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雅姊姊,現在終於可以說了》 —為什麼我們習慣檢討性侵被害人?

2020/12/17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人們可能不清楚,
歷經過暴力和不幸的人的恐懼總是伴隨著疑心。——黃玄進(韓國小說家)
那天如果沒有發生那件事,我現在一定過著截然不同的人生
那天如果沒有發生那件事,他現在一定還是過著一樣的人生
韓國作家崔眞英的《李智雅姐姐,現在終於可以說了》對於被害過程的場景細節沒有赤裸裸的描述,卻讓智雅的遭遇更深深刻在讀者的腦海裡,感受智雅那種無助、徬徨接近窒息的感覺。讀崔真英受訪內容,她提到在寫或許能安慰智雅的場面時,或是描寫智雅的痛苦時,其實都很猶豫,因為她知道很多人跟智雅一樣,無處傾訴、孤軍奮鬥,或是在旁觀和懷疑中獨自苦撐。
這本書的韓文原名是《이제야 언니에게》,直接翻譯是《致 李智雅姊姊》,作者選用李智雅「이제야」作為主角名是因為在韓文有雙關意思為「現在才(終於能……)」,很多的性暴力、性犯罪對受害人來說,當下是無法說出口,甚至說出了也得不到伸張。經歷多年難以抹去的傷痛,「現在才(終於能……)」往往是用更激烈手段尋求解脫,如同我們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真實面看到的悲劇結果,悲傷、難過、心碎,還有無法伸張的揪心與刺痛。
這本書裡的主角智雅,每天都會寫兩份日記,一份是交給老師檢查的日記,另一份是寫給自己看和珍藏的日記。從她的日記知道,就讀高中時的智雅,遭到堂叔性侵,跟很多「熟人性侵」犯罪行為一樣,以「關心」作理由,美化自己的行為,或以金錢、親人作為要脅的工具。
但是,加害的並非只有性侵犯罪者,還有太多「自以為看清真相」的旁觀者,甚至造成更加難以抹滅的二度傷害。
例如警員接到智雅報案的反應,「越是這種案件就越要罪證確鑿…如果妳身上有明顯的傷口,至少還可以定個施暴罪,可是現在什麼證據都沒有啊。」,智雅問「難道要我被打個半死,被送到醫院才可以嗎?」,警員回說「從妳說的話和行為來看,根本不像個受害者…妳看起來不像乖乖受制於人的樣子。」
親戚朋友為了幫堂叔說話,開始指責「智雅一定是不檢點,勾引堂叔」、「年紀輕輕一個人去哪裡幹什麼,搞不好是預謀」、「她一定也喜歡他,不然怎麼能輕易得手」、「沒想到她居然會提告」,那時起,智雅將生活記錄簿上記錄大人曾誇讚她「很善良」、「有耐心」、「很體貼」、「重視氣氛和諧」的那些部份撕碎。
我原本以為我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被強姦,不!我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出生在這種世界,這些人之間。因為這些人是大人,我必須鞠躬問好,必須聽大人的話,不然就會成為無可救藥、天生的壞胚子。我之所以被強姦,並非因為堂叔是惡魔,而是在這個世界那不是強姦。
這本書描述很多跟李智雅一樣,遭受性侵後心境上的轉折,從恐懼害怕、憤怒周邊人的冷眼旁觀或責罵,到後來的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即使某個人傷害她,她也總是從自己的錯開始找起,找不到錯時,便將他人的錯誤理解為失誤,深信如果自己做得好,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我不知道成長的過程中我想要的是什麼,一直到長大成人才明白,我想要的是至少能出現一位懂得說『對不起』的大人,會對我說『這不是你的錯』的大人,而不是咎責、漠視或想裝什麼事都沒發生的大人。」
不過,作者沒有讓傷口永遠停留在智雅身上,用她的方式去鼓勵現實中更多的智雅,我喜歡智雅因為害怕,妹妹智妮送了一把小斧頭,讓智雅可以隨時帶著身上,但有一次智雅告訴智妮,將她送的小斧頭放在竹邊的消波塊。
「我不能一直帶著這麼笨重的東西,剩下的人生總不能以這種方式活著,我無法放棄用那隻手抓住和觸摸其他事物的機會,我會想其他辦法的。放下,才會變得輕鬆」
這本書深刻的從被害人的心境轉折作為出發,更能夠深刻感受無數的被害人,在傳統道德框架下,經歷不幸的事情,還要讓他們打從心底認為自己是個有缺陷的人、是不完美的、有瑕疵的,甚至對自己的存在感到自卑,由衷的厭惡自己。
這個對被害人不友善的環境,是無數人共同創造的,當大部分人覺得改變不了而不做、小小的邪念毀滅不了而去做,而使得越來越少的善與越來越多的惡,讓社會不只逐漸往冷漠甚至是冷血發展,甚至造成無數悲劇得不斷發生。
智雅和智雅身邊人的故事不是只有在小說裡發生,我們周邊甚至我們都可能成了如同書中的「加害者」,這本書如同照鏡子提醒我們,也期盼所有真實中更多跟智雅一樣的受害者,都能走出傷痛,「現在才(終於能……)」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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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敏隆
洪敏隆
當了多年的記者, 沉浸書籍與電影,用文字分享樂趣。 美國大聯盟紅襪隊粉絲,最大夢想是站在芬威球場綠色怪物前高聲說「人生,沒有什麼不能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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