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自107學年(下)姚人多「臺灣民主化」期末。
我們還可以相信民主嗎?
我們從《民主如何死亡》、《Against Democracy》、《理性選民的神話》反思「民主」這個體制,認知到目前民主遭遇到平民選民對於菁英的反抗、排外、追求經濟發展,而選出了「川普」類型的領導者(誰站在loser這邊、誰掌握了選民的偏見,誰就能掌握選票)。雖然民主目前遭遇到危機,而使某些人漸漸對它失去信心,然而,我們還是需要將民主是做一種目的而非手段,唯有如此,我們才可以繼續走下續,也不辜負前人為了捍衛我們今日享有的民主自由所做的一切犧牲,我們也透過回顧民主化的過程,去更了解民主的可貴在哪裡。
台灣威權政體的轉型
透過《第三波》民主化的理論,我們得知威權政體轉型的過程中分為三種方式:變革、移轉、置換。台灣被歸類為「變革」的底下,不論是哪一種過程,於其中的改革派與保守派的互動是關鍵的。杭亭頓提出「變革」的五個過程:一、威權政體中「改革派的出現」二、權力的獲得。三、自由化的失敗。四、威權政體中改革派壓制保守派。五、與反對派合作。
以台灣的「變革」類型為例,過程中需要當權改革派和反對溫和派的合作、協調,才能有民主的結果。在台灣「變革」的例子中,是透過主政改革派,和溫和的反對派互相合作,所達到妥協的結果,也就是身為威權政體中改革派的李登輝,和反對派中的溫和勢力黃信介的合作,李登輝釋出改革的善意邀請反對派出席國是會議,而黃信介也妥協掉了黨對於台獨立場的公開表明。
《戰後台灣政治史》則透過民主化歷程的爬梳,讓我們看到國民黨威權在面對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逐漸喪失的過程,作出了哪些應對,而改革者如何透過此破綻鬆動這個威權,並在修憲的過程中逐步的實踐了「中華民國台灣化」。以上兩本書將台灣的民主化歸功給當權者蔣經國和李登輝,卻沒有提及黨外運動、反對派所做的一切努力。
反觀在《百年追求》第二、三本,可以看到生活在台灣的人對於民主政治的長期奮鬥。
- 我們看到了雷震如何透過辦自由中國雜誌批評政府、聯合本土勢力反抗,雖然最後陳疾而終,但本土的黨外勢力仍持續努力,在地方上取得政權。
- 中壢事件中人民如何透過群眾的力量對長期作票的國民黨造成威脅,甚至最後因此贏得政權。
- 美麗島事件,引起了國際的關注,審判的荒謬透過報紙攤在陽光下,參與者和辯護律師,在地方選舉、和國會上,後來取得了一定的權力。
- 鄭南榕的自焚,喚醒了部分人對於政府侵害自由的憤怒,他的精神更是反對派奮鬥的依據,也永存在於對於渴望自由的民主鬥士心中。
- 後續有野白合學運,對於廢除萬年國大、廢除動員戡亂的訴求,最後成功了,若沒有他們李登輝也難以去推進改革。
這些如此激烈對於政府的反抗,即便不一定直接的對威權政體造成影響,然而會對執政者帶來決策策上的壓力,會是使當權者讓步的考量之一。此外,沒有黨外勢力的抗爭、壓力、訴求,威權政府是沒有理由需要讓步的,就不會有後來讓步到可以解嚴、組黨、廢動員戡亂、廢國大、修憲…..。
表面上解嚴、扭轉政體的是蔣經國、李登輝,然而那些冒死奮力一搏的政治英雄、身處於眾多支持者之間力挺自由民主的無名小卒,更是完成今日民主工程的奠定者。
結構的力量v.s個人能動性?
社會學相信外在於人、大於人、控制人的結構的力量,相信民主化的原因會是因為經濟、族群、教育水準等因素,然而以這學期學習到的教材而言,會看見關鍵行動者的影響力,或許結構與個人關係就是互相穿梭、彼此影響吧,結構的力量存在,然而是誰?做或不做?用什麼方法?就是屬個人的決定,人的能動性在於此,就好比老師上課時常逼問我們「如果是你,你會不會……」,結構限制人的選擇範圍,卻無法限制在此範圍內的人想選擇的所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