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迷思理論（三）

用簡單的一段話總括，就是「可以利用擴張獲取利益的國內集團，作為辯護自身利益的藉口，藉由狹隘國自身利益，以增進全體社會利益為理由，鼓吹帝國擴張的迷思。」

理由很簡單，但內容很複雜。

首先，這些少數的國內集團，必須在帝國國內有某些優勢。這些優勢包括可以橫向聯繫來集體行動的能力，擁有對訊息壟斷的能力，或是跟政府有特殊關係的能力。一個集團的大小，通常取決於某一個政治體制。

作者Jack Snyder提出了一個說法，就是依照運行的政治體制，權力、物質、訊息等都會集中在某一些狹隘的集團手中，這些集團會集中在特定的領域，例如經濟、軍事、或是官僚機構等等，他們通過互助的各種手段，形成一個統治集團。在這些集團中，會有一些支持擴張的集團，這一些集團在整體社會比例中，將會是少的可以忽略，但在這一群的統治集團中，支持擴張的集團往往高的不成比例。（註：至於因果關係，作者並沒有明說，是因為支持擴張者會聚集在一起，還是這種橫向聯繫比較容易把支持擴張者聯繫再一起。)

是故，在民主機制中，由於權力被打散到各個結構裡，使得支持擴張的集團比較容易被分散到各結構中，反對擴張的其他利益集團，就會取得相對高的比例加以制衡。在單一獨裁者或是寡頭聯盟中，這種制衡也就比較弱，但相對來說，會支持擴張或是反對擴張，也都沒有其他的制衡力量，擴張與否將取決於少數人手中。

在帝國中支持擴張的集團往往是有優勢的，大致上具有三個：其一是帝國主義的受益者，利益相對緊密與集中，使的在組織行動上有優是。其二是壟斷了帝國主義成本與收益，其部分資訊被掌握在其中沒有傳達出去。其三是跟國家有比較密切的聯繫。

第一個優勢的解釋，大致上可以用「搭便車」的說法，也就是帝國整體的稅收是由全體社會平均分擔，用來維持基礎設施與軍事基地等基本運轉，但帝國事業的擴張，卻是由少數人所擔負營運成本。這是反對帝國主義力量相對軟弱無力的理由，因為對每個人來說，這些付出都太少了，不怎麼值得去奮鬥。但相對於支持擴張的少數集團來說，獲利就大了。（註：這道理等同於股票崩盤，全體納稅人去救市的道理。少數股民的損失要由全體納稅人承擔，至於理由則會千奇百怪，且都振振有詞。）

這可以用幾個例子說明，英國的帝國擴張，最後大量的補貼都進入到了以倫敦商業精英為主的手上，因為他們的海外投資必須依靠帝國的軍事開銷來保護。德國的海軍建造計畫，艦隊並非是為了追求戰爭而建造的，但引起其他國家的包圍則是副產物，最後被迫進入戰爭。

這種帝國成本全體承擔，緊密合作的集團獲取多數利益，是促成偏見流行的主因。好比一戰前德國的殖民政策，使得許多軍事承包商獲得好處，但這整體來說對公共投資來講是零回報的。這些個別的狹隘利益，都被包裝成國家利益合理化，進而促成擴張的政策。

第二個優勢的解釋，是擴張集團常擁有資訊壟斷的優勢，例如進行帝國擴張任務的前線商人、軍人，可以獲得最前線的第一手資料，包括當地的風土民情等，這些專業知識可以有助於行動的正確判斷。

這些專業知識可以用來替自己集團的自利辯護，反正反對的人也沒有這些專業資料，也無從反駁起。這造成這些資訊最前端的人，常常製造一些骨牌效應的理論，用以說明為什麼必須重視這個地方，為什麼必須前進這個地方。好比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前，主導近東問題的專家，誇大了仇俄情緒，用以提高自己在議會、軍事、外交領域的地位。（註：這跟所謂的不去中國就會失去世界，所以必須要前進中國道理一樣。支持這理論的人，多半都在各領域獲有一席之地，甚至是壟斷的利益。）

這是一種宣傳戰，需要的不僅僅是壟斷資訊，還要有可以散播資訊的政治家、記者，並資助智庫與大眾組織。這種宣傳戰對於具有不確定利益，或是受到多方壓力的集團特別有效。這種宣傳戰很容易因為太過注重特殊利益，而使得倡導者受到信用的打擊，或是其明顯偏見使其效果大打折扣。

這些因素的影響力，取決於該國的社會環境，而非集團本身的特質。在美國與英國的支持擴張集團，往往會受到更多嚴密的檢視。這是社會體制造成的結果，並不是英美的這些利益集團，比較不懂得操縱媒體跟壟斷訊息。

第三個是與國家的聯繫，這些支持擴張的集團，在議會中往往會擁有不成比例的高代表人數。個別集團的利益，就在推舉代表的過程中，與合法的權威結合在一起。但這種擴張本質上是有限制的，一場場無回報的戰爭，將會減損這種權威性，使得統治者陷入困境。（註：這道理通美國國會支持以色列者眾，僅管全美國民眾不見得是這樣想，但結果就是所謂的「中東政策被猶太人劫持」。)

總而言之，國家與國家聯繫較深的集團，提供了擴張的偏見。

這種少數利益集團控制全體政策的狀況，是一種複雜的狀態。在民主制度中，權力取決於大量的選票，但在利益的分配上，這種少數的緊密集團是越少人分配，利益會分的越多。由於大多數的民眾利益並不會跟這些支持擴張的利益有關，所以說服大多數民眾向來是艱難的任務。在此體制下，擴張集團的權力，取決於對資訊的壟斷與對政府的滲透程度。

在這種權力被分散的狀況下，要取得一個帝國迷思的共識很困難，民主政體中執政黨必須考量強行推動帝國政策所流失的選票。這類的統治集團有誇大外在威脅，讓本國民眾認為國內的階級衝突比不上國家衝突顯著，也常有把國際衝突與對外政策的失敗，歸咎到其他國家過錯的動機。（註：推責任跟戴帽子，是普世皆然的現象。）

這種集團通常會夠理智，可以知道在哪裡踩煞車，避免細水長流的長期事業，變成殺雞取卵的短見，一個在本國根基穩固的集團，是不會推動以社會全體被摧毀為代價，以獲取帝國利潤的動機。在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眼中，就認為美國不會推動過度擴張的政策，那些華爾街資本家寧可將權力讓渡給其他人，以獲得長期的不相稱報酬。（註：這類似說，與其打一場成本一百億、賺一千億的戰爭，不如權力放給大家，讓自己每年好好成本一億，但五十億獲利的不相稱收益。)

換言之，處於邊緣位置的利益集團，最有可能有劫持國家政策，去進行冒險擴張的動機。有權力進行擴張的集團與最有動機進行擴張的集團，往往是成反比例的。

但實際上，帝國政策常常發生，理由不是純然的理性因素。例如第一代的精英壟斷訊息，制造帝國迷思，第二代以後的精英接受了這個迷思，形同自我欺騙。第二代接受了帝國的工具論，但對工具的起源與目的缺乏認識，使得精英容易把個人利益等同國家利益，將現實與幻想的界線弄的模糊不清。

簡單說，真誠的信念與利益的詭辯在這邊混淆了。就算精英階層沒有讓這些迷思內化，但由於對國內大眾的辭令，讓自己陷入了陷阱。也就是國內大眾已經接受了帝國迷思的說詞，但精英自己知道這只是手段，卻已經無可挽回，若不照著帝國迷思的政策走下去，自己將會失去權力。（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也。）

再者，精英階層的眼光不見得是長遠的，這跟每一個世代生存的環境有關。往往是上一個世代在危機中擁有了長遠的眼光，並以此做出了各種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沒有在危機中成長的精英，錯誤的解讀或是偏見，促成了帝國的擴張。當然，也有可能是精英們為了避免當下的失去權力，不得不作出短視的決定，西生了國家長遠的利益。

作者在此認為，這種用狹隘利益集團的解釋雖然方便，但有兩個矛盾。第一個矛盾就是，狹小的利益聯盟人數不多，如何能夠劫持國家政策？第二個就是，任何一個集團都不希望過度擴張的結果，但卻常常造成這樣的結果。作者認為必須跳脫集團，用結構的方式去解釋這種現象。也就是作者所說的卡特爾體系。

這個卡特爾集團，內部有各方面的利益集團，不管是經濟的還是軍事的，帝國利益集團在政治過程中有比較大的發言權，利益分散的集團如納稅人與消費者組織，則被排除在討論者外。參與討論的政治集團並非全是積極的帝國主義者，但只要一部分是，就可以透過各種方式整合利益。（註：很像說，積極帝國主義者等於1，消極者等於0，反對者等於-1。但參與者只有1跟0兩種，平均起來怎樣都會比0大，意即傾向帝國。)

也就是說，支持擴張的集團，給與不支持者回報，換取容忍支持擴張的集團，採取擴張政策的負面效應。由於長期的社會成本，在此因為參與討論者的視野相對被限縮，而未被加以計算。這被稱為是互助形式的擴張。

複合擴張就是風險低的帝國方案，每一個小的擴張方案只會有些許的風險，但很多小的擴張結合在一起，就是無法收拾的過度擴張。這在沒有強有力的協調人出現時就會發生，每一個集團都堅持自己的小部分擴張計畫，但也沒有一個集團強大到可以阻止另一個集團的計畫。更因為每個集團的利益都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擴張計畫上，故不會有任何集團，願意犧牲自己的計畫來換取整體不會過度擴張。(註：經典案例就是二戰前後的日本。陸軍要建立大陸地帝國，海軍要大規模艦隊備戰，但陸軍計畫始得財政困窘，所以明知與美國開戰是無望的，只能進軍印尼來提供自己海軍擴張的理由。如果不這麼作，或是讓其他集團知道，就算全帝國的預算跟資源都給海軍，日本海軍也是無法對抗美國。那麼也就失去了任何獲得資源的機會，以及現有的所有權力。反正打不過，那幹嘛給你。)

更糟糕的是，當過度擴張的危機出現，各利益集團的傾向是，將出現的危機與責任轉嫁到其他集團身上。這很像是騎虎難下，每個集團都在尋求國內多數的支持，但為了獲得支持，所發出的言論具有煽動性，且將責任導向其他利益集團。但一個謊需要更多謊言來圓謊，代表過度擴張危機出現，利益集團的選擇通常是繼續散播帝國迷思。結果只有兩個，獲得世界或是一敗塗地。

第二種攻勢緩和，出現在卡特爾集團中，有支持擴張與反對擴張兩種意見。支持與反對必然是有矛盾，於是需要一套可以滿足雙方利益的公式。以30年代日本的狀況來說，就是經濟上的財閥需要跟中國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但陸軍需要一個大陸地帝國，海軍想要一套大艦隊計畫。結果設想的最佳狀況是，美國會默許日本把中國逐步芬蘭化。想當然耳，這個聰明過頭的計畫得到了各國的激烈反對。

有意思的是，兩個不同利益的集團在衝突與妥協中，往往是去異求同，在雙方立場的中間點達成妥協。由於雙方都確切的想要自己想要的東西，互不相容的基本主張被忽略。總之，雙方的妥協是建築在忽視對方基本立場上，只求在手段或是過程中的協議。（註：如果關注在對方的基本立場上，那很有可能是各說各話沒有交集，這也是算是不得已的一種妥協。)

在這些例子中，互助參與者的自我約束可以達成公益，但每一個互助者在追求各別狹隘利益的動機，遠遠超過自我約束以追求集體利益的動機。在這些妥協與承諾中，往往出現一些過度承諾的狀況，因為利益集團並非是一個，所以集團之間的承諾也是多個的。個別集團對於直接的利益與直接的風險可以被輕易計算出來，但是多個承諾所產生的累積成本則往往被忽略。成本通常等到累積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時候，才會出現其他的選擇。

在民主體制中，利益集團分散，也保障了某種程度的發言權，民主制有可能促使支持過度擴張的集團保持一個制衡。這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傾向，畢竟在一個國家中，支持擴張到反對擴張是一個廣泛的光譜，靠向特定一邊都不足以獲得勝利。

由於選民的利益互相交錯縱橫，例如一個軍備製造商的工人支持擴張政策，但不支持自己的兒子去打仗。一個消費者支持外國的便宜消費品，但反對自己的工作被資本輸出到國外。在這種利益互相交叉的狀況下，帝國事業只有那種有利整個社會的，而不利的會被多數人否決。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似乎是一種防止帝國的好制度。但相對來說，由於訊息的不對稱，一般民眾欠缺對自己利益的分析，很容易成為煽動家的煽動對像。換言之，民主政治也可能是一種卡特爾政治，端看利益的內容指的是什麼。例如衰弱的工業界，可能會支持一個擴張的政策，好將自己的產品輸出國外。或是像納粹德國宣傳的生存空間，許諾農民一個未來的烏克蘭。

而單一政治體制，就是寡頭體系，似乎不具備帝國擴張的強大動機，畢竟他們在國內已經是權力最高的利益團體。照理說會傾向與長遠的眼光，衡量一個帝國成本與收益。而且就算是擴張也是有限的，可以透過學習迅速修正。

但實際與理論不同，真實的寡頭體制，其利益是狹隘的個人利益與統括性的集體利益混合成的。這與其寡頭形成的原因有關，例如此寡頭體制是因為傾向擴張才得以出頭。

這跟獨裁狀況是類似的，一個獨裁政權可以不進行擴張，將精力放在國內，而沒有任何國內其他利益集團可以改變。但同樣的，獨裁者想要進行帝國擴張，也同樣的沒有人可以制衡。

結論是，國內解釋可以說明，過度擴張偏見的流行，以及流行的程度不同，在卡特爾體系、民主政治與單一寡頭或獨裁者中，都可能存在不同的帝國迷思。

理想上，我們可以提出與預測帝國的走向，但實際上每一個國家的國內集團都不同，歷史成因與文化背景都是特殊的案例，必須case by case，不能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