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會怎麼結束？
2020/06/16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隨著武漢病毒爆發，關鍵世代的台灣進入一個考驗感知能力和思考能力的時代。因為執政者開始頻繁的使用『重新定義』的手法來顛覆人民腦中原有的標準和價值。似是而非的論點充斥於資訊洪流，而且往往導致「部份正確」的邏輯卻連結上錯誤的整體結論。這或許是台灣關鍵世代台灣人需要警覺的地方，因為現在的每一次縱容，都會在未來付出代價。
從總統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副總統陳健仁的「陽性率質疑普篩必要性」、到防疫指揮官陳時中的「社區傳播與社區感染」、到民進黨立委的「取消鄉鎮市長選舉」、到行政院長蘇貞昌的「緊急立法取代緊急命令」...，都可以在這當中找到與連結不適當的地方；而這些不適當的連結最後的結論都是：
『執政黨才是對的，所有質疑執政黨的都是錯的』。
執政黨當然有理由、也有權利為自己辯駁，但關鍵是『人民的分辨能力』是否存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David Runciman在他的著作【民主會怎麼結束】中，把民主政治可能消失的理由歸類出三大可能：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當然在他寫這本書時無法預見二年後會爆發全球病毒危機，他當時主要是著眼在環境破壞和核武威脅上；然而他的思路中針對大災難對民主政治的影響，卻逐漸一點一滴的印證在現在的台灣。
在Runciman的思路中，民主政治底下的人民當然不可能投票讚成「投下原子彈」、或「滅絶猶太人」；就連Hannah Arendt記錄的「終絶計劃」執行者Eichmannd本人都未必是出於主動選擇；但那時的公民、包括Eichmannd的問題在於「無感」或「無作為」，這讓人民本不該容許的事情，在民主政治的掩護下發生，包括催毀自己的民主。問題可能不是民主社會是否對惡行投了讚成票，而是『有沒有能力阻止這些事發生』。
當公民社會面對大災難，很可能會因為巨大的生活影響而出現無力感、並且會被動的接受『災難和民主不相甘』；當這種心理狀態出現時，就會無法感知現況的惡化。Runciman認為大災難會讓民主成為附屬活動；公民在大災難的威脅下，對民主的危機會成為『旁觀者』，他們也許會『再一次睡著』。而我個人認為，台灣的執政黨慣用的『重新詮釋』、和『誇大績效』，無意間利用了這樣的特質；結果就是只要掛了「防疫需要」，其它原本該在意的重要價值全都變得不再重要。
以【紓困條例】來舉例，蘇貞昌的辯解在實務上看似說得通，政府的確是緊急立法，但把它連結到『沒有違憲、充份授權、法理完備、還不需緊急命令』這樣的結論則是不適當的。我已經轉載過好幾名法學專家，都曾就此發表過專業的看法。而我只從一個台灣公民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我認為這樣做並不妥的原因是：本末倒置、把法治變成人治。
直接用緊急立法取代緊急命令，無疑是要人民和國會在「因為很緊急」的理由下對內容照單全收、不得異議。其立法品質，包括明確性、函蓋密度、保留原則、救濟管道、例外條款怎麼樣都不周全，一切卻可以在沒有人能質疑的情況下成為定局。而不周全的部份變成是執政者單方面的解釋權，那人權法治憲政運作當然諸多爭議，難道全都由『指揮官』一人說了算？
在我的理解中，這和緊急命令的『應變措施先行、法案後續完備』的基本精神是相反的。設計緊急命令的初衷不就是為了要兼顧臨急應變和民主法治的最最基本原則嗎？『緊急命令』是要讓總統都受到法治約束，讓國會可以從容立法；而『緊急立法』卻讓『指揮官』可以憑一條法條就決定所有已知或未知的爭議，這算是法律授權？這是人治還是法治？
立法品質有多差？這一點台灣大學法律系劉靜怡教授曾提出英國在3月19日提出的冠狀病毒防治立法草案舉例過。英國的防治草案整整329頁PDF，台灣的緊急立法呢？沒有開玩笑，4頁PDF，然後它上可以突破憲法，下可以管到你老百姓口罩賣幾多錢。
我個人認為，【特別條例】第七條，若以法案全文觀之，原本應該只是針對規定未盡事宜的補充授權，應該明確給予範圍的限制，但執行起來它卻成了這部法案最重要、也可說是唯一的核心：「只要我說和防疫有關，我想幹嘛就幹嘛！」；這種立法過程和品質，台灣還是法治國家嗎？
📌 英國草案連結(劉靜怡教授提供)：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58-01/0122/20122.pdf…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反正民進黨有國會優勢，就算用緊急命令要立法院追認擴大授權也一定會過，有差嗎？」。回到之前說的Runciman，這不就是「無力感」和「讓民主成為附屬活動」？當然有差，一個是公民和專家學者們提出質疑時是『法律未定狀態』的積極參與；一個是公民和專家學者只能在『法律已成定局』下書空咄咄的被動接受。不管「執政黨的國會」最後有沒有採納諌言，那是執政者的抉擇和未來要付出的責任；但尊重這個過程的本身就決定了台灣是什麼樣的政府。執政者會換，但民主法治不能換。
一個是公民才是主人，
一個是公民就是聽命的奴隸；
一個是法治，
一個是人治，
怎麼會沒差？
民進黨最進才出了一件新的夾克款式：『勇敢台灣』，我個人看到這件夾克彷彿看到了民進黨對817台灣人的高級酸。一個遇到災難就放棄當自由人、放棄當家做主權利、不敢監督政府、任由民主淍零死亡的族群，你勇敢個屁？
在Runciman的思路中，民主政治底下的人民當然不可能投票讚成「投下原子彈」、或「滅絶猶太人」；就連Hannah Arendt記錄的「終絶計劃」執行者Eichmannd本人都未必是出於主動選擇；但那時的公民、包括Eichmannd的問題在於「無感」或「無作為」，這讓人民本不該容許的事情，在民主政治的掩護下發生，包括催毀自己的民主。問題可能不是民主社會是否對惡行投了讚成票，而是『有沒有能力阻止這些事發生』。
當公民社會面對大災難，很可能會因為巨大的生活影響而出現無力感、並且會被動的接受『災難和民主不相甘』；當這種心理狀態出現時，就會無法感知現況的惡化。Runciman認為大災難會讓民主成為附屬活動；公民在大災難的威脅下，對民主的危機會成為『旁觀者』，他們也許會『再一次睡著』。而我個人認為，台灣的執政黨慣用的『重新詮釋』、和『誇大績效』，無意間利用了這樣的特質；結果就是只要掛了「防疫需要」，其它原本該在意的重要價值全都變得不再重要。
以【紓困條例】來舉例，蘇貞昌的辯解在實務上看似說得通，政府的確是緊急立法，但把它連結到『沒有違憲、充份授權、法理完備、還不需緊急命令』這樣的結論則是不適當的。我已經轉載過好幾名法學專家，都曾就此發表過專業的看法。而我只從一個台灣公民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我認為這樣做並不妥的原因是：本末倒置、把法治變成人治。
直接用緊急立法取代緊急命令，無疑是要人民和國會在「因為很緊急」的理由下對內容照單全收、不得異議。其立法品質，包括明確性、函蓋密度、保留原則、救濟管道、例外條款怎麼樣都不周全，一切卻可以在沒有人能質疑的情況下成為定局。而不周全的部份變成是執政者單方面的解釋權，那人權法治憲政運作當然諸多爭議，難道全都由『指揮官』一人說了算？
在我的理解中，這和緊急命令的『應變措施先行、法案後續完備』的基本精神是相反的。設計緊急命令的初衷不就是為了要兼顧臨急應變和民主法治的最最基本原則嗎？『緊急命令』是要讓總統都受到法治約束，讓國會可以從容立法；而『緊急立法』卻讓『指揮官』可以憑一條法條就決定所有已知或未知的爭議，這算是法律授權？這是人治還是法治？
立法品質有多差？這一點台灣大學法律系劉靜怡教授曾提出英國在3月19日提出的冠狀病毒防治立法草案舉例過。英國的防治草案整整329頁PDF，台灣的緊急立法呢？沒有開玩笑，4頁PDF，然後它上可以突破憲法，下可以管到你老百姓口罩賣幾多錢。
我個人認為，【特別條例】第七條，若以法案全文觀之，原本應該只是針對規定未盡事宜的補充授權，應該明確給予範圍的限制，但執行起來它卻成了這部法案最重要、也可說是唯一的核心：「只要我說和防疫有關，我想幹嘛就幹嘛！」；這種立法過程和品質，台灣還是法治國家嗎？
📌 英國草案連結(劉靜怡教授提供)：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58-01/0122/20122.pdf…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反正民進黨有國會優勢，就算用緊急命令要立法院追認擴大授權也一定會過，有差嗎？」。回到之前說的Runciman，這不就是「無力感」和「讓民主成為附屬活動」？當然有差，一個是公民和專家學者們提出質疑時是『法律未定狀態』的積極參與；一個是公民和專家學者只能在『法律已成定局』下書空咄咄的被動接受。不管「執政黨的國會」最後有沒有採納諌言，那是執政者的抉擇和未來要付出的責任；但尊重這個過程的本身就決定了台灣是什麼樣的政府。執政者會換，但民主法治不能換。
一個是公民才是主人，
一個是公民就是聽命的奴隸；
一個是法治，
一個是人治，
怎麼會沒差？
民進黨最進才出了一件新的夾克款式：『勇敢台灣』，我個人看到這件夾克彷彿看到了民進黨對817台灣人的高級酸。一個遇到災難就放棄當自由人、放棄當家做主權利、不敢監督政府、任由民主淍零死亡的族群，你勇敢個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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