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簡約主義」

文| 趙思樂

在到美國讀外交學院之前，我的工作是特稿記者，習慣了探尋事件背後的複雜成因和結構。因此，在外交學院的第一節國際關係理論課上，當教授說「好的國際關係理論追求簡約（parsimony）」，我感到了驚訝。這位曾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教授解釋道：簡約的意思是，能用一個原因解釋的，不要用兩個原因，給三個政策建議能處理的，不要給五個。他又補充：如果你們是在歐洲學習國際關係，他們的思路可能就不是這樣，他們會更關注具體情況和脈絡，但美國外交學界在二戰後就選擇了這種簡約的路線。

初聽時不明就裡，但在外交學院學習一年多並接觸了一些政策圈的工作後，我逐漸明白這種「簡約主義」在美國外交中究竟意味著什麼。最顯見的例子可能是美國的中東政策，為什麼美國政壇在2003年明知沒有明確證據顯示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況下，仍大比例支持出兵？根據當時在國會任職、現在本院主講中東權力政治的教授總結，出兵伊拉克前，美國政界心照不宣的論述是，美國如果能通過變更伊拉克政權，在中東豎立一個民主國家模範，不僅會讓美國在中東有一個強力的支點，也會在中東各國激起自發的民主革命和改革，進而為中東問題的根本解決打開局面——這是一個極為「簡約」的論述，但也是在美國政界最容易有市場的政策類型。這個論述當然忽略了諸多因素，遜尼派和什葉派的衝突、伊朗和伊拉克的互相制衡等等。最終也是這些因素，讓美國將伊拉克重建為民主國家的目標落空。

「簡約」論述產生的外交政策，經常看起來天真得不可思議，但這種「外交簡約主義」本身，卻是歷史和結構的產物，有其合理性且難以撼動。

從歷史的角度，為什麼美國在二戰後「選擇」了這種外交理論原則呢？很大程度是因為，美國在二戰前並不是一個具有國際意識的帝國，一戰後拒絕加入以維繫和平為目標的大國間組織「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二戰可以說也是被迫捲入的。但美國作為外交上的「傻白甜」，卻在二戰後不得不承擔起自由世界領袖的角色，制定國際秩序、與蘇聯分庭抗禮。可以想像，當時美國在外交人才和機制上都極為匱乏，若是把問題都想得太複雜細緻，美國的外交系統恐怕早就癱瘓了。於是，外交政策上的「簡約主義」就成為自然且必須的選擇。

美國的外交理論和實務直到今天仍奉行簡約主義，除了歷史傳統造成的路徑依賴之外，也源於國內政治的牽制。在解釋美國為何不顧聯合國決議也要維護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壓制政策時，我的中東政治的教授講解道：美國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國會會深度干預外交政策的大國，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外交決策權都是高度集中在行政系統手中的。國會在外交事務的深度參與，不僅使國際説客可以通過國會議員影響外交，更意味著專業人士選擇的外交政策必須獲得普通選民的認可——美國的以色列政策就在以色列説客及福音派選民的雙重壓力下難以轉向。因此，邏輯越是「簡約」的外交政策，就越容易被選民理解，進而獲得國會的首肯，自然也就成了決策者及其幕僚的寵兒。

總而言之，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簡約主義」有歷史上、實用上的合理性，也符合美國國內政治的需求，即便生產過許多效果不佳的國際決策，一時仍未有多少轉變的可能。而作為需要美國提供助力的主體，無論是台灣、香港或人權團體，恐怕都要在放低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明智程度的期待的同時，思考如何對接這種美式「簡約主義」的論述方式。

作者趙思樂為資深中國政治記者，中國社會運動參與者，現就讀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