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講座的最後一講，我們要來談談有關民族發明學的一些概念。
「民族」( nation)這一詞彙產生於十八世紀晚期的歐洲，意指人類基於歷史、語言、政治意志或文化而集合在一起的共同體，在同一時期的政治運動上也相當流行將民族與國家( state)等同視為人類群體在政治上獲得最大幸福的最佳途徑。也因此，在近兩、三百年來有關「民族國家」( nation-state)如何建構，或者如何被認識成為了一門顯著的學問，許多的學者或政治行動者無不在追求透過「發明民族」來統合自身權力能及的統治範圍，進而創造出一個國家。同樣的，當我們嘗試從現實層面的角度去探求「台灣人」在近代以來所面對的東亞地緣政治環境時，其實我們也是從外部去發明有關「台灣民族」的一種學問。台灣民族的發明或產生正式面對者這樣一組現實情境：當中國政權急欲透過各種手段將台灣政治文化主體消滅並統合進自身的政治經濟體系時，台灣人為了尋求自己政治上最大的幸福時，必然會將自我建構成一「民族」以對抗那些想消滅此一民族幸福的各種外部壓力。
那麼，到底是怎樣的時空環境造就了台灣人現今的政治現實，我們必須從近二、三十年的歷史中去尋找線索。一九八九年隨著蘇聯政權倒台，世界的政治經濟也經歷了新一輪的重組，「新全球化」成為了這幾十年最重要的發展模式，其基礎可以追溯至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時代的政治自由主義和貿易自由主義向全球擴張。美國秩序向世界輸出勝利之表象引起了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終結論」(end of history)之假定，認為民主政治與自由貿易在全世界的勝利是勢在必行，並且將成為一種人類最終且最完美的政治發展圖景。然而，敏銳的國際政治學者山謬‧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卻已看出二十一世紀的發展並非美國秩序將全球壟罩，反而在蘇聯政治勢力消退之處產生了秩序真空，使得每個地緣政治因其時空環境的特殊性而形塑出不同的文化聯盟或地域強權。今天，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地域強權的崛起要屬中國，一九八九年的民主政變失敗之後，注定了中國必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局面，雖然在美國秩序全球化的影響之下，中國政權必須放棄部分民間資本的管制，但在政府權力的穩定下，國家的結構仍然無法脫離中央極權的形式。此時的台灣則因民主化以及全球化貿易使得產業結構改變，傳統勞力產業像中國或東南亞國家轉移代工，國內則向勞動力開放人數更少的高科技技術發展。這樣的發展又隨著全球資本向中國靠攏的過程中造成台灣人才、資本反被中國吸納進去，而中共與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一方由國家統一戰略領導，一方則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享受統戰福利，最後造成台灣從政治到經濟均向中國靠攏，導致了長期追求獨立建國的台灣本土主義者的危機意識爆發(太陽花運動)。從國際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的「棄台論」到中研院台史所吳叡人博士的〈黑潮論〉，可以說是台灣精神發展史從死絕到復甦的過程。最後，在美國的全球化政策發展因國內嚴重的階級問題而產生矛盾後產生改變，二O一六年的美國總統當選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上台後便是以與中國不對等貿易為由，企圖逆轉過去的全球化發展局勢，以化解國內支持者受新全球化影響帶來的不滿。同時，隨著中國崛起，以及美中貿易衝突越發明顯，日本作為東亞地緣政治守門人的角色也漸漸重新浮上檯面，安倍政權企圖追求日本軍備正常化以及積極向台灣的援助，都在在說明中國作為地域強權已經開始對美國秩序產生威脅，必須予以遏止才能防止冷戰以來逐漸穩固的東亞地緣政治再次鬆動。這就是我們當下所面臨的政治現實，它促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台灣在整個東亞社會中的地位，並且在認識到此一歷史脈絡的發展以後更進一步找到凝結台灣社會的共識以及創造新的思想與活動空間。這是一個需要台灣人團結奮鬥的時刻，透過歷史的建構與認識，找到當下「民族之理念」的所在，最終，在歷史的精神動力學之推波助瀾下，漸漸地和中國之吸納的「極權主義」產生分歧、遠離，最終達成民族政治的獨立，也就是「建國」，也就是民族之「至福與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