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DSE歷史科爭議試題有關史觀「對與錯」的問題讓我想起 2019 年初在《延禧攻略》爆紅之際，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煞有介事的發表文章〈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作者周群指出「極少數學者對西方學術思潮缺乏應有的警惕，將國外歷史虛無主義在清史研究領域的理論變種引入國內，影響清史研究走向。」他直指有為數不少的歷史學者只在玩學術遊戲，而沒有政治功效。認為歷史研究要「對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意識形態安全的重大議題著力。」
這裡所說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官方定義為「不加具體分析而盲目否定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甚至否定歷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和傳統。」看似正常，但要注意的是共產主義本身已有一套史觀模型：歷史唯物主義。共產黨要求歷史學者必須「拋棄偏頗狹隘的管窺之見，堅持從歷史大勢和戰略大局出發，做出實事求是的客觀敘事和科學解釋。」亦即代表「歷史虛無主義」就是如劉仲敬所說：「凡是不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學說都是歷史虛無主義。」而歷史研究就只能必須為當前的政治形勢和自身民族需要服務。當然，這個史觀並不是1949年後才出現，近的可追溯至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講話，遠的就可引伸出「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對歷史不感興趣的人來說，自身民族和國家的身份認同往往來自於學校的歷史教育。在香港的中學歷史教育就能體現出上述的史觀，整套中國歷史教育系統都圍繞著大中華史觀而絕不提及其他所謂的「支線史觀」。例如，中史教育往往會把中原以外的民族貶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又把中國視為文化輸出國，由漢朝的絲綢之路到清朝的漢化政策也是如此。這種精神勝利法就塑造出「五千年文明中國」的不敗神話：我能打仗的時候，你就臣服在我腳下；我不能打仗，被你擊敗時，我卻是你的精神和文化上的領袖；用武力的都是下等人，漢族的士大夫文化高人一等如此云云……
但在擁有思想和學術自由的世界另一端，歷史研究就不旨在為政權服務。於是就出現了不同的史觀，拓闊人類的眼界。
新清史 (New Qing History) 始於1990年代的美國漢學派和歷史學派。不同於傳統清史研究以漢文文獻作基礎，新清史學者運用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作研究。他們更以更宏觀角度研究，重視「大清帝國的特殊性」，不以「漢人中心」的視角出發和把重點放在「中原」，而聚焦於大清帝國的滿州性、內亞性與世界帝國性。他們因而得出結論：清朝是「斷裂」而非「延續」；清朝強調族性「區分」，而非文化「涵化」。所謂「漢化」並不如大中華史觀推論般遍佈整個大清帝國，事實上「漢化」政策只於「中原─江南」地區施行。大清帝國的領地不只中原地帶，也是一個龐大的多元民族帝國。羅友枝（Evelyn Rawski）指出大清雖然「建立了中國與內亞邊疆地區的長期聯盟」，但是「其多元民族政策推動了邊疆地區社會、文化和經濟的變化」，所以「中國」觀念在清朝漸漸形成。但同時，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族人也由此建構出「具有自我意識的民族」。
這就衍生出一堆對大中華史觀那種五千年華夏╱中華文明正朔的疑問：中華文明是否獨創？如何解讀元朝歷史？如何解讀晚清及後一系列西化運動？……不只西方，日本學術界也流行以非大中華史觀出發研究中國歷史。日本學者平野聰也從新清史角度出發，寫了《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 — — 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作者繼承了一貫「新清史」觀點，解釋大清帝國的中外一體政策，即使承襲大明的政治制度作骨幹，但同時極力擁護滿州人的身份認同，視滿蒙藏漢為一體。作者也提及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如何建構主權，擺脫與大清的朝貢關係。但作者在書中卻沒有系統地論述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如何影響晚清的改革和民國政府的關係。這一缺憾就能由另一史觀作補充。
日本右翼學者宮脇淳子的《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以東亞史觀角度批判現今主流的中國歷史研究。作者首先把目前官方和主流的中國近代化的起始由鴉片戰爭 (1840–1860) 改為中日甲午戰爭 (1894–1895)。作者解釋中國在日清戰爭戰敗後才真正決定要實行現代化。而在晚清改革開始後大量中國學生到海外留學，人數最多的就是日本。當時每年有高達九千名留學生帶回由明治時期日本人創造或翻譯的新漢字詞彙，例如「哲學」。而很多西方名著也是由當時的日文翻譯二次翻譯為中文譯本，最重要的例子當然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著作也是由日文譯本譯成中文。而在清末，赴日留學生成為了革命的火種，辛亥革命就是以他們為骨幹。相反，主流的中史教育卻輕輕帶過這段歷史，為了所謂民族原因消解日本的角色和影響力。
宮脇淳子的丈夫岡田英宏更是滿洲，蒙古史大師。他的《中國文明的歷史》嘗試建立非漢族中心主義的「中國」史觀。作者以亞洲大陸的人口的流動及部族的遷徙來闡釋中國文明的演變。由於年年內戰，秦漢以後的人口僅有之前的十分一，古漢族已幾近滅絕，而在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因而將「中國人」全部遷入中心地區，其餘地區則引入「五胡」外族。這就成為了民族混血和與內亞文明頻繁交流的起點。
而旅美歷史學家劉仲敬也以內亞史觀解構中國歷史，但他卻提出更為「異端」的「東亞窪地論」。和傳統大中華史觀不同，「東亞窪地論」強調中國不是文化和政治秩序的輸出國，反而是處於被輸入秩序和文明的地區。在文明發展上，不是與傳統史觀所述的中心地區，反而在文明傳播和交流過程上落後於常常被稱爲「蠻夷」的中亞遊牧民族。例如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兵車技術和胡服騎射是由內亞傳入，後來的五胡亂華、唐帝國（唐朝皇帝有鮮卑血統）、遼、金、元、清也是外族政權。這就證明中國本身並未具備輸出秩序的能力，反而一直被逼西化和胡化，是歐亞大陸文明的一個「垃圾回收站」。
在他的理論中強調「發明」中華民族概念的梁啟超和章太炎把中國和英國，法國等民族國家相類比是不恰當的。中國的份量應該和整個歐洲相比，因此他提出解決方法：諸夏主義。諸夏主義提倡回歸周政天下體系中諸夏各邦國之間的競爭。參考歐洲，各個不同民族的國家發展自發秩序，並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帶來技術創造力、經濟活力和人性解放。
而事實上，像新清史和岡田英弘那種「異端」的學說在中國一直是被容許討論和研究。甚至在2014年，時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與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思想史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會晤談話中，極力推薦岡田英弘的書。但短短數年後，這些史觀又被批評甚至打壓。同樣地，劉仲敬的書早幾年能在中国出版，但現在已被禁而且被成為「反賊」。
歷史學本身就對所有問題都有討論的空間，在基於事實和理性的討論後才得出價值判斷。但在香港，若果歷史教育要建基於這個會因應政局變遷而不斷變化的史觀，學生在這個「教育雞籠」豈不是要每年更新自己的「政治正確」而作價值判斷？這是否真的對學生利多於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