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家裡的窗戶，不像現在的房子那麼有現代感，大片大片的透明玻璃，即便關上窗，光也毫不遮蔽。要是視線遼闊，探探頭就可以望見道路、樓房、天際，甚至是遠方層疊起伏的山巒，那大概是許多人的夢寐以求。
在陽光之於屋宇還不是奢侈品的時候，那種古早的窗，雖然也透光，但光線只能曲折於浮雕著朵朵相連，開滿了整面玻璃的四瓣小花，蜿蜒地，像走在崎嶇未完全開闢的山間小徑，射入內室時，已減去一半的亮。而窗外的景緻，無論一棵樹或一個人，原先分明俐落的流線，都會暈成不規則的朦朧色塊，愈遠愈渙散。
幼時的我，常常就是這樣凝視，好像蒙太奇一樣，要有點費力，才能辨識窗外透進的一片灰白。一片不曾隨正午和黃昏展現耀眼金澄的灰白。我偷偷打開窗戶確認過，那其實是隔壁人家的，像是廢棄的頂樓加蓋，瓦礫還是波浪板，散在不平整的水泥地面，也或許本來就只是搭來放置雜物。我沒有經歷過，那段原本由綠色褐色構成的遼闊轉眼變成一幢幢灰撲撲樓房的過程。所以總是弄不懂，這種由極近甚至是完全貼合的棟距所構成的逼仄空間，究竟是如何在這個城市的規劃中產生。
三四十年前，我們家從木造平房改建成透天厝。自家人住，每個房間都設計了大窗。初成家的父親和叔伯們，帶著妻小，各居一層。那時，隔壁的房子還沒蓋起。那時，父親們大概還能懷有對家的想像。
改變出乎意料的迅速，像颱風夜的燭光，在還沒意會的瞬間，溝渠泥地，清風陽照，迅雷不及掩耳，即不復見。
後來那間緊貼隔壁頂樓加蓋的房間，成了我的臥室。厚厚一層與我們不等高的水泥樓面，像地理課本分析土壤結構的橫切圖，暴露在窗前，分隔線一般將鄰屋與人切成兩截斷面，樓上樓下都能看見部分（屋主沒有直接做外牆阻隔，或許是對我們的善意）。這其實是蠻奇異的事，像一齣行動劇，打開窗就能看見城市生活寫實上演。
好一段時間，我望向那扇窗還像在看懸疑電影，想像那個可以被我從縫隙向下窺視的，鄰人緩緩移動的頭頂，在顯然也是十分晦暗的空間，會不會突然以兇殺、暴力或情色的場面展開劇情。而我是那唯一的，不為人知的目擊者。又或者每當拖鞋啪搭啪搭擊打地面，踩踏上頂樓碎石顆粒的聲響，清晰地就像在自己的床邊。我會停下手邊的動作，屏氣凝神，緊盯著窗花色塊位移，就怕那雙穿著藍白拖的粗壯小腿，會突然蹲下身，在自己不經意的瞬間，將窗內的我也看成一台戲。
當然，這些幻想從來沒有成真。鄰居只是一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一個無意發出噪音擾人，還會隔牆道歉的禮貌青年。
但那些年，那扇窗，是童年的我看待這個世界的濾鏡，構建了我對社會、對他者的最初想像。雖然多年來，我始終不曾真正見過這位鄰居，就算在路上相遇都不會認得。對我來說，他更像是存在魔幻色彩萬花筒內，似近卻遠，熟悉卻陌生，清晰卻迷離，相安無事卻又好像隨時在對你的領地進犯。
大概國高中以後，我就極少拉開窗簾，可能不屑於曲折的陽光，又或者叛逆覺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光。寧願在密室與陰鬱纏繞，任憑心思蜿蜒生長如窗上的花。如果環境和童年經歷會塑造一個人的個性，或多或少，這種封閉也成了我的滋養，不畏懼孤獨，卻易受困於人際間的繁複，無法辨識外在的內心的，何者是本像？抑或每個人都是真偽參半的集合？
久了我也長成習於冷漠以對的城市人。那些溫暖正面的形象，如頭髮花白的警衛伯伯、綠制服的郵差、麵包店老闆、水果行阿姨、公園遛狗的老奶奶，每一個和只到成人大腿高度的小女孩，彎著腰，帶著笑寒暄問候的，彷彿都只是繪本裡的虛構，鮮少在我的生活存在。
或許人們總是太忙碌，只能耽顧眼前的路，像調快的節拍器飛也似地擺盪。又彷彿隨時處於警戒狀態，即便只是點個頭對個眼，都是一種尷尬的交集。在極高的空間密度裡，個人似乎非得防衛的固守，才能安穩立定，進而享有屬於自己的，不被人進犯的一點微小自由。於是生活像擺盪在天平端點的兩難，只能選擇一再地和他人擦肩而過。
年紀漸長之後，雖然負面思考，已經深植腦內，要刻意的反覆練習，才得以稀釋。但對窗花後看不清的渙散，已多了些從容。如康德所說，物自身永遠無法被真正認識，內在世界則永遠是主觀。即便與惡共存，還是相信有一種善，真真實實存在他人和自己內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