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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的幾秒鐘，喘息： 邱顯洵的紀實漫畫之路（下）

撰文/紀偲涵

2020年11月19日，《手繪台灣關鍵字：畫說1940-2020》（以下簡稱《手繪台灣關鍵字》）第二場新書講座舉行於北藝大校園。跨國自由記者廖芸婕抱著一疊訪綱前往，神情有些興奮。她似是有備而來，事前就將心裡的疑問整理成稿，預先發給邱顯洵。邱顯洵一邊看，一邊想像講座當天的情景：要全部談完，少說得花上五、六個小時以上。想分享的太多了，擔心時間不夠用，所以邀請了同在藝大教書的林于竝幫忙收束話題。於是，一個主講人，一個與談人，一個主持人，三人就這麼湊在一起。他們輪接著麥克風，一問、一答、一總結，看起來很有默契，合力將討論的軸線，逐漸延展深入。邱顯洵也一揮以往給人的嚴肅形象，談話的氛圍格外自在。果然如他所預想，話題一開就暢談無阻。比起研討座談，感覺上更像是一場同好朋友的聚會。

上次講座，邱顯洵談及了台灣圖像記憶的問題，以及他如何將「無知者」作為一種自我警惕的身份。有關這兩點，在這次都有更深的探討。「對我來說無知者是一種創作前提。我們有時候覺得自己知道得太少，其實是因為我們曾經以為自己知道的是正確的。」在搜集歷史圖像的過程中，他發現，早期原住民的生活風貌，因為時間太久遠、多數原住民已經漢化，而難以搜尋。除此之外，國民黨時代是台灣最破碎的一段歷史，甚至比更早殖民的日治時期還要難找。「單就圖像的保存來說，無論是因為殖民的責任，或是統治的手段與習慣，日治時期被保留得最完整，而國民黨執政時期被摧殘得最嚴重。那不單因為白色恐怖的銷毀、壓制與異己族群的噤聲。而是政府竄改、醜化過去歷史的習慣所造就的結果。你所查到的所有資料，恐怕都得經過反覆核實。另一方面，從一個圖像工作者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台灣所經歷最缺乏文化素養的政權，因為它將低俗的圖像變成一種常態。」

接著，他釐清廖芸婕提出的「以雙語出版，是否有意識地在面對國籍群眾？」的問題，重申台灣圖像的重要性。「這不是一種刻意，對我而言雙語是必然的。我們雖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卻因處於交通樞紐，而在歷史上從未缺席。如果，我們已經常出現在別的國家的歷史中，那今天，我們要說自己的故事，必然要用一個溝通上障礙較小的表達方式。」這個回答，解釋了他為何那麼義憤填膺。因為他知道，這個國家的歷史在國際上是被重視的。對他而言，所為國際意識，並非只是語言的多種多樣，而是如何填補台灣版本的台灣歷史的在國際上的敘事空缺。「很多時候，某一種說法傳久了，我們就會以為是真的。」敘事的不足，使得我們認識的事物失去了被翻轉、擴充的可能，這種慣以為常，也僵化了討論能動性。其實，我們總是在承認自己無知的時候，才開始知道更多事情。就如廖芸婕總結所說：「我們都在不太知道事情全貌的處境裡，試著摸出一條路出來。」踏上這條沒有終點的道路，並不為了抵達唯一真實，只是為了去看見前方。

時刻研究歷史、吸收漫畫相關資訊，在擴充眼界的同時，也習得了許多自我檢視的參照。這必須仰賴創作者收攏資訊、將其重新配置於創作中的能力，才能不至落入迷失。「其實，有時候我也很焦慮，研究越多漫畫的歷史，越覺得自己知道的太少。當你發現本來想做的形式，其他國家早就有人做過，就不免質疑自己是否只是一種重複，但我在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時候，找到了一條軸線。沿著這條軸線，我發覺創作在循序漸進，也發覺紀實與創作並不是互相排斥的。」

「舉例來說，史明之所以會寫《台灣人四百年史》，是原因於連橫的《台灣通史》。不過，由於連橫傳統文人的背景，《台灣通史》仍舊被寫成一部統治者的歷史。於是，史明選擇從台灣勞苦大眾的角度出發撰寫。」邱顯洵說，他從這個觀察裡發現，我們時常在接受了官方史觀的同時，忽略了那些被記載的事件中的當事人。對清代的羅漢腳來說，渡台禁令是什麼？械鬥是什麼？對佃農來說，土地改革又是什麼？諸如此類的主觀詮釋，在歷史學門客觀性的追求下，常被忽略。這樣的歷史，對他而言是不完整的。實際上，若是預設將事件描述得中立、符合客觀就能成為事實，一個國家的歷史，將落入單一敘事的危險——不被賦予發言權的人沒有故事。史明寫作的姿態，對他而言是個關鍵的啟發。他認為，一個創作者，首先必須非常清楚「為誰而畫？」「站在誰的立場？」「為誰發聲？」，再刪選歷史片段，以此構思，最後才是調度適合的形式。如此，自然就不容易過度倚賴官方歷史與形式上的創新。因為，在這個平衡裡，形式不再是一種追求，而是輔助；紀實也不再是形式的框架，而是定錨。

所以，當他們在討論「幽默是重要的嗎？」的時候，實則不在討論「幽默的重要性」或「怎麼幽默？」這類形式本位的問題，而是「幽默可以是什麼？」以及「在諷刺漫畫創作中，幽默可以在什麼位置，發揮怎樣的作用？」就如幽默的中文翻譯，關鍵在於如何捕捉某種難以言明的幽微情緒，曖昧地勾弄觀眾的笑穴。用邱顯洵的話來說，就是讓人「哭笑不得」。這類創作者，通常深知「笑」和「哭」只是情緒反應，並非情緒本身，而且，兩者都隱含著複雜性。很多時候，人們會笑或者哭泣，其實並不正處於絕對的喜悅或是難過，反而是在面對一時難解的陌生情緒之時。

「《筆尖雜誌》（The Nib Magazine）總編矢志讓痛苦的人笑出來，讓沒有幽默感的人痛哭流涕。」從廖芸婕分享的採訪經驗，我們可以觀察到幽默的另一個面向：正因為它存在於創作語境的拿捏中，本身就是開放變動的、等待被詮釋的，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或是被不同立場的觀眾所理解/不理解，在他們心中，就會形成不同的意義。「在畫《台灣人四百年史》之前，有20幾年的時間，我都在週刊上發表時事諷刺漫畫。這期間累積了上百件官司，有毀謗、妨礙名譽⋯⋯等等。我並不怪他們，反而開始思考：『我們對圖像、事件、道德的判斷不盡然相同，但什麼才是我在創作中在乎的？』」「即便我私人的立場會對一些政治人物的行為感到不齒，但在創作的時候，我會將自己拉回來一些。我會想像：『如果我是他的支持者，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比較戲謔的方式來消遣他？』」「做為一個負責的創作者，特別是以政治、時事作為題材的諷刺漫畫家，我對自己的期待是：要畫到即便對方生氣，也說不上來氣的原因。無論如何，作品都不能流於單純的謾罵或人身攻擊。」然而，對邱顯洵來說，使用這種手法來創作，是希望可以藉著明確但不直接的表達，避免事件被單一的情緒所淹沒、被主觀視角給簡化。

幽默能夠比起定奪更加有力量，是因為創作者扮演了一個角色，展示他怎麼去面對某個難以接受的現實。而有時，幽默也是創作者自身應對現實的管道。「我曾因國藝會海外藝遊計畫，有機會採訪到很多政治漫畫家，其中一次，馬來西亞政治漫畫家祖納（Zunar，1962-）與我分享：「2018年之前，馬來西亞尚未迎來政黨輪替，有很多人民是想要反抗但不敢反抗的。他的創作，就是想給大家一個武器，名為『笑聲』，當遇到受不了的事情時，就努力去笑！」

又或者，當它經歷了時間的洗滌，亦能在未來再次發酵。「2018年，我造訪了英國的漫畫博物館（The Cartoon Museum），這座博物館裡，搜羅了英國250年來的漫畫作品。在裡面，你會看到有些人看著一件作品發笑，有些人看著一件作品嘆息，如果仔細觀察作品的創作年份，你甚至會發現，當時漫畫家在畫這張畫的時候，他不一定能夠預知，在未來20、30年後大家看到會是怎麼樣的感覺。比方說，在英國要加入歐盟的時候，有很多以英鎊變歐元大作文章的作品，如今，英國已成功脫歐，那個笑或嘆息，也多了一層不同的味道。你突然感覺到，這真的是時間跟幽默的力量。」廖芸婕最後所分享的經驗，使我們發現，這股張力，來自於我們終於有力氣，去拉開一段距離，發覺整件事的立體感。而後，才能將一件因痛而生的恨，轉化成一聲輕盈悠長的嘆息。

從無知開始知道，將已知消化安置，不急著去定論它，留給它一點被時間轉圜、詮釋、重新協商的餘裕，這本書就是這樣完成的。不過，回頭想想，這不也像是我們從傷害中復原，重新鬆解壓抑的歷程？《手繪台灣關鍵字》依著這個最基本的道理，將諷刺漫畫抽離了在媒體刊物發表的慣性，獨立成冊出版，透露出它比起立即感官，更偏重作品檔案特質，欲存留於時光中，等待後世索引的企圖。

（註一）有關《手繪台灣關鍵字》第一場講座「在歷史的觀景窗裡，你看到了什麼？」講座內容，請參照文章〈不再失憶：邱顯洵的紀實漫畫之路（上）〉：https://vocus.cc/article/6019ff4bfd897800012b4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