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攝影集《隅と角》：台北人假裝自己還活在綠意盎然中——林韋丞
三月中左右，在臉書上看到大學的學長林韋丞出了自己的攝影集《隅と角》，支持之餘，也想知道關於這本攝影集的整個來龍去脈，以及背後的理念。以半正式的訪談與學長短促地聊了一杯咖啡的時間，提到了風景論、足立正生、私人經驗的公共性、攝影的解讀等等。
學長甫坐下，便說聲：「來，你的書。」林韋丞學長是我在大學時期因為系隊而認識的，新聞系學士出身、民族所畢業，因此在影像與思想上帶有社會科學的批判色彩與關懷思維。
這本《隅と角》的構想，早在八年前就已經萌芽，直到今年才開花結果，可以說是一本「私寫真」的攝影集，但，他又是一本描寫台北的電影般的存在，試圖透過私人經驗帶出台北人的共鳴。
當攝影被散步式的觀看
受到新聞系的訓練與薰陶，林韋丞在大學四年期間修了不少與攝影相關的課程，閒暇時段也會閱讀電影，在理論與觀摩之間，偶爾就會拿起相機按個幾張快門；身體力行之餘，同時也在思考如何讓影像可以成為更有力道的管道。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逼自己練習專題攝影，然後也覺得攝影集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慢慢朝這個方向前進了。」韋丞不疾不徐地回憶起近七年前的往事，除了原本的課程與電影進修外，還多了閱讀《攝影之聲》、購買攝影集的習慣。「有人說攝影集作為一個方法，他是被藝術界排擠的，也有人說他是一種『影像的藝術』，總之就是處於邊緣的感覺。」他笑著說，似乎無意給出答案，反而是想要透過攝影集去實踐，究竟攝影集能如何建構攝影，以及他與當代藝術之間的關係。
當代對於攝影的討論繁多，尤其是在社群媒體崛起後，更受到各界的關注；有人聚焦於攝影帶來的權力問題，有人對攝影帶來的虛擬世界感到擔憂，有人對攝影具有的紀錄的力量保持樂觀。不過韋丞聚焦的，是大家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只是匆匆看過，而無法聚精會神地領悟攝影。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沒有人讀攝影？大家就是點個讚就滑掉；在逛攝影集的時候，可以看到「日本攝影」、「韓國攝影」，為什麼就沒有台灣攝影？
相較於台灣攝影圈，台灣文學在鄉土論戰完之後，已經走到非常遠的地方了，台灣攝影卻還是停留在一個曖昧不明的狀況。「所以我覺得不行，我一定要出攝影集，來批判這件事情。」韋丞笑意溫和，語氣卻帶著堅毅。
從私人經驗閱讀潛在的公共性
《隅と角》（Sumi to Kado），隅（すみ）是內側的角落，角（かど）是外部的角落，整本攝影集收錄攝影師在 2014 年到 2019 年所拍攝的各個角落，從街巷、校園、到人聲鼎沸的大道，無論什麼地方的角落，都是韋丞鏡頭底下的風景。
延續「都市原住民的空間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的自我認同」這個研究所論文的題目，《隅と角》則專注於台北這個都市空間如何與一般市民的互動。《隅と角》在韋丞刻意的挑選下，放入了許多私人的文字與照片，期待讀者在閱讀他個人的都市空間經驗時，能夠引起共鳴，並且喚起自己同樣生存在這個都市的點點滴滴。
說到都市，給人的感覺不是車水馬龍、就是人潮擁擠，但是在《隅と角》裡面，卻是一點人跡都沒有，反倒存在著一種不被人所知曉的寧靜。對於這個與印象中的反差，韋丞笑著說：「這個就是『風景論』的概念。」
足立正生與「風景論」：只有風景，沒有人
藉由環境去猜猜看，風景裡的都是些什麼人？
被冠以「恐怖份子的導演」之名的足立正生，活躍於1960、1970年代，因為《略稱連環射殺魔》而被視為「風景論」先驅。《略稱連環射殺魔》整部電影完全沒有人，也沒有演員，只有殺人魔經過的風景，並且輔以旁白敘述他正在做些什麼。
韋丞藉由佈滿私人的文字以及無人跡的照片，期待這本攝影集也可以發揮《略稱連環射殺魔》的效果，「從文字與照片的搭配，也許可以知道這個都市的人或是攝影師，他們的心裡狀態是怎麼回事。他的公共性就在這。」就好像我們可以從一個人的自傳推敲出當事人生活的環境般，我們也可以反過來透過一個公共的生活環境，揭開我們心裡的生活記憶。
於公共空間產生的一個私人經驗，可以引起另一個私人經驗的共鳴，《隅と角》試圖挑戰地方（Place）與無地方性（Placeness）之間的界線，這樣的過程如何成為一種群體的共感、一種超越個人的地方之間的對話、一種無地方的理解。
中平卓馬的《為何是植栽圖鑑》：生活在台北裡面的人，假裝自己過得很好
為何都市一定都要是水泥建築？
確立「風景論」這個詞的，其實是中平卓馬。中平的攝影風格多變，時常否定自己前一時期的攝影理念，而《為何是植物圖鑑》就是一次風格激烈轉變後的產物。《為何是植物圖鑑》一書藉由簡單粗暴的拍攝手法，為許多植物留下紀錄，企圖否定將藝術的眼光應用於攝影，「攝影應該避免人的主體意識恣意的投射在對象之上，」中平如是說，亦即——攝影只應該是記錄。
林韋丞與《為何是植物圖鑒》的相遇早在大學時期，雖然彼時這本圖鑑僅僅被視為揶揄的對象，然而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卻開始關注身邊的植栽。植栽作為綠美化城市的——幾呼是為一的——手段，引起了韋丞的興趣：「從種的東西就可以知道主人的個性，例如有些年紀的人一定要種桂花、十年生的那種；有些講究快的人，就會種虎尾蘭等等。」
人們藉由植栽美化城市的行為，是人們在都市的共同經驗，在韋丞看來，也是一種共同的心理狀態，「大家已經不在自然環境了，卻又假裝自己在自然環境裡，所以盡力美化自己、假日拚命去踏青，假裝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這樣的心理狀態，是否是當代人如此快速閱讀攝影的原因呢？
單張照片具不準確性 所以攝影集「堆疊影像」
以攝影集作為批判「閱讀攝影」的方法，存在著某種難以言明的矛盾。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想說的樣子，但不太可能。」韋丞坦然面對影像資訊的落差，儘管在書中附上了一些文字，企圖作為影像的解說，但他並不希望文字取代了影像傳遞資訊主角的地位，「因為影像有他的可信度，而且更容易反過來投射讀者自己看過的景象。」
「像書中的這一張照片，雖然我看到的是雞蛋花，有些人可能是注意到旁邊的貓，有些人會注意到機車的款式，或是巷子、或是七八零年代的公寓。」然而，這些不同的焦點都是公共空間下的個人經驗，相互交織而成當代都市的生活狀態。
單一張照片作為傳遞資訊的媒介，是發散的、具有他的不準確性，例如一張僅穿著比基尼的模特與達悟族拼板舟的合照，有些人會看到比基尼，有些人則會看到隱含的文化禁忌與衝突，都是不同的解讀。攝影作為一種具有創作性質的工具，韋丞認為透過堆疊一系列的照片，可以更加聚焦攝影師想傳達的話。
攝影集在當代攝影裡面，究竟可以扮演什麼角色，這或許是一個適合切入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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