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第九篇，從三國禁酒看現代刑法。
重讀這篇發現能聊的事情太多：未遂犯與預備犯、意圖作為刑事犯罪構成要件、簡雍以歸謬法說服劉備，而原先我想聊滑坡理論的邏輯謬誤與英美法學的應用，只能擇日再說。這篇的摘要是，因為乾旱禁酒，官吏建議將擁有釀酒器的人等同釀酒者懲罰。簡雍跟劉備走在路上，指稱：這對男女要行姦淫之事，大人怎不快抓他？劉備問，你怎麼知道？簡雍答：因為他們有犯罪工具啊！劉備因此赦免了釀酒器的所有人。
刑法並非我的專長，但無庸置疑的是，刑法是國家赤裸暴力的展現。一如昨天所說，「事實並不在乎你的喜好」，「暴力普遍存在」這件事情，並不會單純因為你討厭暴力而消失。正因為我們 (aka 人民) 讓「國家機器」行使直接暴力去達到最重要的政策目的：安全，包含國家安全、人身財產安全。凡不涉及這些重要安全利益，原則上沒有透過刑法保護的必要，例如妨害名譽罪，理當由民事私法處理即可 (當然，現況下這些刑責的存在也不會因為我的好惡改變。)理論上，我們戒慎恐懼，如履薄冰，用實體法與程序法雙重限制「國家暴力」。「實體法」指的是罪刑法定主義，即刑法處罰以法律明定為限，而且不處罰思想犯/陰謀犯，未遂犯與準備犯懲罰為例外。「程序法」要求國家必須根據「正當法定程序」執行國家暴力，包含完成舉證責任以及依法採證。換句話說，「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這個觀念必須死，只要不符合程序法或實體法，再怎麼罪大惡極的惡魔，也跟你我一樣，值得自由地活著。
我們以為剛道別「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時代，馬上迎接「中共同路人」與「中華民國保衛戰」人人自危的時代，主張這樣法治國精神並不討好，但我希望我有勇氣一直堅持下去。
畢竟，人活著，並不是為了討好誰，而是活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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