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最常見的四步驟，是真相（Truth）、正義（Justice）、修復（Reparation）跟制度性改革（Instututional reform）。
如果有關心國民黨對待轉型正義的態度就知道，即使是黨內最支持轉型正義的人，永遠只會談步驟一的真相跟步驟三的修復，就像今天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講的：「如果有心真的要處理轉型正義的議題，最重要的是真相公布，才能進行撫慰、賠償。」
這就是台灣無法走出威權陰影的主因。這四步驟可以分兩組，當我們往回看，重點就在真相跟修復，透過查明當時的情形，給予受難者心靈上的撫慰及物質上的賠償；而如果我們要一起往未來走，那重點就在於正義跟制度性改革，若是沒有正義、沒有對威權體制下的加害者究責，那即使走入民主，制度性改革仍不算完成。
因為民主自身的弔詭，就在於人民可以透過自由選擇，一步步重返威權的懷抱，即使建立了所謂的民主防衛機制，仍需要有足夠比例的人願意捍衛這個機制，而一個沒有透過轉型正義清除威權餘毒的社會，屆時會有多少人挺身而出？
就拿台灣的例子來說，至今已經解嚴30年，但台灣仍有一部分人覺得黨國體制下那些違反人權的舉措都沒有錯、都是為了更遠大的目標；還有更大一部分的人認為，在威權體制下，服從獨裁者、服從那些違反人權的命令是必然的，即使那些行為確實有錯，也不應該追究當時的加害者。
於是，當威權體制再度威脅我們的民主時，前者必然會高舉雙手喜迎他們心中的王，因為他們希望活在一元的社會中，不願意接受不同聲音的挑戰；而更多數人可能會是後者，即使心裡有著微微的不甘，但仍會違背本性地選擇服從，並且在心中一次又一次地為自我辯護，漸漸的，他們成為一台奉命行事的機器，不再思考行為的對錯，不再做出任何價值判斷。
這就是漢娜鄂蘭筆下「邪惡的平庸性」，更是米爾格倫說的：「服從威權造成最深刻的影響，就是責任感的喪失。」
會造成這種情形，就是因為我們的轉型正義一直跳過了「正義」（或者說究責）這個步驟，即使邁入民主社會，政府仍沒有把任何一個加害者送上法庭，透過公開、公正的程序，讓全民知道這樣的殘忍的行為是不允許的。並不是說一定要判出多重的刑罰，但至少要讓人民知道，即使在最惡劣的情況下，身而為人都伴隨著最基本的責任。
缺乏這樣一場大審，使人民對威權時代那些泯滅人性的迫害所知甚少，更沒有明確的是非判斷依據，因此，轉型正義在台灣，始終像是某些特定政黨的正義，更有許許多多像江啟臣這樣的人，把轉型正義當成政黨間清算鬥爭，卻無視轉型正義所要求的，不過就是最基本的人性。
當無辜的人命喪黃泉，我們義憤填膺地要揪出兇手，當無辜的人死在政府手中，我們卻只要求撫慰跟賠償受難家屬？在某些人心中，始終拒絕承認獨裁者犯錯的可能，也不願意為服從威權而犯下的錯誤付出代價，如此社會，怎麼可能做出真正有意義的制度性改革，又怎麼可能維持穩定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