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事件演變到現在，每個週末都有遊行示威，甚至平日在中環吃午餐都有可能被催淚彈加料，這樣的衝突升級已經深深地加大的人民與政府的對立，現在如果問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有六成會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只有約一成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當香港人發現自己不能再信任這個政府時，地區性的民族意識就會團結，起而反抗。
在這段衝突的日子裡，有一個被多次提起的議題就是港警的暴力事件，也是在香港的五大訴求之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察濫權」，為什麼在一個法治的國家之中，香港警察會濫用職權呢？從情感面上來看，港警也是香港人，難道他都沒有想過遊行的人、示威的人、學校裡的學生，可能是他某一個親戚或是朋友的小孩嗎？更或是自己的小孩就在其中？
港警，這個詞已經變成一個代名詞了，港警裡面有這麼多人，一定有好警察，也有壞警察，但是好的事情大家不會報，只有警察使用暴力，才會有新聞，正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當這些好警察也被貼上暴力的標籤時，可以想見他們內心有多大的壓力，就算他想跟人民站在一起，但是他有他的家人要養，他沒有辦法違抗上級的命令，當他下班回到家時，也許朋友、家人也不會支持他，反而認為他是為虎作倀。也就是說當你把每個人的獨特性拿掉的時候，他就只剩下一個標籤，整天打開電視就是看到自己被罵無良港警，久了，好警察自己也習慣這樣的標籤了，因為他的努力是被忽視的，是不會被看見的，那就安安份份遵守上級的命令就好。
看到港警的處境就讓我想到當初台灣太陽花學運時也有警察的暴力，面對激進的群眾，台灣的警察當然也是一樣，你不激進就沒辦法控制場面，你不給警察權力他就沒有辦法執行任務。在這麼混亂的場面中，我相信沒有人可以用冷靜客觀、心平氣和的態度面對示威者，這是他們的工作，他們的任務，換成自己站在那個位子，我也不覺得能做得比他們好，要求別人很容易，用高道德標準檢視別人很容易，但想像自己是執行公權力的一方，才發現我們其實都一樣。
曾經有一個很著名的「史丹福監獄實驗」，監獄實驗在1971年8月14至20日進行，實驗地點位於史丹福大學，由剛成為該校心理學教授的津巴多領導。實驗參與者主要為大學生，他們都同意以每日15美元的報酬，參與這場預期一至兩星期的實驗。24位參與者獲隨機分派成為「囚犯」或「守衛」的角色，各佔一半，這個模擬監獄的「職員」則包括「獄長」津巴多和他的學生。
這個實驗恐怖的地方不是在於血腥與暴力，而是在於太過真實，真實地反映人性，你內心中最不堪，平時被隱藏非常好的“惡”性，赤裸裸地被揭露了出來，而你卻沒有辦法察覺。
第一天，大家還相安無事。
第二天 「 囚犯」便發起了一場暴動，撕掉囚服上的編號、拒絕服從命令、取笑看守。扮演典獄長的教授津巴多要求守衛們採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們照著做了。
守衛開始逼迫囚犯做伏地挺身、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的飯菜、讓他們空著手清洗馬桶、逼迫模擬交配的過程。更可怕的是，守衛們還禁止囚犯上廁所，只能用牢房裡的水桶大小便，很快積滿的排泄物，將房間薰到不行。最後整個場面失控，被迫在第六天就結束了實驗。
雖然這個實驗在學術的方法論上有許多質疑，但是最令人無法忽視的也就是，當我們每一個人的獨特性被拿掉時，你就已經不是原來的你，你就是守衛，你就是獄卒，而且你能適應得很好，善與惡之間不是鴻溝，而是一瞬就可以跨越的分野。
根據實驗，有一個問題是，當津巴多說好人變成了壞人時，那些「壞人」並不認為自己成了壞人，他們要麼認為受害者罪有應得，要麼認為自己只是採用了惡的手段來實現其正當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為自己採取的手段辯護——虐囚的士兵是為了獲取反恐所需的情報，恐怖分子是為了民族解放，在他們的同仁眼裡他們也是道德英雄。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間的衝突，而不是善和惡之間的衝突，已經超出了心理學的範疇。
港警也是一樣，當港警變成代名詞，變成一個濫用公權力、濫用暴力、隱藏真相的代名詞時，每一個警察都沒有區別了，他會服從他們的標籤，甚至根據實驗，他們會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為自己辯護。你可能會覺得很生氣，但是同樣的一個問題，如果當你在那個位置上，你有辦法保證你能做得更好嗎？人性實驗告訴我們，這是非常困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