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其實是理念史的一支分支，從黑格爾到斯賓格勒，世界者史的內容基本上僅呈現在歐洲大陸的重大事件(比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等等)，即使蘭克寫的世界史也不例外，基本上都是屬於歐洲人對自身文明的期望或反思，西方文明即是他們的世界。後來的湯恩比和麥克尼爾打破了傳統的世界史寫作，將伏爾泰的風俗論當成新的世界史典範，也從此讓世界不在等同於西方文明而是真正意義上等於全球，但卻也讓世界史原先的反思目的被扼殺，變成了一門僅僅屬於資料與實證的學門。原先的世界史傳統最後由兩個新的分支學門繼承，一門即是馬克思主義式的史學，另一門則是帝國主義研究。前者的世界發展階段論被很多歷史作家模仿，比如霍布斯邦、賈德‧戴蒙、哈拉瑞，後者則是像法蘭西斯‧福山、杭亭頓、尼爾‧弗格森一樣，在過去的帝國主義發展史中尋找現代世界變遷的趨勢。
然而，就台灣史學界而言，要如何才能寫出具有理念反思，卻又不淪為純粹博物之學的世界史內容?
我認為可以從當代現實事件及其傳統中去尋找靈感來源。台灣目前正夾雜在西方與中華(反西方)兩大傳統邊界之上，一方面是由殖民主義和帝國秩序所帶來的科技文明與憲政制度，另一方面是華夏秩序發展而來的極權帝制和儒法文化，兩者彼此衝融所形成台灣獨有的特殊歷史觀點。從這條線索出發，史家就必須在兩大世界體系中去尋找其各自的起源和互動過程。說明白一點，也就是台灣觀點的世界史必須把傳統的中國史(東亞史)和過去的西洋史(歐洲史)融合在一起。對台灣來說，中國史不是民族的歷史而是自民族而外的互動世界的一部分，同樣西洋史也並非等同世界的全部，至少就目前狀況而言，西方在全球的一體化尚未完成，我們的國家貌似在其中卻又可能隨時置身其外。要完成這個任務不成能只靠目前體制內的專業學者，或許還要培育出識時務的且跨專業的博雅人文作家來提供新的學術框架。這或許或是一個艱難的典範建構過程，但我相信如果能夠成功打造出新的世界史典範，那將會大大造福超越史學專業領域外的好幾代學者，因為歷史是認識巨大人類世界的基礎知識之一，有了合適的歷史框架各人類知識的基礎才會穩固，有穩固的基礎才能安心發展具有高辨識度的文化藝術，有了文化藝術才能具體的像他者展示我們的主體性，有了主體性也就成為了一個民族，而民族即是人類文明的最高成就，從黑格爾到史賓格勒，每一代的人文知識份子無不強調這一重要的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