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教日月換新天 - 評余杰「大光」系列三書

「大光」系列要旨撮述

余杰出版「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系列，內有三卷新書，分別是：《清教秩序五百年》、《歐洲的歧路》、《華夏轉型兩百年》。有別於一般史著，余杰不只描述歷史的「然」，更要探究其背後的「所以然」，他把現代化與清教徒觀念秩序的適應連上關係，此乃思想史的進路，以思想解釋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變遷，是本系列一大特色。

何謂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包括三個層面：

(1) 注重歷史傳統，並相信「人乃全然敗壞的罪人」，由此衍生出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以及權力必須分割和制衡的觀念，在此基礎上推動了三權分立、政教分離的憲政國家政體，產生共和制和聯邦制的現代政治模式。

(2) 清教徒強調人皆有其從上帝而來的呼召 (天職)，故而勞動榮神益人，由此建立榮耀上帝的工作倫理，產生科學研究的動力和資本主義精神。

(3)「拿伯的葡萄園誰也不能奪去」，基督教文明率先確立私有產權觀念，故而人的自由、尊嚴及財產權不可被任何人間的統治者輕視乃至剝奪，神聖的契約觀念、近代人權與財產權的法律規範由此確立，奠定了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礎。

余杰認為，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始於宗教改革中所誕生的喀爾文神學，故此，「真正的歷史大分流，始於宗教改革運動」，他又說：「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是文明歷史發展的原動力，更是今天世界秩序的基礎」、「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是推動歷史進步、社會轉型、邁向現代世界的關鍵」、「清教徒基於宗教文化所形成的各種社會與政治規範，不僅推動了自身的社會轉型、民強國富，更推動了西方乃至於世界歷史的『現代化』發展」。

近代歐洲史中，擁抱清教徒的觀念秩序之後實現民強國富的「選國」有四：日內瓦 (十六世紀)、尼德蘭 (即荷蘭，十七世紀)、英國 (即大英帝國，十八、十九世紀) 和美國 (二十世紀至今)。

其中，英、美兩國更形成以「盎格魯圈」指稱的英美文明。推崇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倫理，被視為盎格魯 - 薩克遜模式的普遍特徵。歷史證明一個現代國家想要繁榮發展、人類想要自由生活，最好是採用此模式。相比其他模式，這種模式更適合現代世界，堪稱全球最成功的體系。英美兩國因而可以相繼主導世界進程長達三、四百年之久。

屬於「英語民族」的核心國家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它們代表著自由世界。

與清教徒的觀念秩序背道而馳，有幾種歐洲近代化的「歧途」，分別是：

i. 拉丁路徑

由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為社會主流宗教，並在二十世紀淪為專制獨裁國家的意大利、西班牙與葡萄牙，以及作為西、葡殖民地的中南美諸國。

羅馬天主教強化了常備軍和專制權力的觀念，教廷甚至與極權政府親密合作，支持官方鎮壓民眾。

ii. 法國路徑

基於法國大革命的世俗主義、啟蒙主義、理性主義原則，所成立的法蘭西革命政權與拿破崙主義，將理性、暴力革命和人自身當作「新宗教」、「新偶像」。

革命者成功推翻舊制度，卻未能建立持久的新政體，甚至連理論上的新體制也並未確立，跟英國自由傳統著重連續性、法律及平衡相違。

他們還留下斷頭台、恐怖統治、現代化警察國家的精妙制度，並發明了「大規模戰爭」的概念，通過動員全民參與、大規模集中經濟與官僚資源，以達至軍事上的勝利。

iii. 德國路徑

馬丁路德神學有致命缺陷，如強調對國家政權絕對順服、聖俗二分的「兩國國度論」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使德國的宗教改革比起日內瓦、尼德蘭和英國來，乃是半截子的宗教改革，夾雜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

德國精神又傾向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崇尚枯燥、單調無味的軍隊和森林。雖地處歐洲心臟地帶，但不完全認同西歐價值觀。在觀念上更接近東方，包括俄國和中國。這種態度終導致納粹主義出現，引發大災難及二次大戰。

希特拉曾在一次演講中狂妄地聲稱：「衰敗的盎格魯 - 撒克遜自由主義必將壽終正寢。」

iv. 俄羅斯路徑

試圖脫離傳統東正教威權社會，最終爆發俄國大革命，信奉馬列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奪權成功，使俄國淪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極權國家。

東正教與斯拉夫民族結合，致使空洞高韜的「愛鄰舍，也愛仇敵」的教導，並未軟化沙皇體制的暴虐，更無法抵禦風捲殘雲般的共產主義思潮和革命。

v. 日本路徑

雖於明治維新後迅速「脫亞入歐」成功，但最終陷入狂熱的軍國主義。

否定其他文明 (主要是基督教文明) 的普遍主義主張，強調集體主義精神的獨特性，追求純粹的日本精神，唯一看重是實際的 (即權力或經濟的) 利益。

太平洋戰爭的慘敗，讓日本獲得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契機。戰後，日本憲法和民主制度都是美國強加的。日本現行的《戰後憲法》為美國將軍麥克阿瑟制定。

日本雖從美國和西方移植來憲法、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卻拒絕西方現代文明的根基 - 基督教文明及清教徒觀念秩序。這影響其外交政策：日本對中國等亞洲鄰國的人權和民主化不聞不問，無意充當亞洲民主化的倡導者和領頭羊。

余杰強調，這幾種現代化模式都是失敗的，遭遇重挫的，「背離宗教改革，走上歷史歧路的歐陸，最終陷入政治極權與精神解構的危機」，「這些地區或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均流於形式，而缺乏清教徒精神對心靈內在秩序的追求，容易被極端思想 (即無神論、唯物主義、虛無主義) 腐蝕，且最終都歷經了獨裁專制的悲慘命運」。

「西方文明內部的分裂，是英美與歐陸的分裂，是新教與天主教的分裂，也是基督教與無神論的分裂」，英美與歐陸的分歧主要表現為：

a. 英美信人權是上帝賦予，歐陸信人權是人自己賦予。

b. 英美信價值來源是上帝，歐陸信價值來源是人的理性。

c. 英美以宗教作為自由和道德、共和政府的先決條件，歐陸的自由、道德、共和政府是寡頭的。

d. 英美信奉個人主義，自由先於平等，歐陸信奉集體主義，平等先於自由。

近代以來，盎格魯 - 薩克遜模式通過不同途徑進入若干非英語國家，如印度、韓國、新加坡、台灣……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採納清教徒的觀念秩序，至少達到「盎格魯圈」的基本標準，即有一套和平移交政府權力的機制，一個獨立於統治者意志的法律體系，以及一系列保護個人自由的財產權觀念。

其他在「盎格魯圈」以外的國家，如亞、非洲的伊斯蘭世界、亞洲的儒家與佛教國家等，即以不同方式實現經濟騰飛，卻離全盤性的現代文明十分遙遠。

「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是一個老問題。余杰先指出，今天所謂「中華文化」，肇始於二千餘年前的秦漢之際，秦始皇兼併六國後建立的皇帝獨裁制度，並由漢王朝承接，開啟了天下一統的「秦漢秩序」。「秦漢秩序」由五個要素組成：

A. 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

B. 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

C. 鹽鐵國營的國家經濟；

D. 小農為主體的農業文化；

E. 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模式。

在大一統文化的影響下，中國社會發展為農業內陸文明，人民普遍缺乏冒險性格與精神自主性。

進入近代，中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不得不「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偏偏中國在「尋求富強」的道路上，總是找錯老師和教材：以日為師、為德為師、以法為師、以俄為師，偏偏就是不以英美為師！

余杰認為，中國自生的民情與國民性，與日、德、法、俄都能契合，產生磁鐵效應中「同性相吸」的反應，偏與英美保守主義的觀念秩序最相異，出現磁鐵效應中「異極相斥」的反應，中國因而在歷史轉折與英美模式擦肩而過。

歐洲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利瑪竇、馬禮遜等傳教士相繼來華，成功傳播許多新知如數學、天文學，以及實用的科學技術，也推動廢除纏足與抽鴉片等社會陋習。奈何西方的進步主義、社會主義等左翼思潮已滲入社會和教會每個角落，傳教士所傳又不是全備的福音，中國人因而不知清教徒觀念秩序的真諦。

孫中山、蔣介石、馮玉祥等，雖號稱中國基督徒名人，但大都是偽善者，其政治實踐與基督教的觀念秩序南轅北轍。在中國建立的有基督教背景的各類機構，如燕京大學等，也未能改變中國，反被中國改變。

尤有進者，從晚清到民國，中國先後出現三次反基督教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和非基督教運動，它們為共產極權主義氾濫中國做好鋪墊。比觀之下，竟無一基督徒知識分子可以拿出完整、系統、論述嚴密且能說服民心的觀念秩序來，跟共產主義相抗衡。

近代中國錯失宗教改革，現代化屢遭挫折，最終淪落為無神論的共產極權國家。中國社會的轉型關鍵，在於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引入。華語世界僅劉曉波、劉軍寧、何清漣、王怡、劉仲敬、蘇小和、沈陽等對保守主義形成了具有一定的中國處境化的、完整性的和產生公共影響力的論述。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在中國浮出水面，中國謙卑地以英美傳統為師，實「路漫漫其修遠兮」。

余杰提到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說：「引入清教徒的觀念秩序，讓基督新教在中國成為在美國已然形成的『公民宗教』。在此基礎上，建立自由市場經濟、憲政體制、人權保障、個人主義的公民意識，進而去大一統、中央集權而創立鬆散的聯邦或邦聯，最終融入盎格魯圈、融入英美文明，在國際關係層面上成為與日本和印度一樣的、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親密盟友，這才是中國的重生之路。如此，中土方能安然『出三峽』」，較唐氏的見解進一步。

「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系列的撰寫，其中一個目的，正是要為中國尋求清教徒的觀念秩序。

「大光」系列的局限

當今知識界，能斬釘截鐵指出現代化 (西方化) 就是英美化者，寥寥可數，故余杰「大光」系列必為經典。余杰也大量吸收前人識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煉自己的觀點。最明顯如西方文明內部存有英美與歐陸的分裂，這是出自海耶克《到奴役之路》，又清教徒喜歡勞動榮神益人，成就資本主義，此乃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見解。

然而，「大光」系列不是沒有缺點 (或稱局限性)。細緻言之，缺點有三：

I. 過份看重思想對歷史變遷的影響

余杰相信，現代化成功與否，取決於對清教徒觀念秩序的適應與消化程度。

然而，吾人可追問，「對清教徒觀念秩序的適應與消化如何可能？」這裡便涉及一民族能否虛心理性地向外學習、對傳統文化能否放下乃至揚棄、有無外在助緣 (如被英美殖民) 等前提條件。

以中國大陸為例，余杰為華語世界無保守主義論述扼腕，但即使有了，以中國人對「性善論」及道德教化的執迷、對天朝大國的強調、對自身文化極具自信，其能踐行相關論述，脫胎換骨嗎？這是個問題。所以，劉曉波才會說：「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余英時在《歷史與思想》自序有一段話，發人深省：「現代行為科學的長足進展，使我們瞭解人的思想和行為在某些層面上確然是被決定的……肯定決定論在某些層次上的有效性卻不等於否定思想在歷史上的積極功能……所以思想一方面固然是在決定論的基礎上活動，另一方面則也具有突破決定論的限制的潛能。」

余杰看到清教徒觀念秩序帶動歷史進步的一面，但對各國自身實現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助緣條件探討不夠，亦未具體指出其淨化、揚棄之路徑，只是浮泛地講自身民情與傳統影響著對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吸收。

II. 忽略其他關鍵因素

此在分析歐洲不同失敗模式時特別明顯。

以法國為例，其不能如英美平穩轉進，反採用暴力革命的方式，這與波旁王朝的高壓統治不無關係。

又衝擊巴士底獄後，並非馬上走入恐怖統治，有兩件事至為關鍵，一是路易十六口講支持制憲，暗地裡通過密信告訴西班牙國王他的言行全部無效，皆是處於逼迫下的無可奈何，且計劃出逃。另一是歐洲其他專制保守國家出兵鎮壓大革命，新成立的共和國隨時有傾覆之虞，遂要加緊「捉內鬼」，避免有人和外部勢力勾結。前者造成路易十六一家上斷頭台，後者造成恐怖統治。

把法國現代化出現暴力流血，歸因到啟蒙哲學家把理性、暴力革命和人自身當作「新宗教」、「新偶像」，這其實只講到史實的一個方面，卻非全相。

又例如俄國，沙皇體制不是一味暴虐，亞歷山大二世任內，便進行過改革，只可惜一旦改革，群眾就有期望，當期望落空，反應便大，亞歷山大二世卒之在聖彼得堡被民意黨 (人民意志黨) 成員炸死。兒子亞歷山大三世見父親厲行改革，反不得好下場，遂把心一橫，不再改革，堅持斯拉夫傳統，他下令建造的滴血救世主教堂，便是極傳統的建築，背後含有政治表態。

將俄國淪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極權國家，歸因到東正教教義未能軟化沙皇暴虐，阻擋共產主義思潮，這只能說是一個方面，事實上，整個轉變非常複雜，最簡單，德國不送列寧回俄國搞革命，赤色政權未必能成立。余杰對史事若干細節未能注意，此乃宏觀論述與思想史研究的局限。

III. 漠視中國文化的理想面及華夏轉型的具體執行

將中國文化歸結為「秦漢秩序」，此是從實然 (即歷史上發生過) 層面看。可是，中國文化還有應然層面，即理想的一面，孔子的仁、孟子的四端之心、荀子的性惡、墨子的兼愛非攻、莊子的逍遙齊物、老子的順其自然，果真一無是處？是該被全盤拋棄、清理的廢物？是待刮的毒素？筆者有所保留。

退一步，就算真的如此，「中國人要成為正常人、健康人、自由人，必須拋棄沉重的傳統，輕裝上陣，方能向著標桿直跑」，具體如何個做法？余杰指出了大方向，卻漠視轉型的具體執行。

美國華裔學者林毓生在七十年代提出「創造性轉化」，有別於新儒家主張「發揚固有文化」、「文化復興」，林氏重視英美價值與中國傳統的連續性而不是全盤斷裂，在連續中要有轉化，在轉化中產生新的東西，他稱之為「辯證的連續」。

林氏多次重申：「簡單說，是把那些這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轉變成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中繼續保持文化認同。」簡言之，名仍是中國舊有的，內涵卻完全改為英美的。以「神」字為例，現代的「神」字是指新教的上帝。又如「仁」字，現代的「仁」字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愛護尊重，相當於博愛 (fraternity)。又如「禮」字，現代的「禮」字相當於外在的民主法制，其背後的人性基礎即為「性惡」，「性惡」相當於「原罪」觀。

通過「創造性轉化」，中國舊有思想觀念將發生根本的質的改變，「全盤拋棄」云云自不必說，對中國先賢留下的亦有所更新及交待。

林毓生的見解，與英美注重歷史沿革的保守主義傳統，可謂一脈相承。這也是一代一代中國人力所能及，而不易流於偏激。余杰的看法辛辣有餘，卻欠平正溫和。

總而言之，余杰「大光」系列見解精闢獨到，世所罕見。正所謂「瑕不掩瑜」，余杰表示，寫此系列時，「左派的觀念秩序讓歐洲的精神傳統千瘡百孔。大量伊斯蘭移民和非基督教文化的移民的湧入更讓歐洲的基督教根基搖搖欲墜」，「美國是清教徒觀念秩序最強大的國家，儘管也面臨左派思想的腐蝕」，「大光」系列之出世，真可謂應運而生，呼應時代訴求，「這本書原有的單一的初衷 – 為中國尋求清教徒的觀念秩序，變成了雙重初衷 – 首要的目標是幫助美國捍衛賴以立國的清教徒的觀念秩序」，由此也見余杰治學具有極強的經世致用面向、入世關懷，非固守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