遺留，而且只有出土少量製玉廢料，頂多是小型工坊，說不上是玉器製造場所。
同一時期花東縱谷北段至花蓮溪口之間的區域卻是多處玉器製造聚落發現，形成完整的製玉核心區域，這些遺址文化所屬都是花岡山文化，說明二地之間應有長期的交通與交換體系，才能將玉器從生產區域運送至消費區域。
同樣的交通與交換體系，必然也存在於台灣其他區域，分布於宜蘭平原及丘陵邊緣的丸山文化，北海岸以及台北盆地內的圓山文化，同樣出土相當數量的玉器，但也少見製造玉器的遺物或遺跡；其他區域不論山區、海岸平原甚或海外附屬島嶼均得見玉器。
目前所知只有大馬璘文化中期（2,800-2,300B.P.），可能是花岡山文化人群移入，形成製玉工坊，並帶來濃厚東部文化特徵。整體而言，大馬璘文化早期（3,300-2,800B.P.）已有少量東部地區的文化要素，但這些要素卻在大馬璘文化中期大量出現，其中包括長方形板岩石板棺、玉器、戈矛形器、橋狀豎把罐形器等，其中尤其以大馬璘文化中期才大量出現的玉器製造所遺留的多樣製玉廢料最為特殊，而且玉廢料的形式與花岡山文化相近。
就整體而言，大馬璘文化當與東部北段的花岡山文化關係較為密切。說明台灣玉器製造的興盛時期，花岡山文化的人群曾經攜帶玉材與玉器製造技術，遷移拓展至埔里地區並與當地原有人群結合形成聚落，也逐漸形成嵌入在中部地區興盛的營埔文化之中的玉器製作聚落群，而成為擁有眾多東部文化要素的大馬璘文化。
此一階段可說是大馬璘文化最為繁盛的階段，不但聚落大型化，出土遺物多，具有許多大型灰坑，也與西海岸中部地區其他人群，尤其是鄰接的營埔文化人群，具有複雜的交流關係。
前述新石器時代晚期人群，可說是台灣史前文化在金屬器引入之前的石器文化高峰期，做為裝飾或陪葬儀式用品的玉器的製造與使用可說到達盛期顚峰階段。此一玉器流行於台灣的階段，說明透過玉器形成的交換體系，顯示人群除了陸路交通以外，也具有海上交通能力，而且是較長距離海上的航行能力，此當為南島之路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
西海岸中南部平原雖玉器較少，但製作精美的黑陶以及黑陶繁複的紋飾體系，應是另一種裝飾與儀式的展現，也可能影響東部以及海外區域。同樣透過海域交通體系和南方環南海區域人群互動。這一環南海區域南島人群的交通動線可說是南島之路。
二、南島之路的影響
台灣史前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末期距今2,400-1,600B.P. 之間的文化變遷，可說相當明顯，從本島東南側沿岸地帶，透過原有的玉器與黑陶所形成的交通與交換體系，也就是南島之路帶來可能源自於菲律賓與印中半島越南中南部到泰國南部半島東南亞一帶的新文化要素，逐步嵌入台灣原有的文化體系之中，使得各個新石器晚期文化逐步轉變為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文化，此種情形似乎持續一千多年。
這種外來文化傳入的影響係從東海岸由南向北傳遞，顯示其來源方向可能和南方有關。就目前外來文化遺物的來源地分析，初步研究顯示玻璃珠當屬於「印度太平洋珠（Indo-Pacific bead）」的系統。史前台灣玻璃珠、瑪瑙珠的出現大致較煉鐵、冶金等高溫工藝技術的進入為早，特別是此一時段考古遺址出土的早期玻璃珠，基本屬於印度太平洋珠，類型變化簡單，通常為單色、拉製、不透明或半透明、小粒、主要是橢圓和扁圓型，色澤以藍色、紅色或赭色為主，黃色和綠色次之。
新石器時代末期年代在2,400-1,600B.P.，全台各地大致仍在使用石器的最晚階段，但東部沿海已經進入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的早期階段，可說此一時段是新石器時代和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並存的階段。東部的金屬、玻璃、瑪瑙等外來物質帶來的新文化體系，嵌入於在地的文化體系之中，並逐步擴大其影響力。
此時的聚落分布、生業型態，甚至石製工具，都和前一階段相似，只是陶器上原有的裝飾花紋漸減，但北部的植物園文化則出現豐富的拍印幾何形花紋，西海岸中南部原來以灰黑陶且具有豐富紋飾特徵的大湖、營埔、鳳鼻頭等文化體系，陶器都逐漸素面化，例如營埔遺址紋飾的比例僅剩不到1%，西寮遺址的大湖文化也有同樣的狀態，顯示整體陶器的素面化似乎是西海岸中段以南一致的趨勢。而且此一時期裝飾品也逐漸減少玉器使用，終至於在下階段金屬器時代中期之後完全消失，代以金屬、瑪瑙、玻璃製品做為裝飾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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