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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大學】未來並不悲觀，但我仍然焦慮

2019/11/08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這是一篇一個半小時有關於教育的電話討論速記，內容非常凌亂且白話，基本也沒有明確的雛形跟架構，但對我來說今天真的釐清了太多心中的疑惑，也突破了許多的盲腸，甚至在關鍵的討論中兩次經歷斷訊，以及無來由的全身起雞皮疙瘩。可以想像一個人站在圖書館四樓夜讀區的門口，頂著新竹夜晚的強風的情境中那種心情是如此的複雜。工作瑣事在這場電話中都顯得如此的渺小，廢話不多說，有興趣的人就繼續看下去吧!!

背景介紹

電話中的兩位人士，都是目前透過「拾穗計畫」入清大，並申請清大「實驗教育方案」的學生。（清大「實驗教育方案」跟實驗教育三法無關）

討論起源
電話的起頭是從目前各自在清大申請「實驗教育方案」遇到的困難以及清大教授私下對我們各自說的話進行討論。原先預期是一場抱怨跟釐清現實的通話，殊不知竟然討論到整個社會結構以及教育脈絡。
社會對文憑的想像
曾經，我和電話中的那位朋友都深信，在這個社會中能力大於文憑，而這樣的信念也在我們的身上找到了證實的依據，舉例來說，我現在沒有文憑但同時我有在教音樂、有在小學講課（辯論的課），有跟一些教育單位合作，當兼任講師，講些事情（我不想細講是什麼事情）.....等等，總之我現在是「沒有文憑」的狀況在一邊工作、賺錢───假如「具有文憑」是為了「工作、賺錢」的話。

（但難道讀大學就是為了「取得文憑→取得工作→賺錢」嗎？嗯，後面會說。）

我朋友的經歷可能比我更狂。他在15歲就打敗一票大專生進入科技公司實習，在就讀清大的期間，他同時是中國軟體開發公司的遠端工程師，甚至在清大開授軟體程式的相關課程。

在這半年我們更深入踏出校園進入社會後，發現諸多顛覆我們曾經對於社會理想的想像，在整整半年不曾聯絡的狀態下，兩個人同時間感受到這個社會對於文憑的追求已經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我個人遇到的情境有三種：

１、我認為身邊非常有能力的人們（例如google的企業合作講師、在大家都稱羨的大公司工作者、甚至已經創業成功的人），紛紛開始刷文憑或開始非常重視自己的學歷，甚至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對，這個社會就是如此現實，沒有文憑連他們在他們想要的領域中可能也什麼都不是。』

２、不信邪的我，希望可以透過與不同大公司人資長的選人標準中找到一些突破口。但在跟他們聊過之後都得到相同的結論，就是大公司在篩選人才的第一步就是學歷，你沒有那個他們認可的標章，即便再有能力也不可能進入他們的企業。

曾經我自己來打臉這句話的都是那位朋友目前沒有文憑，但一樣去了公司實習或是得到offer。但這件事情在今天的電話中嚴重被打臉，他在學期間到紐約去實習的時候，不意外的表現的十分良好，但即便是他問公司：「如果現在就開始長期實習，有沒有機會轉正並往上爬？」，公司的人只回應了一句：「去拿一張有『University』的紙過來」，不管是U什麼，反正先有那張紙才有再談的可能性。

３、最近某公司明確的表示他們有與我合作課程的意願，但因為未來公司是要打入體制內學校，因此需要我修完師培的課程並考過教甄拿到那張該死的教師證。他們請我自己評估這樣的成本與報酬，值不值得我自己投資。

上述的每個例子中都可以明確的意識到，這個社會難以打破對於『文憑價值或肯認』這件事情。即便他們口口聲聲說產學脫節的很嚴重、大學教出來的學生都不是他們需要的人才，但在選才的制度上，依舊非常執著於那張拿來擦屁股都嫌粗的紙。

適性發展？

在十二年國教或是現今教育的趨勢，教育制度都會跟學生說你們需要「適性發展」，不是每個人都一定需要念高中或大學，更不是每個人都要擠進頂大。不論是像是政治標語的宣傳口號『選系不選校』或『就近入學打破明星高中的思維』，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

因為當一個學生他真的不想念大學，他就已經失去了一堆工作選項（例如像那位朋友想要到歐美的、或是在台灣有明確國家證照規範的），或是更精確的說，在社會上如果一個沒有文憑的人試圖完整的呈現自己的經歷（例如將他過往的經歷逐逐條列整，並用數據來證明他的成效），是不是還是無法證明自己的能力？

你要學生適性，但如果他發現他想要做「體制內的工作」，例如醫生、律師等，那他如果沒有讀大學就將喪失多數的工作機會時，你還有勇氣跟他說：「follow your heart」嗎？

包括我自己，在意識到原來社會並非我們想像的如此美好後，也都不敢這樣做決定或是宣稱後。因為你一路適性到22歲後，這個社會就會開始用文憑來檢核你，在這時，大學文憑成為你的那個「底數」。身為「頂大」的學生可能數值大一些，但只要有大學這張文憑，至少你會有１以上的底數。而能力在此時他不是相＋，而是相×，如果底數是０，不管你有再多能力或是專案，那也都是枉然，因為０再怎麼相×都是0，他不可能被改變。

討論到這裡，就要連帶討論一下產學間的關係。雖然產界一直說學界培養出來的人不是他們想要的，但在選用人才的標準上，卻又有大多數的公司是先看學界給的那張文憑，來斷定你能否進入貴公司上班───這是其一的疑惑。其二，更好玩的事情是，今天兩個大三的學生Ａ、Ｂ，Ａ成績好但專業技術差，Ｂ成績不好但技術很好，這時候多數的公司會選擇Ｂ進入公司實習。然而在大學畢業後，當Ａ拿到那張文憑，但Ｂ因為不會考試而沒有文憑，這時候若Ａ跟Ｂ同時想要去某一間公司應徵，即便Ａ的實作能力遠低於Ｂ，但通常Ａ卻可以因為這張紙所以成為這間公司的正式員工，而Ｂ成為那個失業的人。

到此，我至今沒有想出來中間的過程到底哪裡發生問題。既然大學教的不是公司要的，為什麼卻還是用文憑來篩選員工？那張紙到底有多少魔力可以讓不認同大學教育的人瞬間承認大學學歷？客觀上大學教育跟業界的產學嚴重落差，但文憑的出現卻讓產學無縫接軌，那張紙的價值甚至高過於學生在畢業前去公司實習所展現的能力！

到底是哪個部分出錯了？

拉回大學現場來看，如果透過特殊選才進入大學的人、或者申請實驗教育方案的學生那麼特別，有權利不修清大的課程就可以拿到那張紙（文憑），那到底為什麼需要來讀清大？為什麼要這張畢業證書？為什麼要讀大學？

我自己現在也不知道。但我想要來談談看『大學施行特殊選才＆實驗教育方案的意義跟價值』。（實驗教育方案不是實驗教育！）

正因為我們渺小到無法和這個社會甚至是這個世界對於「文憑」的崇高想像進行抗衡，所以只能改變獲取文憑的『方式』著手。從多元的入學管道，到多元的學習方式，這兩項制度是現階段少數提供機會給那些真正有實力但卻不會考試的人進入到「體制內(大學)」，同時讓他們在這四年間用自己的方法獲得那張社會看重的紙，讓他們不要成為漏網之魚，能真正進入想要投入的產業做想做的事。

在這個社會裡，任何篩選人的標準都不可能「唯獨」怎樣、「才能」怎樣。若有，那是病態而已。缺少了多元選才（不靠成績作為標準）或是多元學習管道，任何一個都會扼殺彼此的效益。因為缺乏了前者的選才，就已經排除了很多在社會中「體制外」的人才進入「體制內」，而跟著排除他進入「體制內」之後的學習空間。

也就意味著，體制期待這群「體制外」的人進入學校後，變成一個能夠「適應體制」的乖學生 ───這樣體制才願意給他那張紙。但這樣的方法，基本也只是畫了超級大餅，而「不乖的學生」卻怎麼樣也吃不到的狀態，因為本來就沒有人是被預設要「乖（適應體制）」的，這時候「離開體制」就好了嗎？

所以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實驗教育方案與特殊選才的關係』，對我來說他們兩個相扶相承，缺一不可。

關於清大實驗教育方案的一些事

在清大的「實驗教育方案」中有三種不同的角色，其一是申請者（學生），其二是「學習輔導小組」，這個小組內的成員可以是校內的教授，也可以是相關領域的業師，目的主要是為了協助學生規劃課程架構及內容，不過其中主要負責的老師（主責老師）的身份必須是學校的專任教授，以便學校行政上的作業（這邊當然也會有一些問題，例如該領域在學校並沒有完全符合專業的教授等）。其三則是「學習審議小組」，其組成將由教務長召集各院代表，負責審核、學生修業規劃、學分採計原則、學習成果評估及學位授予等相關事宜。

我在大一下的時候知道學校要推動這個「實驗教育方案」，我也在計畫推動初期有機會參與了很多討論會。當時學校一直給予我們一種，實驗教育方案是一個「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學校跟學生間的關係會更加的對等」的美好理想。於是在第一屆開放申請的時候，滿懷期待的申請，在大二開始成為「實驗教育方案學生」。

當初我會選擇進入實驗教育方案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來自於，我不想要花力氣去「適應、配合」體制內系所的各種規範。當然進入這個方案也有一些私心，希望自己的大學學習歷程可以異於他人，展現屬於自己的獨特 / 特殊性。

然而進入該方案後，曾經那些和教授討論出來的配套措施以及制度給予的彈性，都在各種的壓力下逐步消失。例如「學習審議會」當初的定位是「輔導學生取得更多的資源」或是「給予學生在課程規劃上的『建議』」，然而實際的狀況卻是，來自各學院的代表教授，一聽到跟自己領域「可能」有所相關的部分，只要不符合各科系的學習歷程，就一再提出刁難，甚至要求學生「修正」課程架構及內容。

像是在我的課程規劃中有一塊是「教育研究法」的課程，而其中包含質化和量化的研究方式。有一位經濟系的教授就在報告結束後，指著我曾經在電機系停修的微積分修課證明說：「要做量化統計的人，怎麼可以不修微積分的課程？」當時我有在做教育研究的主責老師就在會議中解釋到，我這次設計的研究中是不需要用到微積分；但當下的決議是要求我將微積分課程納入學習計畫中。直到這門「教育研究法」課程的授課老師為我背書，最終才得以按照我原定的規劃。（但這個專業的認定，其標準是非常模糊，也讓人不知所措）

亦或是在第二屆的申請前大幅限縮學生的課程規劃權利。在第一屆申請時，除大學法規定的128學分限制以及28學分的校定必修無法更動外，其餘100學分的課程，是全權交由學生自行設計。而第二屆的制度上就進一步限制課程彈性，規定學習規劃中「非課堂式課程」只能有33學分（比照全校必修學分最少的數學系），另外的67學分中又規定需要規劃一半以上的「大三以上的學校課程」。

在這樣的制度調整以及審議委員展現的態度，都讓我在此方案中無法完整的實踐「自主學習」，我再次感受到框架的限制跟壓迫。當初立意良善的制度，終究敵不過僵化的思維模式。

我們終將成為我們討厭的人

這大概是在電話的末端，我們討論到，身為第一線衝撞體制的人類，甚至正在做著教育及生涯輔導相關的研究時。赫然發現了教育與社會的大迴圈，所有的適性教育只要喪失後兩政策的支持，多數就是話給大眾的假象。（「後兩政策」為特殊選才跟大學入學之後的彈性學習模式（例如實驗教育方案）

而我想我們也一定不是第一組想到這件事情的人們，肯定有更多人早就體悟到這個社會的現實面，但為什麼沒有人想要出來改變這個社會「文憑至上」的狀態？最終討論出了兩群人。

其一，這群想得到這個問題且有親身體悟的人，其腦袋都是足以使他們完成體制內各種規範，並取得那張紙的人類。同時，相較起改變這個體制或是社會，乖乖按照體制內的遊戲規則、按部就班的拿到這張紙的成本，比起改變或是挑戰低的太多了。

其二，一部分的勇者（就姑且讓我這樣稱呼他們吧）他們也曾試圖想要改變些什麼，但最終不論是迫於現實的生活壓力，或是因為他們並非握有改變文憑價值的權力，同時也因為人群的數量不足夠撼動決策者，最終心灰意冷的離開。

當自己理解了先輩們的思維方式後，回過頭思考一些曾經被提點的語句，多數的前輩們聽到我們提出這類問題時，就告訴我們，不論我們最終選擇哪一條路，趁著還有機會、有能力時先拿到文憑，確保自己有選擇未來生活樣態或是工作狀態的權利，其餘的事情就等之後再說。然而這個「之後」，極有可能使我們步上他們的後塵，成為對著下一代說「先拿文憑再說」的大人。

而即使自己一直避免成為自己討厭的人時，再思考如何成為更好的教育工作者的過程中，也不禁感受到內心的矛盾。當今天我沒有取得「普世價值」的成功時，那還會有人願意停下來聽我說些什麼嗎？當我今天沒有透過拾穗計畫進入清大，甚至沒有考上「好的大學」時，你們還會願意停下來觀看這篇文章嗎？

就我的經歷而言，現實就是如此殘酷。當我們不說自己是清大拾穗計畫的錄取生時，沒有家長願意停下腳步聽我們說自己「相對獨特」的學習歷程以及我們的教育理念。但當給出我們的背景符合他們對成功點想像，當我們是一群拾穗錄取生時，我們不需要極力地去推銷自己，演講邀約就會自然而然地因為這個背景開始進入。身在其中的我所感受到的只有『當你沒有達到或步上普世價值的成功時，你腦袋中一切的想法，都只會是年少輕狂的「不成熟」罷了。』

至此，直到現在我仍糾結於，我要不要成為一個符合體制規範的大學生，乖乖地取得文憑，乖乖地按照大家成功的想像去活著，成為曾經我討厭的自己。但真正令人畏懼的就成了：當自己終於符合「成功人士」的想像，得以去得撼動體制的一員時，確實我說的話可能變得開始「有意義」，然而我所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就變成了：「如果你覺得文憑這麼不重要，那為何你要仍拿取了清大的畢業證書呢？」

就是這種矛盾跟疑惑在心中拉扯，但我現在很慶幸他們還在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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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自學生們不再是少年，，但還是個人（呼應了「先是個人，才是個自學生」？不過很多處境是由於「是個自學生，才是個人」），想想那就將上學好日子當作倉庫，將偶爾寫的劇評文章放到這裡收著，有朝一日有可能在窮途末路之時轉型成藝文工作室吧。備註：倉庫意不在回應「自學生長大後在幹嘛」這類問題，儘管也是事實所以無關回應或不回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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