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一舉＋沉默一瞬》房慧真映後座談紀錄

　　甫結束的「今日香港，昨日____ 」影展，於上週六（14日）下午至晚上連續放映了講述印尼大屠殺的紀綠片二部曲《殺人一舉》及《沈默一瞬》。作為本次「昨日＿＿」單元的重頭戲，特別於映後邀請媒體人房慧真老師和觀眾進行座談，以對本片的歷史背景及印尼的轉型正義有更深的探討。

　　座談一開始，房慧真老師先帶著觀眾回憶剛才片尾的字幕，仔細看的話會發現，工作人員名單中中許多標示為「無名氏」，由此可見即使是在現代的印尼，即便有導演願意拍攝有關930事件的題材，這段歷史仍然是個禁忌。

　　930事件發生於1965年，起因於一群將軍試圖推翻當時立場間傾向左翼的蘇卡諾政府，房慧真老師表示，這其實是場非常不成氣候、缺乏謀略的政變，很快就被撲滅，部分言論甚至懷疑這是蘇卡諾自導自演，意圖找到藉口來剷除與其爭權的勢力。然而陸軍後備司令蘇哈托利用此次機會，假造叛變將軍被虐待、強暴的謠言，透過廣播宣傳、煽動民情，成功架空蘇卡諾政府，隨之而來的便是對共產黨的大清洗。

　　有關屠殺過程，房慧真老師認為《殺人一舉》中的加害者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在背後下達命令的執行者，在電影中可以看見許多身處第二線的地方議員都能大言不慚的表示自己並沒有動手殺人，認為這都是一個國家穩定的必經歷程；另一種則是第一線的執行人，大多由民兵或是地痞流氓組成，而非正規軍隊，影片中可發現當時的屠殺是以相當野蠻的形式，如鐵絲、鐮刀，而非槍砲等先進武器，跟九零年代盧安達的情形非常類似。房慧真老師說這其實是一個精密設計的形式，透過野蠻、隨手可得的武器，讓更多平民成為幫兇，國際間因而無法對政府咎責。

　　有關加害者的心理，老師在此用一個例子解釋，當初納粹在屠殺猶太人時，一開始是將人帶到森林裡槍殺，然而執行的軍警都留下很大的心理創傷，如同《殺人一舉》中的加害者，產生睡不著、發瘋的後遺症，必須以酗酒、吸毒來麻痺自己，也有加害者想像自己是好萊塢電影中的明星，合理化殺戮行為。納粹因而改成以卡車中的廢氣殺害猶太人，進而發展出更為先進的化學毒氣，以避免第一線加害者的心理負擔。

　　《殺人一舉》中有一個名詞：freeman，稱呼參與大屠殺的地痞流氓。房慧真老師將此連結到台灣的九零年代，政府常與黑道合作，間接壯大地方勢力，形成台灣的freeman，當時聲勢之大，從警察、媒體到地方首長都不敢偵查、報導，直到江南案後政府才推行一清專案，將這些曾經的第一線執行者剷除。就如同印尼在八零年代的一連串神秘殺戮，由便衣的軍人殺害當初參與930事件的加害者，好似用過即丟的一次性工具一般。

　　對於另一方面的受害者，由於加害者仍掌權，他們仍然不敢說出加害者名字，甚而印尼過去一段時間在每年930都會播放有挖眼睛、剝臉皮等畫面的政治宣傳片給小學生看，以強調共產黨的可怕。特別的是，房慧真老師提到這段歷史其實跟她自身的背景有關，老師的父親是出生在婆羅洲的印尼華僑，在1960年代到台灣讀大學，當時正是屠殺期間，農工、共產支持者、華人都遭針對，蘇哈托政權沒收華人財產，將他們集中到雅加達，更關閉從清代即存在的華文學校，拿掉華人的中文名字。華人如同從前的歐洲猶太人，成為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民兵多次掀起排華暴動，印尼的華人文化也遭到根除。

　　回到現代，房慧真老師表示印尼的轉型正義相對不容易，現任總統佐科威為第一位非軍事背景的總統，為了與軍方勢力抗衡，他選擇與宗教結合，印尼漸漸走向宗教上的極端主義，壓制文化上的多元性，這樣的處境類似緬甸的翁山蘇姬，處於軍閥奪權的情況，是否需要默許屠殺以度過這段陣痛期？老師認為這需要放在更大的脈絡下，探討民族主義、二次大戰、內戰對亞洲各國的影響。

　　相較於印尼、南韓等亞洲國家，台灣的轉型正義過程中沒有流血流得那麼多，座談的最後，房慧真老師以「台灣有台灣的順利」作結，提醒大家做這樣的對照，才會知道我們現今享有的民主的可貴與得來不易。這也呼應本次影展的主軸，希望透過這幾天一系列的電影，能從今日的香港，回溯到昨日世界各國的民主抗爭、轉型正義，並回頭反思今日、明日的台灣。

原文網址｜原文發布日期201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