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選劇｜「不要說，他們還在」──影集《返校》與世紀末的威權幽靈

《返校》影集的第一個鏡頭，是置放於翠華中學入口、採仰看視角的蔣介石銅像；畫外音則是三民主義的授課內容：人民有權，國家有能，國家應該要服務人民云云。但當鏡頭拉回聲音來源時，卻見教室內安安靜靜，走廊上憲兵捕抓師生的情狀。除了女主角方芮欣往窗外看了一眼，其餘師生彷若習以為常或置身事外，對一切動靜，皆不聞不問。

看起來很不符合常理的狀況，卻可能是威權統治時期的日常。直至今日，長輩們仍會勸說我等「不要碰政治」，總擔心孩子挑戰權威會受傷──不要多問，不可多說，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心中的小警總無法被摧毀，只要服從聽話平順過日就好⋯⋯。這都是白色恐怖帶來的傷害，即使在民主化多年後，創傷還在，陰影如常，而那些對威權的崇拜與服從已深入骨髓，難以根除。

許多在民主化初期即推動轉型正義的國家，都還留有這等「威權遺緒」，更別說很晚才啟動相關工程的臺灣了。因此，看到《返校》影集將故事時空背景從 1969（民 58）年，拉到 1999（民 88）年以作為比對時，我第一個想法是：本劇對於威權統治的時間邊界的劃分，遠超過《促轉條例》的時間界定（1992 年金馬解除戰地任務）。換句話說，劇組看來無意以解嚴為界，更沒有將場景拉為更容易談論威權統治、更好處理故事的「現在」。為什麼？

我並不確知編導團隊的意圖，更不清楚他們功課做得多深，但顯然 2000 年臺灣首次政黨輪替是他們所設定的分界──這不只是製造白色恐怖的中國國民黨交出長達 55 年統治權的歷史時刻而已，也是這個社會可以更直接對威權統治進行反省與批判的時點，例如中正紀念堂的威權象徵雖無法果斷處理，但因為政黨輪替，至少得以將廣場前的「大中至正」撤下，掛上「自由廣場」。過往無法鬆動的，都能看見迸裂的縫隙、改變的空間。

因此，我揣想，編導團隊將故事設定在 1999 年，政黨輪替前夕的臺灣，或許將其視為一條即將解除時間封印的邊界。如同女主角劉芸香在公車上遇到的婦人所言：「金鸞這個地方，幾十年不變。」說的是金鸞，其實也是臺灣──劉芸香初踏進翠華中學大門、踩梯而上，仰頭看到那尊蔣介石銅像以及教官的畫面，其實也是那個時代臺灣人的經驗與記憶（校園裡的蔣公銅像，至今還在）；更不用說，從大國家創造的威權統治延伸（並縮小）到社會各場域的權力、鎮壓、監控，乃至於劃分「敵人」，亦仍強勢存在著──看看那戴鬼牌的同學的舉報、看看教官威嚇同學交情資、看看班導變相鼓勵霸凌並且不承認劉芸香被栽贓的真相⋯⋯，這些看似發生於 1999 年校園時空中的情節，若拿來與白色恐怖事件當事人的遭遇比對，都能看到相應的血淚痕跡。

而我彷彿也聽到那些受到威權統治當局論罪的政治案件當事人的聲音：「我無罪。」「是誰告密害死了我的朋友？」「不是他們說的那樣！」但舉凡監控、檢舉、逮捕、偵訊以及各種處置，對於這些作為，那些威權統治體制參與者，往往都會給出合理的宣稱：「檢舉匪諜人人有責」，那是「為了保衛中華復興基地」，「為了國家安全」。

「都是為你們好，你們做什麼，我都知道。」教官白國峰第一次出場，即在檢查同學的書包、搜查出禁書後，如此喝叱同學（旁邊還有個高舉水桶、戴著鬼牌半蹲的遭懲戒者）。如同當權者以一種絕對的理由監控人民，控制他們的思想、言論與舉止，「你們做什麼，我都知道。」

這個句型，不久，即透過當年製造讀書會事件的幕後人物、校長沈敬的嘴巴再加強了一次：「以前翠華的人二還在時，學校發生什麼事我都知道。」人二，即是人二室，是情治機關於各政府體系、民營企業中安置的耳目，可以操控情資，也可以影響人事。在那一幕中，沈敬在老師們面前積極表揚白國峰，亦是要求學校老師必須對學生嚴加控管，因此，他又說：「時代不管怎麼變，教師都要一樣。」

由此可見，即使在這個浮動著變化氣氛的時點上，仍有一種拒絕改變的力量在頑強抵抗著。這也不怪乎，當年因讀書會被捕的年老魏仲廷會以一種驚恐害怕的樣子出場，並在聽見收音機流洩的選舉播報，以及充滿雜訊的《雨夜花》歌聲後，說了一句：「不要說，他們還在。」

這句從這個角色嘴中吐出的完整台詞，框定了這影集自一開始的讀書會鎮壓、到劉芸香視角所見那被威權管理的翠華中學的形貌，亦成為「翠華三十年不變」的說明。

魏仲廷口中的「他們」，雖可直指仍在翠華中學掌權的讀書會事件製造者，但從說話時的情境脈絡來看，過往對他青春、身心殘害的政權，或許才是讓他驚駭的對象。因此，「他們還在」，也就能理解為：從實體到思想精神上的威權象徵，乃至於威權統治的精神延續。

為何在臺灣民主化多年，新世紀也即將到來的這個時候，這類威權遺緒，乃至黨國意識仍根植在翠華中學（臺灣社會）中呢？看完《返校》影集後，我認為其中的三個人物的背景與表現，或許可以作為說明：一是二忠的原班導，有點年紀的她，很自然承襲鐵律教育的傳統，或許沒有過自由的思考，也想成為學校的楷模，被高層肯定，相信威權管理才能有規矩，才有好表現；另一是白教官，一個忠黨愛國的軍人，服從領袖、清除匪諜的信念已根植心裡，也就信服沈敬那套「中興基地」的說詞；第三個便是沈敬，這個角色沒有什麼信念，只圖權力與利益，儘管當時有許多人為威權體制所迫，做出身不由己的事，但也有如沈敬這種利用這種體制往上爬，取得位置與權力的典型。

而另一個體制利用的變形樣態，則是第一集中與程文亮一樣戴鬼牌的女學生，她確知唯有告密，才能保護自己，也才能讓自己處於安頓之地。又或者如方芮欣，舉報了讀書會以及其他，好得到她所想要的。

受黨國思想禁錮、擁有黨國信仰，乃至於因此而得到利益，甚至得以安穩過日的人，自是不願改變，且堅持維持這樣的結構狀態。但，大環境終究會變，時代也已經改變，在 1999 年的這個時空做故事設定，《返校》影集的編導團隊，就必須處理這個變動，於是「變」與「不變」的台詞像變奏一樣，伴隨著故事推進、真相還原、責任的追究，從公車上大媽的嘴巴，到「權力者」口中，層層疊疊反覆出現：「金鸞好幾十年不變」、「時代不管再怎麼變，教師都是一樣」、「外面這麼亂，很多人都想改變」、「不管過了多久，翠華永遠不變」、「跟不上時代的人，等著被淘汰」、「過了三十年，你還沒醒嗎？改朝換代啦」、「在那個時代，我也是身不由己」。

這當中，會暢論時代的多是沈敬這個角色，而他也會因人因時因地，「決定」時代的變化──他承認時代改變時，多是對著兒子沈華說的，只為了要求他不要心心念念翠華（教育），要他將眼光放遠，甚至謀權奪利。

權力結構與關係，除了在職場、在學校發生，也存於親子關係之間。《返校》影集有多組親子關係的展現與對比，承接與不承接的選擇，但本文姑且不論，只談沈敬父子──沈華原是有理想的教師，他一出現即拆除教室後頭布告欄上的條條框框，期待學生不受束縛，可以活出自己，最後卻被自己的身份困住，承接並展現了校長兒子／教師對女學生的權力關係，成為一個否認自己犯行的加害者。

這一劇情的設計，雖一方面呼應 1969 年張明輝與方芮欣的師生戀，但《返校》影集的編導團隊的企圖卻不只於此，這種師生關係其實遊走曖昧的界線，甚至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利用。因此，若從當代來處理，就會成為時常出現且難以釐清責任的性騷擾（性侵）處置議題，而這個設計在我看來，也可以是白色恐怖時期國家暴力的再現──被害者的處境必須被權力者裁奪，其中受到許多偏見論定與引導，最後成為權力結構下的犧牲。

晚近，許多政治受難者或說他們被入罪，但也有人承認那是反抗，但不論出於何種原因，當事人不管如何說明當時的處境，都仍招致一個絕對的標籤，卻無人關切他們當年承受了什麼，又為何要抵抗？

我認為沈華在《返校》中代表一個清楚知道時代改變、擁有進步價值的世代，卻擺脫不了權力（黨國）意識影響（作為沈敬的兒子、作為班導），顯得混亂迷惘（我就是我，我是沈華），以致於重蹈覆轍──恕我不客氣直言，那些戒嚴末期、經歷學運的知識份子或民主運動者，取得位置後，也早忘記過去的堅持與反抗，反而享受權力，要社會遺忘與原諒。

相對於對沈華大論時代改變，沈敬面對教官，卻是主張「時代不變」──為了利用白國峰，他不斷保證翠華不變，一如他鞏固中興基地的信念，但隨著自己的意圖被揭露，遂轉而訓斥教官要醒過來，因為外面已經不一樣了，「翠華已經不是戰場了，已經是我們的時代了，你的信仰早就背棄你了，只有你還活在你的謊言裡。」

活在謊言裡的，不只有白教官，還有方芮欣。那些活過威權統治時期的人，就也活在國家構築的謊言裡（劉芸香一開始被白國峰沒收的禁書，即是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也有些人為了讓內心好過而欺騙自己，不願面對自己的過失或惡意，一如當年體制參與者不肯正視自己與國家的錯誤一般。甚至是，劉芸香的父親不想解決問題，於是隱瞞自己另有家庭而創造出謊言那樣。

活在謊言裡，總是痛苦的。因此，「為了欺騙自己，連歷史的真相都扭曲了。」破解謊言，不再逃避，於是成為終止方芮欣（劉芸香）一再重來，讓她不再輪迴的方法。這是真相的價值。

相較於遊戲版聚焦在 1969 年的方芮欣所為，電影版展現鮮明的歷史控訴，《返校》的影集版則被賦予了更多詮釋、觀點，甚至帶入當代議題的處理與視角，作為「威權統治」的新詮釋──自我認同、精神疾病、性騷擾／性侵、校園霸凌、抄襲、親子關係等等。可以說，比起遊戲版、電影版將解讀與思考的任務交給玩家與觀眾，影集版的觀眾的負擔相對輕了許多──因為解謎、認識歷史、啟動思考，帶入究責與和解的玩家就在劇中，即是劉芸香與他的同學程文亮。換句話說，他們既是當代社會問題的承受者，也是問題的解決者，改變的推動者。又因為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與解決，帶動了更多轉型正義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