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北京青年週刊》暨中文版《滾石》採訪

按：《北京青年週刊》暨中文版《滾石》雜誌記者郭小寒女士來信採訪，以下是我的覆信。

問：父母給你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答：從小，家裡始終充滿書本和音樂，父母往來的朋友也不乏那個時代藝文圈最精彩的人物。父母親盡其所能地提供了「長見識、開眼界」的材料給我們兄弟倆，卻不太引導甚至暗示我們該走哪條路。很多人以為我從小被父親規定背唐詩寫大楷、被母親有計畫地灌輸音樂知識，其實大謬不然。

回想起來，父母親是用近乎「野放」的精神在教育我們這一對兄弟，放手讓我們自在生長，讓我們自己體會什麼是好的品味，怎樣培養藝術和閱讀的眼光，怎樣跟你尊敬的人應對，怎樣招呼晚輩和有求於你的人。可以說，他們用這樣的方式讓我們慢慢明白了「教養」的意思。

問：作為陶曉清老師的兒子，您很小的時候在家中經歷著這那樣一場運動，當時既沒有參與其中，又親歷了整個過程，這樣的經歷很特殊，你是否會偶爾感覺錯過了一個時代？或者，你和那個時代到底是怎樣的關係？

答：豈只錯過了一個時代，我們人人都錯過了無數想像中的精彩時代。

不過，即使是那些寫著唱著的青年，當時又何嘗能夠想像他們在做的事竟會牽連出那麼多的傳奇故事？我有幸用一雙天真的眼睛見證了一些精彩的場景，儘管當下懵懵懂懂，多年後重聽那些歌，重溫那些故事，總是比旁人多了幾分體己的親切感，這始終讓我感覺驕傲。

問：在你的成長過程中，一直伴隨著一種孤獨和疏離，這是搖滾樂帶來的麼？

答：我不過是個資質中上的孩子，成長過程既不特別寂寞，也不特別熱鬧。很多人在青春期都會生出類似的情緒：彷彿世間沒有人能了解自己，自以為懷才不遇，受著種種體制與道統的束縛，簡直的要發瘋，熬夜寫憤世嫉俗的日記，看著長輩沒有一個順眼......。「孤獨和疏離」的狀態在自己想像中很是高貴的，實際倒沒有能夠活成那樣。

搖滾誠然是青春期重要的寄託，也是種種情緒積壓的出口，但即使沒有聽搖滾，這樣的心理狀態大概還是差不多會來的。那出口，於我恰巧是搖滾，於別人或許是電影，打球，登山，練功，集郵......。

問：在你的成長過程中，有哪些難忘的記憶是跟搖滾樂相關的？

答：幾樁難忘的記憶都寫進了《地下鄉愁藍調》裡。還有許多回憶，真要一一仔細寫來，又可以是一本書了。

比如小時候那一場場從國父紀念館、中華體育館、中山堂、實踐堂的後台側台伸著頭看完的民歌演唱會，始終看到的都是歌手的背影和側面。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某夜在國父紀念館，一身黑的羅大佑彈著鋼琴首度唱起剛寫好的那首「小妹」，獻給那天在座的張艾嘉。比如一九八九年剛考上台大的某個中午，在福利社前面邊喫盒飯邊看一個斯文的吉他社學長彈唱迪倫的All Along The Watchtower。比如一九九○年在一間叫「息壤」的Live House第一次看伍佰把閩南語老歌「秋風夜雨」改編成酣暢淋漓的重搖滾，全場觀眾敲著啤酒瓶子大吼合唱，吧台坐著一個極年輕而神色肅然的演員，不久便聽說他車禍喪生了。同一年我在後來拆毀了的和平東路ROXY酒吧佈滿塗鴉的木桌上，用圓珠筆深深刻下剛剛墜機身亡的Stevie Ray Vaughan的名字，向吧台DJ點播The Feelies的歌來聽。一九九一年在另一間生意冷清的Live House裡看劉偉仁唱歌，我跟他說「離身靈魂」的吉他獨奏讓我想要認真學彈滑弦slide，他遂當場唱了一個摧枯拉朽硝煙瀰漫的版本給我作為回贈......。

問：上大學，服兵役，做DJ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對搖滾樂有哪些不同的認識？

答：蒐藏癖的症狀漸漸緩和，也不再生出種種資訊焦慮，並且愈來愈不敢貪心。

初初接觸搖滾，總是恨不能一夕聽遍天下名盤，練成一身武功。一有機會便忍不住要跟旁人分享，自然換來不少白眼。後來做了DJ，也開始寫文章，總算可以大剌剌地「分享」一通，然而也希望能慢慢回到「自給自足」的聆聽狀態，盡量不再大驚小怪。

現在聽搖滾，無論年代新舊，自己的年紀已經多半大於歌者錄下那些音樂的年紀，遂更可以試著用「回望」而非「瞻仰」的心情去理解了。

問：如果沒有遇到搖滾樂你會成為怎樣的一個人？

答：我想，就算把搖滾從生命中拿掉，剩下的仍然應該支得起我這個人的。但若能選擇，當然還是留著好。

我猜，如果沒有遇到搖滾樂，我的個性和嗜好應該還是差不多，音樂相關的工作則大概是做不成了，又或者會因為妻而一頭栽進爵士樂的世界亦未可知，那倒也不壞。她聽爵士樂聽得很深，在這方面是我的啟蒙恩師。

問：你書中提到的早期搖滾樂音樂人披頭士，大門，迪倫，滾石...等，這些也是影響你最深的搖滾音樂人麼？除了這些啓蒙階段的樂隊，後來是否對西方音樂有更廣泛的關註？

答：心中份量最重的，始終是披頭士和迪倫。聽的東西自然不只於那些您所謂「啟蒙階段」的樂隊，然而把聽出了點意思的樂人流派都製表列出，好像也不是辦法。

這麼說吧，就西洋搖滾而言，我是確實不怎麼熟悉現近熱門的那些名字，聆聽「進度」老是落後市場一大截。這些年好像老是在往前「補課」，探索不同的路徑，反而冷落了現正熱鬧的那些。不過我寧願等一等，讓時代往前蹭幾步，替我先篩掉一些東西，也算省心。

問：西方搖滾樂對台灣民歌運動以及後來的音樂發展有怎樣的影響？

答：台灣民歌運動初期的歌手，師法的是六七十年代那些自彈自唱的英美民謠歌手：迪倫、Joan Baez、Donovan、James Taylor、Judy Collins、Joni Mitchell、Jim Croce等等。

後來許多投入音樂行業的青年，聽搖滾聽得極虔誠，自然也會想把搖滾元素偷渡到手上的作品。李壽全做「偈」、「龍的傳人」的專輯製作人時，便有過這樣的嘗試，後來搞「天水樂集」，嘗試前衛搖滾「概念式專輯」的史詩巨構，算是真正過了癮，接著做蘇芮「一樣的月光」，就是正大光明的搖滾專輯了。韓正皓、侯德健、邱晨、李宗盛，都是搖滾黨徒，就連李泰祥，你聽他編曲裡面吉他和貝斯的線條，也是搖滾的。

「金韻獎」以降，許多歌曲都帶著輕搖滾（Pop Rock）的韻致，編曲很多是「插上了電」的。你聽蔡琴「恰似你的溫柔」電吉他前奏的音色，其實很悍的。再聽聽王新蓮「風中的早晨」跳躍律動的節奏，還有蘇來「讓我與你相遇」熱火朝天的編曲，都是非常明顯的線索。

然而，還是得等到羅大佑出來，才讓台灣流行音樂的語彙（音樂的和歌詞的）從「天真」轉向「世故」，徹底融合了搖滾的形式和精神，做出真正屬於「大人世界」的詩歌。

問：宇宙塑料人是搖滾樂改變政治歷史的一個重要事件，搖滾樂與政治之間似乎總有關聯， 你怎麼看待搖滾樂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答：任何藝術形式都可以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藝術家作為公民，作為社會人，當然有權用他最拿手的形式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然而既然選擇了這樣的形式，便必須對藝術的專業有所自覺，並且也不能既要說話又怕人罵，得對自己的話負責任的。

搖滾或許可以點醒若干思維、蹭出幾星火花，又或者可以是一陣風，讓燎原大火燒得更快一些、更遠一些。然而搖滾的意義，就跟所有的藝術形式一樣，從來都不在於如何「功能性」地改變現實社會。真要更有效率地改變政局，還是應當入黨選議員，或是動手造土製炸彈──當然，後者我是不推薦的。

問：台灣民歌運動，現在看來具有怎樣的意義？你怎樣評價胡德夫等人做出的政治犧牲？

答：民歌運動最可貴的，就是彼時幾乎沒有誰生出過什麼「運動」的自覺，也來不及想什麼市場行銷企劃包裝意識形態云云，就是唱自己喜歡唱的，寫自己想寫的，不再被先前主導音樂行業的中年人牽著走（我們現在稱之為「世代自覺」），而且大家都覺得必須做出一點兒真正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再亦步亦趨地惟英美「先進國家」是瞻（我們現在稱之為「原創精神」）。「世代自覺」和「原創精神」，帶出了民歌世代歌曲題材和形式上的百花齊放，養成了一批秀異自信的音樂人，構成了華語流行音樂大展鴻圖的基礎。

對於胡德夫、李雙澤和楊祖珺幾位老師的選擇，我在書裡寫的意思是：後人在追懷前賢的時候總有尋找英雄的衝動，然而歷史並非對錯黑白一刀兩半那麼簡單。李雙澤地下有知，大概也不會願意變成『聖徒』或者『烈士』的。

我不願意遽爾把他們說成 「英雄」，他們大概也不需要這樣的光環。他們在那個艱難的年代做了艱難的選擇，並且各自付出了慘烈的代價。箇中滋味，我們這些小輩如何能夠自以為是地拿來說嘴？

胡德夫和楊祖珺兩位老師願意與「過去的自己」和解，願意繼續唱，於我輩已經是莫大的恩典。到這時候，若還要說什麼傷疤即是榮耀的勳章，便實在是對過往歷史、對前人熱血不可原諒的輕薄了。

問：你覺得隨著台灣教育制度的改革，現在的年輕人還會像那代人一樣，有著很好的自我意識和行動力麼？

答：哪朝哪代都會有「有著很好的自我意識和行動力」，並且能夠創出一番功業的實行者，此刻亦不例外。有出息的年輕人，總能在制度裡外的夾縫找到出路。

哪代人也都不是「鐵板一塊」。有出息、有才華的人，永遠是少數，然而也永遠都不會缺席。我們隔著歷史的距離，一眼看到總是那些頭角崢嶸的人物，兩相對比，目下這些傢伙的品級便顯得很次，這是不公平的。你去翻翻二三十年前的排行榜單，有多少當年賣了上百萬張的金唱片，如今壓根兒沒有人記得。再看看許多如今被尊為經典的作品，當初是被批得一文不值的。

問：你在文章中也提到了滾石雜誌，與滾石那種專業的格式化的樂評或剛左路線的文章相比，你覺得你這種感性溫暖的氣質是否另類，有沒有想過寫滾石風格的文章？

答：我始終不覺得《地下鄉愁藍調》收錄的文章算得上是「樂評」，它們與我心目中的「樂評」相距甚遠，「音樂文字」或者準確一點。讀者看這本書，可以不用理會「樂評」和「樂評人」這兩個名詞，不妨事的。

過去這些年，寫音樂的文字累積了近百萬字，其中恐怕只有十來篇算得上是我心目中的「樂評」，而它們並未收到這本書裡。

七十年代黃金時期替《滾石》雜誌寫稿的那群作者，我始終是仰之彌高。然而心裡也很清楚，我們不可能照樣把那一套寫作方式搬弄到中文世界來。那樣的文體是和不只一整代青年的養成背景，盤根錯節牽扯在一塊兒的。我們沒有那樣的青年文化，沒有那種對音樂的「集體共識」和「文化準備」。若還要硬搬硬學，恐怕凶多吉少。

問：同作為DJ，你覺得你與母親所做的工作有甚麼相似區別和傳承？

答：我們都在利用廣播推動原創音樂，希望讓新生代的創作人被更多人聽見。我們都參與了創作歌曲的催生，涉足過唱片的企劃與製作。

不過當然，母親的廣播節目，當年幾乎天天播出，電波覆蓋的範圍遍及台澎金馬，收聽率極高，影響力何其驚人，我的小節目是遠遠不能望其項背的。小時候和母親搭出租車，常常是她一開口說了要去的地方，司機便能認出她的聲音，並且堅持不收車資，害我們挺尷尬的。

她當年主持、策劃了數以百計的演唱會，踏遍了全台灣的音樂廳和校園，還曾經帶團遠赴香港、星馬、美加演出，那些節目，經常有別出心裁的主題設計，總是希望在熱鬧之餘，也能從節目編排上呈現創作的精神。一整個世代的民歌手，都是從那些演唱會的舞台上磨礪出來的，那是「民歌運動」最重要的場景，也是和一張張唱片相互輝映的成就。

母親一向是個沒心眼的人，所以大家都服她。她要是有一丁點私心，這些事情都不會成的。老實說，大概也只有她能在民歌二十年、三十年的紀念演唱會，邀集到這樣的演出陣容，說服這麼多或是淡出歌壇、或是上昇為天王天后等級的人物，不計酬勞、不講排名、拋卻各自糾纏的私人恩怨，重聚一堂，就為了重溫當年那種「沒想太多，只是愛唱歌」的情誼。我看在眼裡，知道自己要學的還有太多。

母親現在還在「台北之音」主持節目，持續做音樂人的深度訪問，集中在詞曲作者和製作人的領域，累積了幾百小時的錄音，那些訪談紀錄若能整理面世，勢將成為無比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現在我一有機會，也會邀請音樂人帶著樂器到廣播現場來彈彈唱唱，累積了有幾十場吧。偶爾也會偷想：這些錄音會不會在二十年後變成珍貴史料呢？

問：做543，推廣新音樂人，做唱片與寫文字來講，哪些是你更喜歡的？

答：做廣播始終很自在，並不覺得累，也不大把它當成「工作」，很少想到「使命感」之類的問題，所以沒有什麼嚴陣以待的壓力。

五四三音樂站則是正正經經的「工作」，不可知的因素最多，牽扯的旁人也最多，所以壓力最大，很難說時時刻刻都心悅誠服地「喜歡」，但總還是有許多好玩兒的事情可以做。

寫作是一輩子的志向，心裡知道還差得遠，而且誰也幫不上忙，所以會戰戰兢兢地寫下去。

問：你覺得樂評人在台灣本土音樂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答：在大陸，或許「樂評人」是個斬釘截鐵的標誌，在台灣，情況卻是完全兩樣——近二十年來，台灣的媒體幾乎從來沒有能夠創造出真正對音樂市場或唱片工作者產生具體影響力的評論空間。較諸同樣在報章版面上步步撤退的「影評」和「書評」，「樂評」是更蕭條、更貧弱、更不知所謂的文類──除非我們放寬標準，把「引介」也算作「評論」。

近年先是網絡普及，繼而博客大興，許多頭角崢嶸的「個體戶」不需要再靠傳統媒體的版位來發揮影響力，所謂樂評寫作的圈子纔總算比較有了生氣。然而較諸大陸諸樂評人的成績，影響力還是差得太遠。

台灣的樂評人們，恕我直言，在過去二十年來的音樂發展過程中，實在沒有起多大的作用，而這與媒體生態有關，未必全是他們的責任。相較之下，媒體編制內的優秀記者，影響力恐怕還大一些：像是《中國時報》的黃秀慧、《聯合晚報》的梁岱琦、《壹週刊》的唐千雅，在媒體環境的諸多限制之中，委實寫出不少精彩文章，都是我素敬重的人才。

問：內地也有搖滾樂也有搖滾樂評人，有沒有接觸和影響？顏峻老師據說是上過你的節目的，你們有怎樣的交流？對內地的搖滾樂發展有何見解？

答：對大陸的樂評和樂評人接觸不多，網上零星地看，也買過幾本書，但不敢講有多麼深入的理解。一向喜歡李皖、王小峰、孫孟晉、郝舫幾位先生的文字，讀他們的文章，痛快之餘，也常自嘆弗如。最近看了公路女士《遙遠的鄉愁》，更是汗顏──怎麼近年來寫台灣流行樂史最精彩的專書，竟是出自一位從未來過台灣的黑龍江姑娘之手？

顏峻先生上過我的廣播節目，他讓我對八九十年代中國搖滾崛起又復崩落的背景細節，尤其是彼時大環境的種種，有了更準確更細膩的認識，於我是極珍貴的收穫。他的大書《燃燒的噪音》我細細讀了，無比佩服他的熱情和毅力。那回我也推薦他聽聽幾張不錯的台灣唱片，記得提到了交工樂隊「菊花夜行軍」、濁水溪公社「台客的復仇」、林強「驚蟄」、還有恆春老歌手陳達的錄音。

問：現在台灣獨立音樂在內地受到一大批文藝青年的擁躉，你覺得原因是甚麼？

答：關於大陸青年朋友擁戴台灣獨立音樂的情況，我略有耳聞。或許該替許多台灣獨立音樂人向各位擁躉說聲謝謝？至於箇中原因，我並不敢假充內行，自己也很好奇，希望能有機會多了解一些內情。

問：現在的台灣獨立音樂是否還具備民歌時代的力量和影響力？

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環境和條件，現在的音樂圈子和三十年前天差地遠，所謂「力量」和「影響力」，已經不能單看唱片銷售來評估了。台灣早不是一整代人共同擁抱一種音樂類型才能「破舊立新」的時代。「分眾市場」愈來愈細碎，各有各的擁躉，各自走著自己的路數，不再期待救世主降臨，也不再需要所有人都得在同一時代聽同一首歌。仔細想想，這樣的狀態，其實比較健康。

個人電腦、硬盤錄音與數碼音樂規格普及以來，生產工具下放，製作音樂的門檻大大降低，讓「素人音樂家」變成了家常便飯。網絡的興起，則同時提供了潛力無窮、成本低廉的宣傳和行銷管道。對「個體戶」創作者和獨立廠牌而言，創造音樂的成本可以是史無前例地低，潛在顧客群是史無前例地多，如何善用這些條件發揮影響力，就憑各自的造化了。我是覺得，現在是音樂人擁有最多機會的時代，只是買賣音樂的規則在變化，生意不好做了。以前唱片行業的景氣大好，許多人有了「做唱片容易掙大錢」的錯覺，其中有太多投機的因素。現在生意難做，也只是回復商業世界應然的狀態而已。

問：青春回憶錄集結成冊後，下一步有哪些舉動？自己的熱情和感性會隨著年齡的消失和消失麼？

答：看看下一本書是不是能在來年完工，希望能盡量繞開「音樂」，寫點兒不一樣的。「五四三音樂站」會有大幅度的改版，也會有更多和數碼音樂與展演活動相關的計畫。手邊好幾個專案陸續開工，並不是都和音樂有關，來年肯定會比今年忙上許多，我素來是個怕麻煩的人，思之不免膽寒。

「熱情和感性」是否會隨著年齡消失？時候未到，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到時候萬一真的竟變成一個「冷感而理性」的人，再請各位罵罵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