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09 @ 20181101 論永生的詛咒與理性的邊界

20181106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9集整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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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佈時間：2018年11月6日

整理者：三馬兄

本集錄音效果稍差，多謝姨學聽力權威三馬兄補救，特此致謝。

[00:07]主持人：您上次提到說，假如我們未來的社會裡面有非常大的技術進展，但是這個技術進展並不是在文明向外開拓的方向，而是在例如說讓人長生不老或者是讓人取得非常強大的人工智能這樣的類似方向，而這些技術掌握在一群非常少數的精英階級裡面，反而有可能造成文明的衰亡。這個部分可以請您稍微給我們再多做一些闡述嗎？其實在臺灣我們常常看到跟您的預測相反的一些言論，最有名的就是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他寫過《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這兩本書，他是一個非常樂觀的普世主義者和科技革命主義者，他認為未來的人類會真正達到像共產主義設想的那樣，人類由有閑階級和一群無所事事的無用階級構成一個社會，幾乎所有的體能和智能的工作都由AI來完成，大部分人類在社會上變成一種無用的存在。如果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的話，您認為這會使人類目前的政治和社會產生什麼樣的演變？

[01:42]劉仲敬：實際情況是，人類在農業革命產生以前差不多就是在這種狀態。真實的原始部落並不像是十九世紀的人想像的那樣悲慘，而是恰好相反，他們真是把80%的時間用於宗教活動和娛樂活動，只有20%的時間用來收集野果、香蕉和各種食物。因為這些食物無論是狩獵來源的還是採集來源的，都是移動的、不確定的，他們並不需要有農業勞動那樣艱苦的計劃和密集的投入。

[02:15]現代資本主義就有一個現象就是，只有在像是越南這樣經過了農業革命的地方，搞工廠建設才能夠有效運作，因為只有這些地方才能夠產生出有紀律的勞動力。一般來說，沒有經歷過農業革命的地方，本來還處在原始部落階段的那些地方，那裡的人根本培養不出適當的工作條件，因為他們的覓食方式和經濟活動跟所謂的遊樂沒有明顯差別。到處去摘香蕉，這是小孩子都會幹的事情。他們很難把注意力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長時期集中在一個地方。他們很難不把機器當作一種玩具，然後發揮他們的好奇心，把零件拆了或者幹諸如此類的事情。而因為他們平常的經濟生活就是這樣的，所以他們也不會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對。要讓他們違反他們的習慣，對於他們來說等於是把他們關進監獄。幾個小時守在同一台機器上面，所做的動作都是一模一樣的，這個事情你仔細想一想，就像把小孩子關進課堂一樣，對於他們來說大概就是把他們關進監獄了。

[03:17]這種情況下的人類反應其實是非常正常的，因為人類存在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處在這種狀態下的，尤其是男性。農業可能跟更多地坐在家裡面的女性關係更密切一些，而男人跟狩獵的關係更密切一些，所以男性特別討厭那種重複性的勞動。大部分時間用於各種消閒活動，比如說可能就是黑猩猩那種相互捉蝨子的活動的升級。在身上畫各種圖案和紋身之類的，這種東西大概是人類最古老的藝術。在岩洞上面畫畫，在自己的身上畫出各種標誌。按照澳洲土著居民對英國人的說法來說的話，他們這樣做主要是為了討好女人，因為畫得不好看的話，女人就不愛他了，諸如此類。

[04:01]他們的大部分時間就是用於宗教活動，在宗教活動上唱歌獻藝，以及各種私人之間的藝術活動。個人的威望高低，除了比如說在狩獵時是不是英勇、在巫術活動中是不是法力無邊以外，主要就取決於他自己的藝術造詣的天賦。藝術家這個東西在現代社會是非常邊緣的，但是在原始部落當中則是跟巫師差不多的角色。巫師所做的活動，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有藝術天賦和知識分子天賦的緣故。現代社會被擠壓到邊緣、通過文學藝術這些活動釋放出來的這部分能量，很可能就是農業社會產生以前人類的正常活動留下來的一點點殘餘。

[04:43]所以，第一，技術充分發展，相對於人口和消費進入一個暫時豐裕的平臺期，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不一定會造成這種結果；第二，如果造成了這種結果，實際上它不是新鮮東西，而是人類的復古。它造成的自然是：第一，以注意力為核心的經濟；第二，藝術、宗教和娛樂活動的極大復興。這樣造成的社會組織是相當鬆散的，它取消了促使社會組織緊密化的許多動機，可能反而會導致人類難以維持大的社會群體，重新瓦解成為許多更加自由散漫的小的聯盟，就像史前部落那樣。

[05:26]但是有一個因素是不一樣的，就是長生不老這個因素。長生不老對人類來說一定是一個詛咒，就像是猶太人古代的傳說中那樣。你完全可以想像出長生不老會造成什麼結果。它只能說是導致正常的情況下可以長生不老，但它一定防止不了像是車禍或山上掉一塊石頭這種事情，或者像是希臘哲學家那樣，走著走著，老鷹抓著一隻烏龜從他頭上經過，然後把烏龜給扔下來，砸在他腦袋上。於是就出現這種情況：你本來可以長生不老的，只要不遇上意外事故；但是萬一遇上意外事故，那你就不是虧一點點，而是虧得很大了。現代人如果遇上意外事故，那不是虧得很大，因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你患癌症插著管子在醫院裡面死和遇上車禍死到底有什麼區別，你不遇上車禍早晚也要被插上管子死的；但是如果你不遇上車禍的話你就可以一直活下去，而遇上車禍居然就死了，那你就是虧太大了。

[06:21]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產生出針對性命之神的狂熱崇拜。可能會發展出某些像賭場一樣的宗教，在這些賭場裡面，人類會崇拜那些相當於老虎機一樣的東西，那些老虎機就像是博爾赫斯所說的巴比倫彩票一樣，體現了人生無常，各種意外事故。所有人都願意給神明上香，為了避免意外事故和讓我能夠長生不老而付出最大的代價。同時，為了避免意外事故，會發展出比現在的中醫養生之道還要複雜和繁瑣的各種法門。想想現在比如說西方的跑步宗教，研究如何跑步來養生的宗教，如何減肥的，如何防止吃穀物食品或者說是舊石器時代飲食這些東西，每一個教的教主都能夠比任何真正的醫生更能發財，現在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設想一下，一個可以長生不老的社會當中，大多數人都是抵抗不出這種誘惑的，他們會拜倒在算命先生的符籙和為了避免意外事故而實行的各種禁忌的魔咒之下，他們會變得像是高度迷信的西印度群島黑人那樣，極度膽怯，什麼也不敢做。

[07:35]這些人生活在各種巫術和禁忌的誘惑之下，就是說，頭上三尺有神明，什麼時候你吃飯的時候得罪了桌子上面的神明，你下一次黃油就會找不到。你出門的時候本來應該先邁左腳而先邁了右腳，你這一次打獵一定毫無收穫。你們夫妻兩個在種芋頭的時候在先下第一鋤的問題上發生了錯誤，本年的芋頭就會顆粒無收，同時你要對各個芋頭念某個咒，詛咒別人家的芋頭長不出來，保佑你自己家的芋頭無比豐收。就簡直是所謂的“看了《玉匣記》，不敢放個屁”，大家都要遵循各式各樣的禁忌，以免我碰上車禍或摔下懸崖。恐怕那時候根本沒人敢旅遊了，旅遊冒的風險之大，比現在的戰爭冒的風險都大。現代人敢去戰爭，是因為現代人本來就是要死的；而等到人完全可以不死的時候，你去旅遊所蒙受的潛在風險比現在去打仗蒙受的潛在風險還要大。

[08:37]於是，稍微有點冒險性的活動都被嚴格禁止。就是非常日常的活動，比如說在做愛的時候心臟病發這種事情，也一定會設計出各種比現代養生之道還要複雜一千二百倍的禁忌。可能那時候的人連接近女人都不接近，害怕馬上風，萬一接近一下女人，之前就要先請各種法師做上八百五十六次法，然後根據各種或真或假的醫學常識，吃上各種護心丹、救心丸、中草藥之類的東西，焚香禱告以後，趕緊碰一下女人，然後就趕緊離開。生活中的絕大部分樂趣都被這種禁忌消耗殆盡。然而與此同時，出於人類的本性，在這些禁忌當中又會發展出各式各樣的藝術和樂趣，從各種中草藥和各種符籙當中發揮出藝術來，像是猶太人那種驅鬼驅魔的門前符籙當中會產生出特殊的書法藝術那樣。這樣產生出來的文明也有它的小地方的樂趣和特殊的發展渠道，但是總的看來是非常彆扭的。

[09:37]而且，他們面對外在的大自然、面對著一個不能長生不老的族群來說，是毫無競爭力的。設想另外一個不能長生不老的族群，他們本來20歲或者50歲的時候隨時都有可能死，20歲的時候打仗打死跟50歲或80歲的時候病死差別不是很大，因此它的人民會非常勇敢，它的女人會把勇士當做英雄；而這樣一個社會面臨著我剛才描繪的那個社會，儘管你的人都可以長生不老而你有無數的物質財富，你一定會像是明國的士大夫在滿洲人面前那樣全族淪為俘虜和奴隸的。最後過不了多長時間的自然演化，就會使這樣的長生不老的族群被消滅，而勝利的族群則會把長生不老這件事情當作一個古老的傳說和邪惡的法術，他們自己的征服和勝利恰好是因為沒有受到這種邪惡法術誘惑的結果。

[10:28]像是那種“物質極度豐富以後使人類得到解放”的說法和做法，在歷史上是有好幾次的，因為每一次人類的技術進步都會造成一個短暫的平臺期，就是在人口爆炸跟上以前出現物質的極大豐裕。例如人類首先在發現農業以後進入兩河流域的時候，物質資源等於是突然增加了，而人口繁殖的速度是比較均衡的，不能一下跳躍性增長，所以最初就產生了所謂的伊甸園傳說。伊甸園和聖經裡面說的四條河都是地理上存在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現在還在伊拉克。另外兩條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北部，已經變成沙漠了，但是在遠古時代大概也真是存在的，跟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一樣，是流入波斯灣的，兩岸都可以開闢出大量的耕地來。

[11:20]伊甸園的意思本來是指正人君子的故鄉，它的位置就在幼發拉底河中游。原來的波斯灣比現在的波斯灣要長一點，因為河水不斷把泥沙帶下來，把三角洲往南往東延伸，所以現在的幼發拉底河下游在遠古時代是海，現在的幼發拉底河中游在當時是下游，這塊地方就是歷史上的伊甸園。它之所以是人間樂園當然就是因為，原來人類住在山坡上和丘陵地帶，沒有農業，或者是農業只起輔助作用，只是用來釀一點啤酒在祭祀時用一用之類的，並不是真正的產業；現在農業大豐收以後，可以供給的人口增加了幾千倍甚至幾萬倍，而實際人口只增加了幾十倍或幾百倍，於是大家都非常富裕。

[12:06]從現在的考古記錄你就可以發現，亞伯拉罕時期的烏爾人享受著現代美國人一樣的生活方式，前後花園比現代美國的前後花園還要大。歐洲人，更不要說是可憐巴巴的香港人了，根本享受不到這樣巨大的空間。所以絕不能以為人類社會是從窮困落後向舒適不斷發展的，實際上這是經過多少次興衰起伏的。現代美國人的這種生活方式，如果只看住宅面積、下水管道、前後花園這些條件的話，在古代中東是早已出現過的，然後又倒退了。照聖經裡面所謂的但以理、新巴比倫王國的時代，那些市民就住在可憐巴巴的高層建築裡面，像是在現在的公寓裡面，根本沒有前後花園了。後期羅馬帝國的羅馬城也充滿了這樣的高層建築，每個人都住一個香港人式的格子間，根本接觸不到大自然。所以，後來反而不如以前了。

[13:04]原因當然就是，人口爆炸已經跟上來了。兩河流域的耕地還是那麼多，而且由於鹽鹼化，可能還退化了很多，而人口爆炸起來以後就很難減少下來。於是政體趨向更加專制，社會管制趨向嚴格，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只有上層人物才能保持原來人人都能享受的生活方式。就好比說，英國工人階級認為獵狐這件事情是英國貴族的階級標誌，但是實際上打獵是所有日耳曼部族 — — 包括普通武士的習慣性行動。他們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大概是所有人都打獵的。國王作為勇士的領袖，也就是比別人打得更多一些。但是搞到最後，普通的老百姓就已經沒有條件去打獵了，只有國王和貴族還有大片的私家森林可以供打獵，於是下層人民就認為這是貴族的標誌，其實他們的祖先原先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條件。這是歷史經常發生的我們所謂的退化的一個現象。

[14:01]在這個時候，就產生了第一批世界大城市烏爾。像他說的那種理論，其實在亞伯拉罕的父輩和祖輩那一代就非常流行。這些東西跟羅馬教廷提出的宗教理論非常相似（因為宗教領袖同時也是當時的主要科學家、經濟中心、公證人之類的），就是一種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也就是斯賓格勒所謂的那種世界大都市的高度智性的居民。從表面上看來他說的那些東西都是具體的、技術性的，但是實際上你完全可以看出，它背後體現出來的那種理論是有邊界條件的。

[14:40]這種邊界條件就是，秩序的極端豐裕可以容納一批基本上是秩序消費者、但是把全部時間用於智力活動的游士型知識分子，而且還足以供應這些游士型知識分子過相當好的生活。這種現象不是世界歷史的正常現象，它在世界歷史上存在的時間總是非常短。烏爾城、巴比倫和羅馬城都曾經出現過這樣一批高度理性的知識分子，然後他們都迅速地消失了，原因當然是他們在演化博弈當中是需要別人保護的人，所以他們必須在秩序高度豐盈、人人都有麵包到處扔的時候才能夠出現。他們對科技的想法，是把人類看成非常理性的東西，但是實際上我們所理解的理性是邊界條件非常強的。

[15:29]簡單地說，如果在你的談話當中很少看到宗教、迷信這些活動的影子，那麼你必定處在非常安全的環境當中。處在非常危險和不確定的環境當中，要麼就是極度虔誠的宗教信徒，像十七世紀的荷蘭新教徒那樣隨時準備著一個基督徒應該怎樣去死，英國內戰時期的那些兩黨人士也都是這個樣子的；要麼就是像我剛才描繪的原始部落民一樣，舉頭三尺有神明，做錯了一個手勢都要擔心害怕各種小鬼作祟，隨時提心吊膽的。

[16:04]理性的科學態度只能產生於高度確定性和高度安全的環境當中，只有世界大都市的少數人才能夠享受這種安全的環境。他們一旦脫離了原有的環境，那麼立刻就會發生像《哲學的慰藉》的作者描繪的那種古羅馬哲學家在羅馬帝國解體以後進入兵荒馬亂的蠻族世界裡面表現出來的所有徵象。那時，他過去習得的各種世界大都市的理性主義的習慣還保留著，使他不能夠像是普通的迷信者那樣去拜各種小神，但是他自己顛沛流離的命運必然會促使他尋找像基督教這樣的高級宗教的安慰，使他可以視死如歸，在活著的時候心靈有所寄託。

[16:47]理性是極端脆弱的東西，而且可能理性是不止一種的，它對歷史積分和邊界條件的要求是極高的。我們認為是理性的東西，其實只是過去無數時代的經驗和你個人在生活中的各種博弈經驗劃出來的一個小小的空白圈子，是一個像豐臣秀吉的黃金茶室的那種東西，是武將們和高僧們在刀頭舔血、危險的政治生涯結束以後暫時修養一下身心的地方。像賈寶玉的大觀園一樣，大觀園以外就是污穢的世界，黃金茶室之外就是血腥的戰爭，黃金茶室使他們得以修身養性。這個黃金茶室的大小取決於邊界條件能夠允許你的大小。到一定程度上，這個黃金茶室就會根本無法維持。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有極少數人終身走不出黃金茶室，這就是邊界條件非常高了。邊界條件和歷史積分稍微改變一點，產生出來的理性就是不一樣的。

[17:52]我們現在理解的理性是一種十七世紀的理性，是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產生出來的理性，它跟巴格達哈裡發政權在麥蒙那個時代和安拉公正派哲學家活動的時代所提倡的、認為理所當然的那種理性是不一樣的。儘管這兩種理性相似的程度已經是人類歷史上最接近的，因為它們在哲學上都是希臘哲學的直接後裔，所以等於說是非常近的表兄弟關係了，但是它們從同一種亞裡士多德的邏輯推斷出來的理性還是跟我們從休謨和洛克時代接受下來的這種理性是截然不同的。可能有多種不同的理性，有的理性可能就是商紂王或者瑪雅巫師所設計的那種理性。他們像是科學家做實驗那樣排布他們的曆法、排布他們的巫術法力、排布他們墳墓的方位之類的，這都是有一定法力的。這在他們的世界當中都是高度理性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說這就是科學技術，而且一定是靈驗了很多年的科學技術才能夠這樣心安理得地一路使用下去。

[19:00]我們所認為是理性的東西，背後都是有邊界條件的。就好像，外科手術技術，最簡單地說，如果你不能做到無菌消毒的話，那比不做還要糟。沒有這些邊界條件，所有技術都會變成破了產的巫術。而這些邊界條件都是歷史長期積累的結果，稍稍改變一個值你就做不到。例如說是，西方十九世紀末期產生出來的那種消毒技術，當時還沒有抗生素，但是醫院已經能夠做到無菌環境了，出了歐洲你就很難執行。比如說到了印度或者清國的話，醫院搞不起來的原因就是因為，只要傳教士走了，本地土族的助手儘管同樣也有傳教士醫生手裡面所有的化學藥品之類的，但是他就是不可能按照清教徒那種認真負責的方式把各個地方都清理乾淨。

[19:53]比如說，在我上學的時候做細菌培養實驗都是要用抗生素殺菌的，但這個其實是不必要的。早在抗生素產生以前，人類就已經發明出了通過嚴格的操作指南避免瓊脂培養基被雜菌污染的各種技術。現在是因為抗生素產生出來，變得沒有必要，大家都忘掉了。就像是抗生素產生以前產生出來的那些抗菌血清、噬菌體之類的都被打入冷宮是一樣的，這只是一個成本問題，並不是說那些東西是不好用或者不能用的。

[20:24]這些東西的特點是什麼呢？它就是像法利賽人吃飯一樣，耶穌和法利賽人爭論說，你怎麼吃飯不洗手。那些東西是宗教儀式，但是它毫無疑問同時也是衛生禮儀。在古代社會的環境中，使用那些儀式確實能使你潔淨。這個潔淨不是純粹是心靈性質的，而確實是能使你的食物保持乾淨。猶太人和穆斯林的比如說吃肉要放血和各種各樣的節食之類的規矩，肯定在當時是極大地減少了傳染病的流行，使信仰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群體在衛生和健康條件上比那些異教徒要獲得重大的優勢，於是又反過來支持了這些宗教信徒認為異教徒和拜偶像者都是壞人、因此受到了上帝和真主的懲罰的理論。

[21:09]這些複雜的東西對於一個心不誠、只是來打雜的土族來說，他是執行不了的。你只有真心相信它的這一套，才會一五一十的，像是猶太教祭司對待約櫃一樣，老老實實去執行每一個步驟。一個隨隨便便來打雜的印度人或者清國工人的話，他也就是拿工資的人。傳教士盯著他，他好好幹活；傳教士一走，他就像放了假一樣，然後他搞出來的醫院立刻就不能用了。我們現代的科學技術大部分都是十九世紀的傳教士醫院這種類似的東西。我們以為它能用，實際上是因為我們背後的西方文化的支持力量仍然足夠強大、能夠設置出嚴格的邊界條件和路徑積分的緣故。

[21:51]理性和科學技術產生出來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只要邊界條件稍微動一點就不行了。搖動的程度不需要很大，就只要共產黨進了城，無產階級當了醫院的院長，使所有的技術專家因為隨時害怕被打成黑五類而不敢說話，他稍微給你胡搞一下，你那個醫院立刻就不能用了，只需要這麼樣一點小小的波動。所以，他設計的那個系統是天然不穩定的。這樣一個系統在歷史上存在過幾次，都是迅速地滅亡了。在它能夠維持的時間，它也不是只依靠自己就能維持的，它是依靠他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各種邊界條件和歷史積累才能夠維持的。

[22:28]當然這就涉及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猶太人一方面是猶太基督教傳統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西方負典 — — 包括我剛才描繪的那種最古老的多元文化和理性主義的最古老的傳遞者。可以想像，猶太人作為兩河文明唯一一個倖存的繼承者，它除了把兩河文明的所有經典記載在舊約裡以外，也把最早的白左知識分子的原型帶到了兩希文明當中。所以，近代啟蒙運動以來，包括馬克思在內的這種類型的人，跟拋棄猶太教傳統、投入啟蒙運動的猶太出身的世俗知識分子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關係大到這個地步：相對於他們在社會群體當中的人口，他們在這個啟蒙知識分子的群體當中所占的百分比是驚人的高。最後的體現就是，在布爾什維克當中，猶太人和非俄羅斯的少數民族的比例超過九成，以至於俄羅斯的保皇黨人認為布爾什維克純粹就是猶太陰謀的產物。當然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講，布爾什維克是啟蒙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的最後一步，是解構的極致，這一點是沒有錯的。

[23:41]近代西方城市猶太居民的解構性來源於哪裡呢？他們是中世紀西方國王 — — 例如波蘭國王這些人保護的外邦人的後代，他們並不是本地共同體的後代，而且他們被系統地排斥在以軍事義務為核心的貴族職務之外，結果就產生了一種生活中共同體當中卻無法盡共同體義務、也不被歡迎盡共同體義務的特殊群體。這樣一個群體，由他們自己的生活經驗產生出來的理論，必然是具有高度解構性的。茨威格有一句話叫做，猶太人像女人一樣，他在輔助位置上才能夠增光添彩，進入主人的位置上，就會像是所謂的“女人當家就要家破人亡”那個意思。

[24:25]這個實際上就是，類似巴比倫、羅馬和烏爾那種世界性大城市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復活以後，像是從古代世界留下來的線粒體一樣的城市猶太人社區也把早在亞伯拉罕父祖輩就已經產生出來的這種啟蒙文化的基因帶進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希伯來文化的直接後裔，就是說在律法的建構這方面是它的直接後裔；但是解構這一方面也同樣是猶太人從最古老的文明當中繼承下來的。這兩方面都跟猶太人有特殊關係，所以也無怪乎猶太人自己認為自己是選民的後代了。

[25:10]主持人：如果單從政治上面來講，假設我們能夠製造出一群沒有意識、但是有智慧、可以執行任務的奴隸，然後只由少數人控制這批奴隸，讓一大部分人變得在政治上完全沒有作用，那我們現在的民主制度還能維持下來嗎？

[25:31]劉仲敬：那當然不能維持。在這個範圍之下，那就會產生羅馬的麵包與競技那種狀態：少數人負責掌握埃及糧食分配的那個國家計劃官僚經濟，一般來說他們的身份是元戎的私人秘書，甚至是元戎的家奴，這批人原則上講身份不過是元首本人的家庭人員，跟元老院的任何議員都不能相比，但是面對著被架空的元老院和公民大會卻行使了實際上可以把他們全部餓死的權力。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那就跟原始部落不一樣了，麵包與競技的享有者像原始部落民一樣可以用80%的生活來娛樂，但是原始部落民只會因為自然災害而死亡，而他們的生死存亡卻掌握在元首的家奴手中，他們很容易變成元首家奴的政治工具。例如元首要殺某個元老的時候，就要這些家奴去煽動那些享受麵包與競技的暴民去執行這個任務，使元老院殘餘的權力也無法行使。那麼擁有這個權力的政治機器的所有人會很快地像是羅馬的元首政治變成僭主政治那樣摧毀整個文明，使野蠻重新獲得勝利。羅馬之所以把這個路程走得很長，是因為羅馬原來的共和城邦的憲制仍然相當強大，它是一點一點被剝奪了權力的，路程走了很長。直到最後階段，監察官、執政官、保民官這些人至少還有一點象徵性的權力，而且古羅馬以外的各城邦之間相互制衡的國際性的制衡權力也是一點點衰落的，所以它用了幾百年時間。如果沒有這些制衡機制的話，這個過程就會快得多，會以波爾布特一樣迅速的速度摧毀它所在的整個文明。

[27:18]主持人：哈拉瑞提到說，能夠具有普世意義說服力的概念大致上只有三種，一種是普世宗教，包括像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第二種是金錢，第三種是帝國。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知道，民族國家雖然被假設成不朽，也是某種程度的信仰，但它並不是一種普世的東西。那除了這三種東西之外，您有沒有感覺到有其他可以稱為有普世主義說服力的信仰？

[28:05]劉仲敬：其實後兩者都不是真正普世性的。帝國像是民族國家那樣是大部分建立在虛擬的信仰之上的，它的實體像是蒸汽機噴出的蒸汽和蒸汽機車之間的關係一樣，蒸汽噴出來的範圍至少比車頭要大出四、五倍來。而且，如果沒有這個巨大的虛影的話，帝國的威望也是無法維持的。也就是說，沒有任何現實的帝國真正是普世的，但是它是以假設性的普世而存在的，就像是民族國家被假設為同質性那樣的假設。金錢也是這個樣子的。金錢和帝國以及世界性大都市是有密切關係的，它是一種無需武力的秩序延伸。而金錢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有效力的，金錢隨著社會系統的瓦解而突然喪失效力，這在歷史上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所以它的價值其實也是虛擬的。它的載體有很多種，有很多社會制度，像羅馬的奴隸制度這些，其實都是充當金融功能的貨幣載體，跟英格蘭銀行的英鎊是同樣的東西。如果金融體系崩潰了，那麼大量的奴隸就不再需要了，然後就會突然獲得解放而喪失價值。像現在中國的房地產其實也是類似的金融性質的票據，跟它真實的價值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它表面上的普世性也是建立在虛擬和信仰的基礎上的，實際上它真正能夠使用的範圍像機車頭一樣，但這個機車頭就需要有一團比機車頭大得多的蒸汽的包裹才能夠順利運行。當然，宗教之所以是三者當中唯一真正普世的東西，是因為它不是一部分是虛擬的，它全部都是虛擬的，所以它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它才能夠真正實現普世性。普世性是一個極端；習慣法代表了多神教所代表的那種地方性的枝枝節節的生長，是另外一個極端。但是這兩個極端是相通的，只有中間部分才是不通的。

[30:14]主持人：您之前在《日本憲制簡史》講座裡提到說，日本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在吏治國家的統治之下，經由每一個分層權力的迭代，還是可以重新生產出封建的結構來。像臺灣現在這樣，已經被殖民過，然後又經過白左的教育之後產生了政權幾乎無限解放的現象。那麼我們臺灣如果想要再回到封建化的那種以地區性知識和地區性生產為中心來組織的政治結構，需要什麼樣的邊界條件，需要什麼樣的方法和機會讓它做到？

[31:09]劉仲敬：封建主義的產生就是不對等契約和多重契約的產生，是根植于人類的本性的，它不需要特別的培養，就像是人類可以製造割草機、但是野草隨時隨地都會生長那個樣子。基本上，封建主義不是什麼特殊的東西，就是你有一個房子，你給剪草的人打了一個電話，讓他來負責剪草，給他付錢，然後又給送牛奶的人打了一個電話，又給他付錢，這兩者之間是互不相干的。送牛奶的人和剪草的人之間彼此不必認識，他們跟你簽署的契約都是私人性質的。封建契約就是這樣的各種契約構成的。

[31:44]一塊領地，比如說像錫金（哲孟雄）這塊領地，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契約關係的。跟達賴喇嘛，跟印度的藩王，跟英印帝國，跟大清帝國，它們有不同的宗藩關係。你說錫金是誰的領土，是大清帝國的領土還是印度的領土，這是一個在民族國家產生以前沒有意義的概念。就是說，在絕對主權的概念產生以前，封建主義是沒有絕對主權的概念的。所有人都有權力，但是沒有一個人的權力是絕對的。只有純粹虛的上帝的主權才是絕對的，凡人的主權都是相對的和局部的。所以，沒有哪一塊領地，比如說像是洛林或者安道爾這塊領地，你能夠指出它僅僅屬法蘭西國王而不屬其他人。顯然不是，它同時也屬西班牙國王，也屬法蘭西國王，也屬神聖羅馬帝國，也屬羅馬教廷，這沒有任何矛盾之處。

[32:40]就像你跟送牛奶的人和剪草的人打交道，如果有人說這是相矛盾的，你怎麼可以同時又去買牛奶又要叫人來剪草，你會覺得這簡直是神經病，我憑什麼不能跟幾十個人同時發生關係。如果再有一個像是明清時代的儒家學士的人跳出來說是，你是一個不忠不義的亂臣賊子，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你老老實實給我交待，你是忠於牛奶公司的老闆還是忠於割草公司的老闆，你怎麼能夠同時跟他們打交道？你又會覺得他有神經病。你會回答說，這兩個公司都是我的契約對象，但是哪一個公司都不是我的老闆好不好。封建主義就是這樣一種現象。

[33:18]唯一能夠做老闆而不損害尊嚴的就是神聖羅馬皇帝和羅馬教皇這兩個，他們代表了基督的繼承者，所以你服從他們只是服從上帝，不代表你會損失什麼尊嚴。而且你的服從是象徵性的，他們不能對你提出具體要求。能夠對你提出具體要求的，比如說像法蘭西國王這一類型的人，你跟他的契約是有限的。在一定情況下，你和他對契約的理解不同的時候，你可以向他挑戰決鬥，可以向他宣戰，也可以跟他打官司。這跟你和牛奶公司的關係是一樣的，是非常具體而有限的關係。

[33:52]這些關係是不斷在生長當中的，唯一的區別在於，這些關係能不能夠得到正式法律的保護。如果是在普通法系的國家，這是沒有問題的。你產生出來的那些關係自然會得到法律保護，因為它自動會變成習慣法體系的一部分。這樣做就自然會造成財富的增長，因為財富不是別的，是秩序的一個側面，只要你產生出了新的秩序，財富自在其中，因此就表現出可以統計出來的社會財富的極大暴漲。但是並不是說成文法系的人就沒有這麼做，他們做了，但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得不到成文法的保護，處在黑市狀態。他們的產權是不明確的，照成文法來講是非法建築，他們在這些非法產權的房子上進行各種交易，在法律上講是沒有納稅、得不到官方保護的黑市交易。

[34:44]這些黑市交易創造出來的財富，在希臘、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創造出來的這個影子經濟的財富，比官方正式統計的財富要大得多。所以，如果你到希臘和德國去看，你就會發現，統計上希臘是一個窮國，德國是一個富國，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寬裕程度其實相差不如你想像之甚。但是有一點非常不同：德國人個個都是老老實實照章納稅，國家顯得非常富裕；而希臘人沒有一個不偷稅漏稅的，如果把他們偷稅漏稅的那些活動算進去的話，它其實不窮，但是從統計數據上來看，國家也窮，人民也窮，而且所有人都是非常費拉非常滑頭，隨時都像是小偷和走私販子一樣狡猾兮兮的那個樣子。這就是明面的法律制度保障不了習慣法和自然的秩序生成的自然結果。所以這只是一個體制性的問題，並不是民間創造財富的能力不同的問題。

[35:46]所以問題就是在於，野草是始終存在的，但是你的正式的法律和制度能不能夠配得上自發秩序的生長。如果能夠配得上 — — 你都不用完全配得上，實際上沒有能夠完全配得上的法律制度，只要配得上的程度比較多，你就能夠像普通法系國家一樣富裕，這是自然而然的。越是配不上，你就越窮。如果跟自發秩序截然相對，像人民公社那樣，那就不得不人人都窮，因為你要私下裡賣個雞蛋和牛奶都是資本主義尾巴，非要把你鬥倒鬥臭不可，那就自然是不能不窮了。貧窮是表像，秩序是實質。有自由的地方必然富裕，反過來也是一樣。

[36:27]所以這裡面的問題就是，明面上的法律制度當中有哪些是跟自發秩序的生長不符的東西，需要把它們拆掉。這裡面最明顯的東西顯然就是福利國家。福利國家所在的體系將財富集中在極少數大城市當中，造成畸形發展的首都效應。只要把這個東西都拆掉，首先國家開支的一半左右就被砍掉了；其次，事先無法預見的分散發展的各中心會自然而然地湧現出來。只要拆掉這些那就足夠了，積極的建構是不必要的，只要按照中世紀或者伊斯蘭教創立以前的中東都已經實驗過的那些方式就可以了。

[37:12]其實現代政府管理的方式都是從私人團體管理的方式中間摘錄了一小部分，它基本上沒有創造什麼。因為它們中間有很大一部分、甚至絕大部分是從近代歐洲產生出來的，所以它們的來龍去脈都是可以考證的。福利的管理體系無非是十六、十七世紀以前英國那些彩票公司管理體系的精緻化。福利國家政府管理體制都是從中部地區鐵路公司(Midland Railway)的那些英國私人企業管理體系當中摘錄了一部分。現代英美的行政改革毫無例外都是從私人企業在管理學方面的創新當中摘錄了一部分，沒有任何是政府主動發明出來的。如果政府的管理將來還有可能改進的話，那必然也是各種非政府的管理體系不斷地開發出推陳出新的管理方法、其中有一部分被政府使用的結果。

[38:06]當然，像是養老金經營、郵政、交通那些東西，其實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間都是私營的。大多數英美的鐵路公司都是私人企業辦起來的。像滿鐵那種國策會社，就是具有政府特權的壟斷企業，對滿洲的權力體制進行集中規劃，這個是歷史上非常晚近的現象。大部分老牌國家，像英法美的鐵路，都是各個私營公司自己搞起來的。就產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它們的鐵路顯得沒有滿洲鐵路、也沒有中國和蘇聯的鐵路來得先進。就是說，在同一個巴黎，在一個車站下了車以後你要走上幾百米或幾千米到另一個車站去上車，你肯定會覺得，這些是白癡設計的麼？你難道不能把兩個車站放在一起，我下了車就可以上下一趟車？但是這些鐵路是不同公司在歷史上糾纏形成的，所以你就只能這樣。

[38:58]你體會到的這種感受，就像是法國科學家看到英國的度量衡制度的那種感受：TMD，這麼樣亂七八糟的度量衡制度，哪有我們法國這種統一的制度先進？但是，這是自發秩序必不可少的一個副產品，它是巨大的財富創造機制所留下來的必不可少的“翻譯負擔”。就像是，你的文化有多樣性的時候，你同時就會有多種語言，那麼你就必須有很多翻譯官在那邊翻譯，這個就是翻譯成本。翻譯成本跟它創造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能夠創造大量財富的體系是能夠承擔這樣的極少的翻譯負擔的。如果為了減少這些翻譯負擔而把整個機制給去掉了，那你就是得不償失了。

[39:36]像這些東西，很容易就可以恢復到它的正常狀態。郵政、養老、各種社會福利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私人經營的。比如說穆罕默德在他傳教以前，他有一個叔父就是在阿拉伯專門經營養老福利業務的。不知道沙裡亞法當中關於穆斯林納濟貧稅來給別人辦福利的這種機制是穆罕默德從伊斯蘭教出現以前就有的歷史經驗學來的，還是他自己創造的或者是遷徙產生的，這個就不好說了。但是歷史事實是很清楚的：他的家族的長輩就有人是幹這些經營私人業務的東西，所以這必然是自發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我們完全可以說，阿拉伯人當中幹這一行的跟意大利城邦中幹這一行的和英國開這些公司的人彼此之間多半是沒有相互學習的，多半這種東西的起源比人類設想的要更早。

[40:29]而且很妙的就是，這些東西其實是為賺錢而經營的私人公司，但是它們像私人企業一樣，真正破產的並不多；國家主辦的獨一無二的福利體系從理論上講是不能破產也不會破產的，但是實際上無一例外地全都破產了，就跟國有企業沒有一個不虧本的道理是完全相同、一模一樣的。如果你要追求絕對的安全，那麼你得到的就是絕對的不安全；如果你要追求相對的安全和多元競爭，那麼你就會得到比理論上的絕對安全要好得多的安全。這個安全還是會坑死一部分人，但是這好像是人類生活中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了，也就只能是這個樣子了。

[41:09]所以將來的趨勢就是，福利國家的體系是不可維繫的，無論超人布什還是奧巴馬做了多少競選廣告，即使是財富最豐盈的美國也必然會走向破產，歐洲已經破產，其他所有的國家都已經破產。所以將來這些東西必然都要私營化，恢復到歷史大部分時間的正常狀態。私營化不一定是好，一定會有一部分人被它坑死，但是按照雞蛋不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的邏輯，它還是會產生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整體上的效果。這些地方其實就是地方發揮積極性的場所。例如，浙江沿海地的那些私人的集資公司本來是非常發達的，由於公家的國立銀行插入農村基層反而萎縮了。這種現象在其他地方可能也有。只要相應的國有壟斷和政策性優惠消失的話，自然各地原有的不同的地方傳統會不斷生長出來。

[42:10]例如，臺灣的特點就是有很多神廟之類的，像儒家學者稱之為怪力亂神和淫祠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能夠維持很多年，必然是有重大的社會功能的。十之八九，它們會為它們的信眾提供緩急相助的各種各有特色的金融支持，當然還可能有其他諸如此類的形式。只要放開手讓它們各自發展，它們自然而然能夠產生出相當多的自發秩序和相應的財富、相應的融資結構，比知識分子費盡心思搞的那些窮人的小額貸款要好得多。諸如此類的自發秩序實際上是完全能夠替代、而且完全能夠產生出比現代國家福利部分的服務要好得多的結果的。把這些部分撤掉，那麼很多本來已經衰弱的地方就會因為這些活動而迅速繁榮起來。那些原有的神廟，你只要抹去知識分子和行政官員的偏見，容忍他們那些看上去像是怪力亂神之類的或者是下層階級各種平頭百姓的low逼的東西，他們就能夠產生出“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的效果。

[43:19]我們不能夠太把知識分子和受過高等教育的行政官的理性看得太重。再怎麼說你也是一個諸葛亮而已，你勝過三個臭皮匠是可能的，你勝過三千個臭皮匠是不可能的。你得相信自發秩序，比你愚蠢二十倍、但是人數比你多五千倍的普通老百姓在錯誤和嘗試的過程當中會發現出比你能夠想像得多的東西。只有你有這個信心，你的社會才能夠繁榮昌盛；如果你認為你的大腦已經足夠大，能夠像優秀的士大夫階級或者像國家計委那樣替全體老百姓思考、把他們家長式地管起來，那麼你的社會就只能走向衰敗和滅亡的道路了。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精英的傲慢”問題。

[44:04]主持人：您剛才說到“精英的傲慢”，讓我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您之前也提過，自發秩序需要法律的保障，而臺灣的法律界正好就是您說的“精英的傲慢”最強大的地方。臺灣的司法正好是党國體制最後的堡壘，我認為連軍隊都不如司法來得更有党國的味道。您覺得有沒有可能，借由臺灣跟世界其他地方產生新的聯結，有新的仲裁機制和新的法律資源注入，能夠讓臺灣進行一種司法多元化的改革？

[44:47]劉仲敬：一種草根狀態的司法多元化實際上是到處都存在的。不要說別的，擅長打架的中學生幫派當中都會有威望比較大的大哥，別人會自動地服他而不服老師，只是這樣的東西得不到正式承認就沒辦法長大。沒辦法長大，他自己的風格也就會比較傾向於不正，傾向於敵視社會，像大多數江湖好漢一樣，認為體面的士大夫或者有錢的人都是壞人，結果雙方都會因此而受到損失。這樣的仲裁體制，就是說德高望重的人或比別人更勇敢公正的人，在所有的有人群交際的地方都會自然產生出來，然後就要看社會整體對這樣的東西是保護還是打壓了。凡是吏治國家，對這些人都是傾向於打壓的。也就是說，除了科舉出身或者皇上和官府認可的那一小部分以外，你們都是可疑的、潛在的造反者，怎麼說都要平時就歧視你、一有可能就要把你們整死。這樣產生出來的社會就是怯懦的、缺乏公信力的，是武俠小說描繪的那種世界的反面。武俠小說正好就是反映了一個普遍缺乏正義感、人人都是怯懦費拉的社會是怎樣做白日夢的。這裡面的問題並不是出在社會這一方面，而是出在破壞日常仲裁體制自發產生的那個行政化的官僚機構方面。幼弱的大哥這樣的江湖人物或者說是類似的人發展到一定階段，要麼就被社會逼成像崩牙駒那樣的黑社會好漢；要麼你就會半途放棄，跟其他人一樣聰明地、狡猾地費拉起來了。

[46:27]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產生一個治外法權現象：這些幼弱的、小小的、還沒有長大的秩序生產者的實體，他們如果能夠生存的話，有一個典型的做法就是尋找外國的庇護。例如在印度，他們就會尋找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的庇護，因為這些強大的洋大人是本國的官府或者司法機構所惹不起的。爪哇島原有的印度教帝國之所以迅速地伊斯蘭化，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本國的臣民是很容易被人欺負的，但是如果他們靠上了洋大人的靠山、靠上了了一個伊斯蘭教教長的話，這些教長所代表的團體有阿拉伯的背景或者印度的背景，本國的君主經常是不敢惹他們的。結果就產生了清朝末年大家很熟悉的那種現象：被本國官府污蔑或者欺負的人，他們自然而然就跑到傳教士那裡變成教民了。不是因為宗教的原因，而是因為秩序的原因。然後官府就會發現，信儒教的臣民我可以隨便打，但是傳教士的臣民如果我打的話，說不定就要到總理衙門去負責解釋一下，弄得我很狼狽。結果自然而然的趨勢就是，民、教之間自然選擇的趨勢是不利於民而有利於教的。於是士大夫（包括革命的士大夫和保守的士大夫）都異口同聲地叫起來：“這樣下去，民皆為洋民和教民，我們就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管治了。教民處在有利地位，自然會越來越多，順民處在不利地位，自然會越來越少，這是不行的。義和團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就只有鬧革命了。總之，我們必須以人為手段逆轉自發秩序生長所產生出來的結果。”

[48:04]臺灣的情況就是，臺灣跟中國不一樣，就是說它是離不開洋大人的。它的官府跟中國的官府是不一樣的，它沒有大清帝國和共產國際那種“我們就是要跟洋商人鬥在一起”的巨大自信心，基本上沒有人敢於得罪洋大人。所以實際上是，比較成熟一點的自發秩序很容易利用洋大人作為靠山使自己獲得得罪不起的地位，然後構成一種事實上的多元仲裁體系。比如說你要是欺負了某一個寺院之類的，它是完全可以按照聯合國或者其他什麼國際組織保護宗教自由的規矩，到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去鬧一鬧的。而臺灣的政府自己處在脆弱的狀態，它是承受不起被鬧的危險的，所以它的邊界條件使它不大敢做這些事情。別的不說，就宗教這一項就註定會產生出很多種能夠得到保護的仲裁體系，構成內外合力的壓制。這其實是一個閾值的問題。如果你是中國或者俄羅斯帝國這樣的統一大帝國，那麼官府或者其他什麼擁護吏治國家的力量，它們的合力和政治要求是足以壓倒漢奸和洋務派之類的合力和政治要求的；但是在臺灣，或者假如中國分成滿洲國和其他各小國，那麼任何一個小國的精英階級的力量都不足以構成這樣的合力。也就是說，它們吃虧吃不起，帝國吃虧是吃得起的，而臺灣處在吃虧吃不起的地位上，所以它們的邊界條件不一樣，它是經受不起這種壓力的。所以我認為臺灣的司法體制是頂不住的，它必然會像是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司法體制這樣，在涉及各種有可能引起國際糾紛或者是有國際關係的案件當中，早晚會把其他的非官府的仲裁體系容許和承認進去。

[49:51]像芬蘭最近出了一個條款就是說，照沙裡亞法不算強姦的幼女結婚這件事情芬蘭法律不管，於是就引起了很多中國右派的瘋狂攻擊，說是歐洲要完了，歐洲要伊斯蘭化了。但是這其實是一個習慣法的問題。芬蘭人如果要讓穆斯林的移民團體在芬蘭法庭受審的話，其實芬蘭人要多花很多錢；如果按照他們的習慣法自己管自己的話，那麼又不花錢又不費力，那就隨他們去吧。童婚這件事情是好是壞，反正後果是由你自己承擔的。如果你娶了小女孩而認為這樣生下來的孩子是沒問題的，你也可以這麼幹，反正倒黴的是你自己，又不是我們。這種情況其實非但不是基督教文明的衰弱，反倒是中世紀多元司法體制的正常狀態。中世紀的法庭就是這樣的，因俗而治，你是什麼人，你就用你自己的法律好了。只有在你自己的成員認為你自己的法律不能得到滿意 — — 像斯賓諾莎那種我根本就不願意做猶太人的情況下，統治者才會介入一下。這種介入就帶有國際糾紛的性質了。所以，司法是高度消極的，不賺錢的事情不幹。

[50:57]法院本身就是一個私人企業。我開這個法院的目的是因為，我巴依老爺或者國王的法官德高望重，我希望利用我的德高望重來賺錢。別人不公道，我是公道的，別人的判決執行不了，我是執行得了的，但是我不是白乾的，請出錢。你給我錢了，我給你下判決；你不給錢的話，我憑什麼要給你提供免費服務呢，你給我滾一邊去。我要改革我的司法體系，目的是為了多賺錢。就像是我這個企業家改善售後服務是為了從顧客手裡賺到更多錢一樣，不是為了伸張正義或者幹別的。大家改良司法的動機就是為了吸引同一批客戶。如果普通法的法官發出的令狀特別迅速的話，那麼我就從教會法的法官那裡多賺了很多很多英鎊過來，我要的就是這些英鎊，我不是為了別的事情才幹的。同樣，歐洲穆斯林移民團體的沙裡亞法其實全是自治團體。如果他的沙裡亞法執行不好，他的團體的成員叛離了以後，他的收入就要相應減少。如果他派人去追殺，那是另外一回事，一般他還不敢這麼做。但是即使是追殺，也是中世紀式的各種秩序競爭的一部分。你派人去追殺他，他投奔的那個新的司法團體也會派人來打你，因為他要從那個人身上收錢，就要承擔提供保護的義務。這樣的包括武力競爭在內的各種競爭，正是中世紀秩序多元博弈的一個正常現象。

[52:23]相比之下，東亞和東南亞人，凡是受士大夫文化洗禮的地方，總的來說是溫良恭儉讓得多了，他們的暴力傾向是很少很少的，他們的競爭烈度也是很低的。你只要把這種競爭開展起來的話，我認為以士大夫文化為核心、動不動就要引用宋朝的理由來給馬英九判案的那批法官是根本沒有像沙裡亞法法官那種提著腦袋去擴大自己收入的巨大勇氣的。士大夫階級能夠承擔的風險值是極低極低的。歐洲那些伯爵和國王的法官，比如說聖路易法官執行法律的前提就是，他們自己就是騎士。必要的時候，他做出了判決，他要批盔戴甲出去打仗，把自己的老命都打掉。伊斯蘭教的那些沙裡亞法官也是經常要拼上自己的老命的。而士大夫出身的法官是不會這樣的，他們在自由秩序的競爭當中是全靠國家權力的，所以他們必然是傾向於消極地使用他們的權力，就像是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在推銷貨物的時候態度必然比私營企業要消極得多一樣，所以他們禁不住烈度很高的競爭，很快就會退下來。所以，我認為這其實不是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是重大問題是因為，就像很多臺灣人認為國民黨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黨一樣，其實國民黨並不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黨，只是在臺灣這個生態環境當中是最有錢的、黑金最多的。也就是他們在他們所在的生態環境中覺得這種力量像堡壘一樣堅固，但是從世界範圍來看的話，這個堡壘其實是紙糊的、非常脆弱的。如果你覺得本土自發秩序的時間太短、積累不夠的話，只要把外部秩序的力量引進來，做到這一點是不成問題的。比如說涉及日本技術或者台日雙重國籍、涉及台美之間、臺灣和東南亞移民之間的問題，你很容易把國際化的因素引進來，輕而易舉地戳破這個紙糊的盔甲。一戳破以後，本質上是消極保守的士大夫文化是缺少勇氣和動機來收復失地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