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走向近代化的契機乃在歐洲社會自十五、十六世紀以來的殖民運動，並在十八世紀以後走向帝國主義運動，然而不論是殖民主義還是帝國主義，西方向全球的擴張都都不是哪個強權打從一開始就對全世界所進行的「擘劃」。「殖民」與「帝國」並非西方世界獨有之產物，而是自人類有歷史以來，就不斷循環出現的一種人群組織與征服自然之模式。從原始社會的觀察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在某個時空之下的一個或數個部落，透過不斷遷徙以及人口在與環境鬥爭中順利成長為一個巨大的聯盟，這樣的聯盟仍舊需要為了生存或過上好日子而不斷向外界征服，於是有的聯盟部落透過戰爭征服或外交合作殖民了原先非聯盟之部落或人群，而有些聯盟部落則在遠方某個物資充沛的角落選擇建立殖民據點，一方面將據點的剩餘物資送往聯盟所到之處以換取更多利益，另一方面也管理起了這塊「人跡」未至的新天地。從古至今，不論在世界的哪個有人群存在的角落，這樣的從部落到聯盟到帝國，不斷向外殖民的歷史事件時不時地上演，即便是現今的社會，那被我們稱之為「全球化」的經濟貿易與國際政治之活動，也依然依循著這一模式發展，只不過是將原本的部落聯盟改稱為「西方」、「文明」與「現(近)代」，而將非聯盟的人群或自然環境稱為「新大陸」、「野蠻」、「落後」與「第三世界」。
西方社會向世界各地的擴散與殖民過程可以視為是一個名為「西方」的部落聯盟在經歷了將近一千年從混亂到組織成熟，並從盤踞在亞洲的另一巨大部落聯盟中掙脫出來，透過大西洋、印度洋及太平洋的路徑，找到了尚未被任何強大的部落聯盟或具有頑強抵抗力的人群所佔領的諸多新天地。於是全球各地的資源經由貿易或戰爭開始引入西方社會，同時也改變了西方社會從中世紀以來維持的組織型態：中央集權國家出現、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興起以及工業化–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三位一體的現代多國體系出現，成為了我們現今所熟知的「現代性」條件之基礎，也就是「近代秩序」的開端。
東亞社會的近代化不外也是西方近代秩序向外擴張發展的一個環節。在台灣，近代秩序的輸入首先由近代早期向海洋開拓的荷蘭與西班牙等國帶來，透過對殖民地的經營，將台灣帶進了歐洲的全球貿易網絡之中，即使在鄭成功殖民統治的時代，這條貿易線仍舊經由與日本及英國商隊公司的軍火貿易而維繫著，直到盤踞在東亞大陸上的大清帝國壟斷了台灣一切政治與經濟統治權為止，約有兩百年的時間被隔離於近代秩序之外。大清帝國在東亞大陸上的統治是另一種部落聯盟向外擴張進而形成帝國秩序的過程，徘徊在東亞大陸周邊的各民族部落聯盟透過佔領早在公元元年左右就已為秦、漢帝國所打造完成的中央集權國家官僚制度，來統治整個東亞社會及其周邊民族。十九世紀前半葉英國藉由一系列貿易戰爭將東亞大陸拉近近代秩序後，原先的東亞秩序連同清帝國也逐漸走向衰弱，同時台灣重新回到了近代秩序之中。日本社會則是在德川幕府作為部落聯盟共主所主宰的秩序中度過了兩、三百年的時光(僅留有部分藩國作為與近代秩序交流的窗口)後，隨著原本的東亞秩序開始崩解而有了「多藩」爭相加入近代秩序當中以擴張或保護其原先統治權力，最後才由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新秩序聯盟打倒了以德川家族為首的舊秩序聯盟，並走向了現代民主國家式的編戶齊名集權統治以及與西方帝國主義聯盟看齊的帝國主義運動，透過戰爭將朝鮮與台灣從清帝國秩序中抽離，納入到日本帝國的秩序之中，並開始了新一輪的殖民運動。在東亞社會進入近代秩序的過程中，必須要注意的是，不論是清帝國還是日本，由西方擴張而來的近代秩序總是凌駕在她們之上，不論她們本身透過直接統治發揮了如何的「次秩序」統治，永遠也都逃離不了近代秩序的統治，近代秩序與全球其所能及的各地秩序都是「共時性」的。因此，在我們考察近代東亞社會時，如果膚淺的認為某一強權是能夠純粹地對其領地進行秩序輸出而不受近代秩序的影響，那就容易造成我們對東亞各方勢力所才取的博弈策略有錯誤的歸因，進而導致我們陷入了「只有『東亞』而無『近代』」的觀點，如「台灣只有殖民鬥爭」、「東亞大陸總是受近代帝國壓迫從沒與之和諧的可能」以及「日本只是近代帝國的成功仿效者」這種破碎而無法順利鑲嵌入「近代敘事體系」的歷史思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