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左右,在臉書上看到大學的學長林韋丞出了自己的攝影集《隅と角》,支持之餘,也想知道關於這本攝影集的整個來龍去脈,以及背後的理念。以半正式的訪談與學長短促地聊了一杯咖啡的時間,提到了風景論、足立正生、私人經驗的公共性、攝影的解讀等等。
學長甫坐下,便說聲:「來,你的書。」林韋丞學長是我在大學時期因為系隊而認識的,新聞系學士出身、民族所畢業,因此在影像與思想上帶有社會科學的批判色彩與關懷思維。
這本《隅と角》的構想,早在八年前就已經萌芽,直到今年才開花結果,可以說是一本「私寫真」的攝影集,但,他又是一本描寫台北的電影般的存在,試圖透過私人經驗帶出台北人的共鳴。
當攝影被散步式的觀看
受到新聞系的訓練與薰陶,林韋丞在大學四年期間修了不少與攝影相關的課程,閒暇時段也會閱讀電影,在理論與觀摩之間,偶爾就會拿起相機按個幾張快門;身體力行之餘,同時也在思考如何讓影像可以成為更有力道的管道。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逼自己練習專題攝影,然後也覺得攝影集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慢慢朝這個方向前進了。」韋丞不疾不徐地回憶起近七年前的往事,除了原本的課程與電影進修外,還多了閱讀《攝影之聲》、購買攝影集的習慣。「有人說攝影集作為一個方法,他是被藝術界排擠的,也有人說他是一種『影像的藝術』,總之就是處於邊緣的感覺。」他笑著說,似乎無意給出答案,反而是想要透過攝影集去實踐,究竟攝影集能如何建構攝影,以及他與當代藝術之間的關係。
當代對於攝影的討論繁多,尤其是在社群媒體崛起後,更受到各界的關注;有人聚焦於攝影帶來的權力問題,有人對攝影帶來的虛擬世界感到擔憂,有人對攝影具有的紀錄的力量保持樂觀。不過韋丞聚焦的,是大家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只是匆匆看過,而無法聚精會神地領悟攝影。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沒有人讀攝影?大家就是點個讚就滑掉;在逛攝影集的時候,可以看到「日本攝影」、「韓國攝影」,為什麼就沒有台灣攝影?
相較於台灣攝影圈,台灣文學在鄉土論戰完之後,已經走到非常遠的地方了,台灣攝影卻還是停留在一個曖昧不明的狀況。「所以我覺得不行,我一定要出攝影集,來批判這件事情。」韋丞笑意溫和,語氣卻帶著堅毅。
從私人經驗閱讀潛在的公共性
《隅と角》(Sumi to Kado),隅(すみ)是內側的角落,角(かど)是外部的角落,整本攝影集收錄攝影師在 2014 年到 2019 年所拍攝的各個角落,從街巷、校園、到人聲鼎沸的大道,無論什麼地方的角落,都是韋丞鏡頭底下的風景。
延續「都市原住民的空間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的自我認同」這個研究所論文的題目,《隅と角》則專注於台北這個都市空間如何與一般市民的互動。《隅と角》在韋丞刻意的挑選下,放入了許多私人的文字與照片,期待讀者在閱讀他個人的都市空間經驗時,能夠引起共鳴,並且喚起自己同樣生存在這個都市的點點滴滴。
說到都市,給人的感覺不是車水馬龍、就是人潮擁擠,但是在《隅と角》裡面,卻是一點人跡都沒有,反倒存在著一種不被人所知曉的寧靜。對於這個與印象中的反差,韋丞笑著說:「這個就是『風景論』的概念。」
足立正生與「風景論」:只有風景,沒有人
整本攝影集都沒有「人」的出現出現(攝影集作者授權)
被冠以「恐怖份子的導演」之名的足立正生,活躍於1960、1970年代,因為《略稱連環射殺魔》而被視為「風景論」先驅。《略稱連環射殺魔》整部電影完全沒有人,也沒有演員,只有殺人魔經過的風景,並且輔以旁白敘述他正在做些什麼。
韋丞藉由佈滿私人的文字以及無人跡的照片,期待這本攝影集也可以發揮《略稱連環射殺魔》的效果,「從文字與照片的搭配,也許可以知道這個都市的人或是攝影師,他們的心裡狀態是怎麼回事。他的公共性就在這。」就好像我們可以從一個人的自傳推敲出當事人生活的環境般,我們也可以反過來透過一個公共的生活環境,揭開我們心裡的生活記憶。
於公共空間產生的一個私人經驗,可以引起另一個私人經驗的共鳴,《隅と角》試圖挑戰地方(Place)與無地方性(Placeness)之間的界線,這樣的過程如何成為一種群體的共感、一種超越個人的地方之間的對話、一種無地方的理解。
中平卓馬的《為何是植栽圖鑑》:生活在台北裡面的人,假裝自己過得很好
確立「風景論」這個詞的,其實是中平卓馬。中平的攝影風格多變,時常否定自己前一時期的攝影理念,而《為何是植物圖鑑》就是一次風格激烈轉變後的產物。《為何是植物圖鑑》一書藉由簡單粗暴的拍攝手法,為許多植物留下紀錄,企圖否定將藝術的眼光應用於攝影,「攝影應該避免人的主體意識恣意的投射在對象之上,」中平如是說,亦即——攝影只應該是記錄。
林韋丞與《為何是植物圖鑒》的相遇早在大學時期,雖然彼時這本圖鑑僅僅被視為揶揄的對象,然而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卻開始關注身邊的植栽。植栽作為綠美化城市的——幾呼是為一的——手段,引起了韋丞的興趣:「從種的東西就可以知道主人的個性,例如有些年紀的人一定要種桂花、十年生的那種;有些講究快的人,就會種虎尾蘭等等。」
人們藉由植栽美化城市的行為,是人們在都市的共同經驗,在韋丞看來,也是一種共同的心理狀態,「大家已經不在自然環境了,卻又假裝自己在自然環境裡,所以盡力美化自己、假日拚命去踏青,假裝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這樣的心理狀態,是否是當代人如此快速閱讀攝影的原因呢?
單張照片具不準確性 所以攝影集「堆疊影像」
以攝影集作為批判「閱讀攝影」的方法,存在著某種難以言明的矛盾。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想說的樣子,但不太可能。」韋丞坦然面對影像資訊的落差,儘管在書中附上了一些文字,企圖作為影像的解說,但他並不希望文字取代了影像傳遞資訊主角的地位,「因為影像有他的可信度,而且更容易反過來投射讀者自己看過的景象。」
「像書中的這一張照片,雖然我看到的是雞蛋花,有些人可能是注意到旁邊的貓,有些人會注意到機車的款式,或是巷子、或是七八零年代的公寓。」然而,這些不同的焦點都是公共空間下的個人經驗,相互交織而成當代都市的生活狀態。
「我看到的是雞蛋花,有些人可能是注意到旁邊的貓,有些人會注意到機車的款式,或是巷子、或是七八零年代的公寓。」(攝影集作者授權)
單一張照片作為傳遞資訊的媒介,是發散的、具有他的不準確性,例如一張僅穿著比基尼的模特與達悟族拼板舟的合照,有些人會看到比基尼,有些人則會看到隱含的文化禁忌與衝突,都是不同的解讀。攝影作為一種具有創作性質的工具,韋丞認為透過堆疊一系列的照片,可以更加聚焦攝影師想傳達的話。
攝影集在當代攝影裡面,究竟可以扮演什麼角色,這或許是一個適合切入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