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紀偲涵
2020年，邱顯洵出了他第二本漫畫作品《手繪台灣關鍵字：畫說1940-2020》（以下簡稱《手繪台灣關鍵字》），距離上一本《手繪台灣四百年史》，已經過了三年。這本新作，仍舊以幽默的文字與圖像，刻劃曾在台灣這座小島裡發生的種種深刻、嚴肅，或者哀傷的故事。敏感一點的讀者，只要翻個幾頁，就能辨認出在他作品裡流淌的諷刺漫畫的血液。不過，不同於三年前，全然地以回望的姿態創作，這次，他畫的歷史離我們很近。
從1940年政權轉移開始，一路畫到了2020年，書的後半幾乎與現實的變化並行著走。講述近代史，好像也使他作品裡一貫的精闢史觀、高政治敏感度，顯得特別令人惴惴不安了起來。書裏提到的許多政治人物、歷史事件的當事者，好多都還在世，甚至還在政局裡，即便在已然算是民主的台灣，這些議題也不是所有人都敢碰。可他碰了，也出版了。
不見其人，還以為他是那種說話犀利、砲火十足的創作者。但一見他本人，就知道，他完全不是這個類型，反而非常溫緩沉穩。「原本是交給一間大的出版社幫忙出版，考量到這次的主題比較敏感，想著還是別讓人家為難，所以才沒有和他們合作。最後，找到了由一群年輕人新創的大寬文化一起。」談到政治敏感，他沒將話題繞掉，只是平順地交代了原委。字裡行間，透露出一股展露自己觀點的誠懇以及對他人的體貼。
只有思考周延的明白人，才能那麼簡單地就回答完了。因為只需直接說、好好說。本來，所謂「高政治敏感」，通常都不是什麼見不得光的地雷，只是人們總閃著、繞著，才搞得人心惶惶的。對創作者而言，不過就是關心所處的世界，用擅長的媒材，發表自己的想法。
整場座談，邱顯洵都是如此。不太花哨，不疾不徐地詳細回答主持人的每個問題。不需發言時，他會稍微改變自己的坐姿，靠近正在說話的人側耳傾聽；偶爾，有觀眾路過，他會安靜地向他們點頭招呼。其餘時候，他就張著那雙大眼，專注地盯著周遭。
那種考試不考的歷史，才難
年少時期，邱顯洵看了國島水馬的《台灣漫畫年史》（註1）。這兩位生長年代相隔甚遠的創作者，因為作品的流傳，感性的頻率接通了。 「我很受啟發。他好像在用他的畫、他的每一個筆觸來告訴我，我所錯過的時代。」談起自己的創作歷程，他將記憶回溯到與國島水馬作品相遇的那一刻。那本書點明了他心中對歷史的嚮往。
解嚴了之後，他遠赴巴黎求學，意外地在室友的書堆裡挖到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而大受震撼。原來，歷史不只有教科書裡教導的那一種版本。所以，之後他與史明相識，看見史明家裡那本尚未完成的台灣歷史漫畫，才那麼興奮。覺得沒畫完太可惜，他提議畫完這本《手繪台灣四百年史》。一畫下去，才知道，台灣的歷史圖像是一個問號。很多描述古老台灣的資料都遺失了，搜集不易。「當我想畫一張西拉雅人的漫畫，才發現，現在的人對當時的庶民生活一無所知。他們穿怎樣的衣服？留什麼髮型？如何生活？這些都要一一重新考證。」漫畫看起來有趣輕鬆，實際工程這麼繁瑣。
不談那麼久遠的故事，《手繪台灣關鍵字》就比較不難了嗎？也不是，難的地方不一樣。一來，部分創作時間與歷史的發生並行，中間的突發大事（如二月李登輝總統逝世，六月港區國安法通過）都是一面畫，一面發生，一面插進書裡。二來， 如今要重新面對台灣的這段歷史，最直接的阻礙，就是白色恐怖時期所帶來的歷史斷裂。個人故事被壓制，被單一敘事取代，就算找到了個人生命故事的史料，也不是就如文件檔案，全都收錄進去就完成了。整理的時候，還得考慮要用什麼史觀出發。
在這點上，這次座談的與談人，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也聊到：「以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來說，要投入資源的地方，是對抗獨裁者的記憶，而不是保存獨裁者的記憶。台灣的轉型正義做得比較晚，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面對如何清除威權象徵的問題。」歷史紀實處理起來繁瑣，在我們這樣特殊的島嶼裡，更是需要推敲。這才知道，為什麼邱顯洵給人感覺那麼周延，那麼耐心。畢竟若只是時事輿論，不吐不快，根本做不來。
我是誰？意義是什麼？
聽到後來，他平時不易察覺的自律與嚴格，漸漸從溫和的外表之下顯現出來。「時事漫畫的創作者，必須對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有所關注。這樣，我才會知道我是誰，我在做什麼。創作對我來說不僅是畫圖，而是我透過不斷畫，不斷思考。」被問到平日的創作養分，他用生活的「優先次序」來回答：畫圖總是第一位，其次是看新聞與國際事件的討論。
他在《手繪台灣關鍵字》的自序裡，引用了黑格爾的名言：「無知者是最不自由的，因為他將面對完全黑暗的世界。」這份對周遭環境的關注、對自己與其中關係的思索、對自我的存有的提問，已然不僅是好奇而已。「我是誰？」他將這個問題，時刻放在心上，成為了一種戒慎恐懼，對創作者來說，也是一種激勵。
每當他搞清楚了自己，拿起畫筆，就又意識到自己正在對所處的時代下評語。身為一個成熟的創作者，他深知，自己的公眾話語權是附加在畫筆上的無形重量。「我覺得漫畫不單純只是為了娛樂，也不僅是取悅。我期許自己在做的，是更深入人心的紀錄。」一想到作品出版後要對觀眾負責、要禁得起時代的檢視，他那股嚴肅的自我要求就更一絲不苟。
職人就是，你知道這世界上不缺你一張圖。
將自己定位成「紀實漫畫職人」，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就是因為沒什麼人在做類似的事，只好自己取一個，引導觀眾大概了解。但聽他分享創作過程的細節，也覺得，這個名字取得滿貼切。他的自我要求與每天的鑽研磨練，醞釀出了自成一套的見解。看待圖文與歷史題材創作，他從經驗裡累積想法。
比方，在他的創作裡包含了圖像生產、敘事性、時代印記、歷史價值⋯⋯多種面向。要如何顧全每個特質；拿捏平衡；將它們堆疊成層次；每一層次間要怎麼配置，都是技術。「如果你有圖庫的概念，你就知道，這世界上其實不缺你一張圖。」畫好，只是基本而已。他也說自己不常教授繪畫技巧，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特色，這些都可以發展成專長的畫法。「有些人創作用底片，有些人創作用音符，有些人創作用畫布，但我選擇圖像，作為一種政治想法的延展。」終歸還是對自己、對適用媒材，更重要的，對「創作」這個行動的認識。
再來，想做的內容是比較沒有娛樂性的、題材比較沈重的，表現手法就需要處理。「比起文字，圖像的流通速度快。但文字有文字的力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不將圖像和文字視為對立面，而將作品視為一個綜合的表達介面，融合兩者的優勢。
一把打開思辨的鑰匙
陳館長分享，2018年南非前大法官 Albie Sachs 來到台灣，曾跟他說過：「藝術的介入是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最重要的工作。透過藝術，打開了思辨以及討論的空間。」無論是當初史明想將《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厚重內容化成小本漫畫；或是最近轉型正義的實踐，台灣誕生了更多以歷史為題材的桌遊、繪本，都是想將這些閱讀起來門檻較高的內容，轉譯成好入口的形式。這份工作，不只將硬的內容用軟的手法表現而已。
重點是什麼？怎麼打開？陳館長說：「不論是任何創作形式，都要有知識與實踐上的模組概念。也就是這些歷史事件，在這個介面上，要被放到什麼脈絡來閱讀。」談到梗圖、迷因圖，這些政治圖像的生產，雖在網路上快速流通，但是一旦被抽離了歷史事件的脈絡，往往不是成為相互溝通的工具，而成為了出征討伐的武器。因此，精簡化的歷史敘事，要怎麼設計佈局、如何被閱讀，才是不至於流落成娛樂消費的關鍵。
邱顯洵說，《手繪台灣關鍵字》在設計上以每個年代的個別歷史事件點狀呈現，主要是想引起讀者對那些沒被普遍討論的歷史事件的關注。「這還是我的史觀，你們每個人都可以透過這本書，重新建立自己的觀點。」他希望，這樣的設計不只是另一版本的歷史敘事，更能成為一種邀請、一把鑰匙，讓讀者透過練習歷史判斷，開啟自我探索的興趣。
拉出一條回望過去的路徑
參與選舉文宣工作，邱顯洵常被調笑是「吃選舉飯的」。但選舉工作對他來說，是更積極地想做些什麼的一種方式。2000年～2020年間，書中收錄的21張圖，就是他親身活過，參與進台灣歷史的年代。
從第一本書與史明一起工作，他就更喜歡和史明討論日常生活。「他曾經歷一大段台灣歷史。我試圖在他身上，找到台灣人某個時期的生活風貌。」比起討教歷史知識，他更傾向以觀察的方式來搜集創作資料。所謂歷史，終究還是一段段生命史所交織而成。如果歷史的詮釋少了人的生命敘事，就沒了溫度，也顯得不真實了。
同時，選舉工作鍛鍊了他對政治的敏銳度。回顧過去，他看見這20年來台灣面臨了許多劇變，到現在都還左右著我們的命運。到最後，那些成為歷史事件的，在當時看來可能就是一件小事。這份體會，促使他想讓自己的作品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一年出版。
無論是疫情之後的全球性影響；中國經濟崛起後民主衰退的趨勢；以及中美緊張關係的延續，都使整體局勢將迎來大轉變。再者，媒體的發展牽動了後真相時代的來臨。當訊息的流通變得更為簡易、快速，大眾追求真相的需求逐漸轉移到感受上。於是，資訊接收形成「信者恆信，不信者不信」的局面。這些都正顯示著：在討論局勢時，我們還沒有辦法透過互相檢視達成共識，仍缺乏一個完善的溝通平台。
在這樣多重的困境中出這本書，就是想拉出一條回顧過去的路徑。從這條路徑裡，重新找到一些線索，能夠幫助釐清當下。
（註1）國島水馬，本名國島守。日本愛知縣人，台灣日治時期東洋畫家、漫畫家。在台時期，曾在《台灣日日新報》擔任漫畫記者，於報刊上發表諸多諷刺漫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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