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危險與書：讀在世界傾危的時光

（本文為詹宏志先生2021年1月29日為一場線上書展所做的演講直播文字紀錄。）

「危險與書」這個題目，其實就是在講閱讀史。閱讀從來都是危險的，思想是危險的，取得思想也是危險的，有很多人對這一點是害怕的。

書也有種種危險，被蟲咬、被火燒，書展還可能被疫情打斷，但是書還是有非常堅韌的生命跟歷史。我當然無法用短短一個小時講完整個閱讀史，但我可以講一點我自己的閱讀史，我跟讀書的某些關係。

這個演講，是要獻給我的朋友黎智英。現在這個人被監禁在牢獄裡，這件事正是歷史上跟自由表達、自由思想奮鬥史有關的一環。黎智英在新聞上的畫面對我來說當然是非常震撼的。讓我想起自己早年的編輯生涯，我們每個人都面臨過跟他同樣的危險，幸虧我們所面對的政權沒有這麼厲害，我才沒有變成這個樣子。

讀書有種種危險，為什麼？有些書是危險的，因為根據關心我們身心健康的人的看法，這些關心者可能是父母、老師、訓導主任，更多時候是比這個更強的權威，也就是authority，威權體制。對他們來說，某些書是對你有害的，你不該讀的。如果我們不疑有他，也覺得不該讀，那我們當然也就安全了，可是回想起來，我們內心會有一種煩躁不安，會好奇，那些不准我們讀的書，到底是什麼？

在我成長讀書的過程中，有過種種的啟蒙，有一部分的啟蒙是偷偷摸摸的，我指的是那些把書交付給、提供給我的人，他們可能是我的姊姊或朋友，他們拿書給我時會伴隨一個噤聲的手勢，說：噓，不要告訴別人。

回頭看我的禁書年代，就是台灣的戒嚴時代。不過整個禁書的年代開始比這個更早，當我有能力讀像樣的書的時候，已經是1968年了。當時我才小學畢業，開始想讀更多的書。不過台灣處於這種充滿閱讀禁忌的年代，一直到1989年原則上就擺脫了，偶爾會出現官員說要禁掉大陸進來的書之類的，但這些都是插曲，不影響大局。我的意思是，任何人都改變不了台灣現在這個自由閱讀的面貌。禁書的時代在台灣應該已經完全過去了，除非有一個強大的政治或戰爭將其翻轉。

我第一次接觸到禁書，是我家出現第一個大學生到外地讀書後，她帶回來文星書店李敖寫的〈老年人與棒子〉文章給我看，那是出自李敖在文星叢刊出版的《傳統下的獨白》這本書。雖然那本書的出現也有一個噤聲的姿勢，讓我知道讀這樣的書不要讓別人、老師、學校知道，但我的父母倒沒有關係，因為他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

我在讀李敖書的時候，其實很受震撼，因為我從來不知道這些不准我們讀的書原來這麼好看。裡面有那麼多有意思的、對照性的觀點。這些觀點不一定比我的師長所說的更對，但是這個觀點幫我打開侷限，知道原來事情可以有另外一個觀點。除了原來社會希望我知道的，現在我又有了社會不希望我知道的觀點，兩邊合起來，我的知識範圍就擴大了。這就是我後來常說，我們的知識的範圍其實是被邊緣所決定的。因為如果沒有那些邊緣的人走得夠遠，我們的世界就不會夠大。

有了《傳統下的獨白》後，我就想找更多被查禁的書，包含李敖所有的書。我因為當時大量閱讀李敖的書，熟到後來我幫李敖編書時，用李敖體寫出版緣起，李敖自己都沒有發現那不是他的文章。年輕時我大量看李敖和胡適的文章，都是熟悉到最後可以用他們兩個人的筆調寫文章。

當時文星書店已經被關閉了，它的書散到各個地方，比較沒有政治禁忌的書就被一些出版社改成地下版本流通，當時有個重要的版本叫「五元叢書」，把文星叢刊拆成小本，每本書只賣五塊錢。我在裡面讀到了西洋藝術史還有各式各樣開啟我眼界的東西。

高中時，我和同學之間會交換書讀。唸大學到台北後，接觸到來自台灣各個角落追求知識的年輕人。我大一時碰到一個台南同學，上課時他敲敲我的肩膀，遞給我一本紙包著的書，比了一個「噓」的手勢。我回家把書打開來，是《陳映真作品集》。當時陳映真已經在牢裡，他的書都被查禁了。台南同學給我的不是台灣出版的，而是香港小草叢刊所出。那是香港在陳映真被抓之後所出版的，書裡收了一篇劉紹銘對陳映真的介紹，那篇文章名字我也印象深刻，叫〈一斤草能負載多少真理〉。

大學時，出於好奇，我去上一些在當時氣氛下師長不怎麼希望我們去上的課。在我讀的經濟系裡，有一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我跑去才發現整班只有三個學生，還有一個處境艱難的老師。每次上這堂課，教室外會有人站崗。所以老師上課前會先嘆氣，說：我們這門課要讀的書都是禁書，都讀不到，所以各位必須每堂課都來跟我拿講義。而他的講義，就是把《資本論》一段一段翻譯出來，再給我們。

這是堂沒有課本的課程，受到監督，且不允許學生閱讀相關書籍，但卻允許開課。這形成了非常有趣的狀況。後來我跑到圖書館找資料，才發現查禁書的人不見得知道禁書的存在。事實上，馬克思的《資本論》在當時的台大圖書館就有，它藏在一本書裡，藏在寫了《如何閱讀一本書》的作者Mortimer J. Adler所編的一套大書Western Great Ideas中。

這套書其實就是當年芝加哥大學校長R. M. Hutchins主導「讀經運動」的時候，找了哲學家Mortimer J. Adler編的一套經典叢書，原本叫做5 Foot Classics。後來Adler覺得「五呎經典」只涵蓋了西方經典，，不能算經典。他自知個人知識範圍無法處理東方，後來這套書被《大英百科全書》的出版社拿去重出，改名Western Great Ideas，作者從荷馬到現代的佛洛伊德都有，中間就藏著馬克思。所以完整的《資本論》其實早就出現在大學圖書館裡，可能當時讀書的人跟禁書燒書的人都沒有看見。

大學裡還有一些神通廣大的學生，總有辦法找到某些書，他們知道這些書有很多人渴望要讀。便搞起像今天的團購或拼多多一樣的作業，他們會先傳話：「我要印顧頡剛的《古史辨》，你們要不要？」接著讓大家登記，幾個月後，他就會把印好的書帶來分，他們就是專門賣禁書的同學。其實這些禁書很少是真的能夠顛覆國家的，不過就是些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啊，顧頡剛的《古史辨》啊，多數是這類民國初年學者的創作而已。

我說的這些話的意思是：不要相信這些毒草或匪書有多毒或多匪。70年代我進到報業、新聞界工作，當時的新聞單位自己就有一些研究中國大陸訊息的機構，比方《聯合報》有「匪情資料室」，《中國時報》叫「大陸研究室」。當年這些都是神秘的場所，平時大門緊閉，沒有登記不能進去，連一般新聞工作者也不能進去的。

等我有機會進到裡頭去，心想這麼神秘的新聞場所，照理來說應該要有一些很厲害的國家機密才對。但是我進到裡面一看，就是香港的報紙和雜誌而已。在那樣一個禁忌的時代，連一般常識都會變成查禁的對象。一個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唯獨某一個社會完全不知道。

我接觸禁書有兩大體會，一是我發現大部分的禁書，都是很精彩的書。另一個體會是，禁書跟查禁的理由，常常不相干。當年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共產黨滲透，但我看查禁的書90％跟共產主義沒有關係。真正的共產主義起源，就擺在圖書館裡，沒有人想到要查禁它。所以我說，控制者其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厲害。

80年代初，有個短暫的時間我到唱片公司上班。有一天，剛剛以黑色旋風崛起的羅大佑和當時在街頭崛起的「街頭小霸王」林正杰兩人來到我對談。談話時，林正杰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教育有很多批評，他說台灣的整個教育體制，是兩千萬人的總白痴化。這句話乍看是厲害的評論，不過他其實是山寨了日本文化評論家對日本電視的批評，那位評論家說日本的電視節目是一億人的總白痴化。

兩個人在我家激烈地批評台灣的教育體制和內容，尤其對大家被洗腦的性格、白痴化的性格，他們做了非常嚴苛的批評。但我在旁邊聽著卻覺得好笑，因為顯然這個白痴化和洗腦的工程沒有成功，我眼前就有兩個叛逆者，他們都是受了那樣教育出來的。這說明了洗腦控制是有種種漏洞、非常困難的。任何想控制思想的政權，除非它放棄所有的教育，但它又必須辦教育，教育人民老百姓以便國家可以有生產力。教育人民知道怎麼種稻、施肥、除蟲；要看得懂說明書，知道機器怎麼操作，或怎麼做紡織廠工人。

一旦一個人受了教育，識了字讀了點文章，他坐在那裡就變成一個會想的人，當中就有一些人會發生質變，這些人當然就會變成「危險的人」。我的意思就是，極權者想要去除所有危險的書，其實是幾乎不可能的。

今天我們看到新型態的、帶著高科技的嚴密監視跟控制，這樣的專制，到底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可能形成一個真的有效地把所有的危險都去除的管理者？我也許可以用更多的歷史經驗來看這個問題。

我在年輕的時候，接受了那些危險的書，那些管理者不想讓我們看到的書，我不小心看到了其中若干，這些若干，當然就開啟了我的某種眼界。我當然不確定，我如果沒有看了這些書，我會不會變得一樣聰明？我猜想也是可能的。你並不需要看到禁書，才了解禁書裡所說的事，我也可以看那些很正常的書，大家容許我看的書，我自己想出那些禁書的內容。你只要受了教育，教育裡就有些不可控制的因素。

禁書其實是一個荒謬的概念。閱讀這件事，是不容易控制的，你的理解會帶來思考，思考也有各式各樣質變、突變的可能，會產生比原本的思想要更多的思想，會超過你要控制的過程。如果各位看過歐威爾的《1984》，裡面有個非常忙碌的真理部，這個真理部不只要塑造國家要宣傳的內容，大內宣或大外宣，還要不斷回去修改歷史。譬如說，今天如果有個解釋跟過去歷史不符，真理部就必須把當年的歷史檔案找出來，改寫新聞跟歷史，毀掉原來的檔案，重新印一份報紙，再存檔。甚至有某一天的報紙，被真理部改過57次。

真實世界所面對的真理部，是規模小很多、力量也小很多的真理部。一個閱讀者，即使是生活在一個有著很勤奮的真理部工作的環境底下，他還是會產生變化，還是會產生一個突然懷疑那個世界的Winston（《1984》主角溫斯頓），一旦開始懷疑，那個人往下的閱讀，就會自己去追蹤、自己去尋找。

也許是年輕的時候我讀的種種書，可以讀的、不可以讀的，激勵了我。我每次都用「激勵」這個字眼，其實讀書最大的激勵是，因為你有一兩個收穫的經驗，你想要取得更多，你想要問自己：就是這樣嗎？還有沒有更多的東西？於是你就會變成一個書的搜尋者、尋找者，一個知識的追求者。

我的少年、青少年包括青年時期的閱讀，給了我激勵，讓我渴望有一天能夠接觸很多書，儘管我是來自一個那麼匱乏的時代和環境。我從鄉下出來，光是在台中進入一個書店，看到那些書比我自己鄉下所能見到的書多那麼多，就感動得不得了。我對書的追求，也許可以看成是一個鄉下小孩的勵志故事，就是因為你想讀，你會明白自己的匱乏，明白自己離那個豐富很遠，所以會希望擁有那個豐富，擁有那些第一線的知識。

高中時代，我見識到台中的中央書局，店員不會干涉讀者站在那裡看書，我便站在那裡把《未央歌》、把講文革的《天讎》看完，我在那裡還看完很多書，它有很多獨特的書是其他書店找不到的，為了書，我願意每天把兩頓中餐晚餐省下來，餓著肚子好讓我多買一本書。我感覺當年的自己永遠處於飢餓狀況，一方面是沒吃飯，一方面是還有很多書想買。

等到1978年，大學還沒畢業，我已經進《聯合報》工作，拿到了生平第一份很像樣的薪水。我決定要為自己做一件重要的事，就找來書商告訴他我想要買一套《大英百科全書》。用現代的角度看，這其實是一件很愚蠢的事，因為圖書館都有，但這可以反映了我當時的飢渴跟嚮往，我渴望能夠跟世界的知識靠近一點，希望那個書就在我旁邊，每天可以摸書、可以查書。

那套百科是美國的書，必須進口。書商同情我，因為我當時的薪水要買《大英百科全書》還很遙遠，書商便提出一個方案，讓我每個月拿薪水的三分之一支付，付完四年我就會擁有那部百科全書，但書可以先給我。那筆錢當年是可以在永和買房子的頭期款，我做了這個選擇也決定了我後來會去出版社工作，而不是去開鴻海公司。

這套百科從我跟書商約定後，貿易公司去進口、去工作，直到1979年的幾個月之後，我才拿到書。那是1978年版。這一年《大英百科全書》第一次把架構改變，本來都是以A到Z字母順序去排詞條，但從這一年開始改成Micropædia, Macropædia, Propædia（百科細編、百科詳編、百科類目）三部分。

拿到《大英百科全書》時，我非常開心，每天跟它朝暮相處，但是讀了幾天之後，我意識到我的書並不尋常，因為裡面有個特別的結構。我今天還把書帶來了。透過這個機會為這個書留下記錄，讓各位明白我讀書的時代跟大家現在所處的時代有什麼不同。

我隨手拿的是大英百科全書的第四卷，原因是我要找其中在當時的台灣，我的控制者不太希望我讀到的東西，它們會如何處理。將來如果台灣有一個禁書博物館，我的這套百科全書很值得放入收藏，因為它是歷史的見證。

我先找兩個條目，一個是China，一個是The History of China，中國和中國歷史，在這第四卷的第287頁，各位會看到有一個部分是被白墨塗掉的，意思是這句話它不希望你知道。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我當然看不到底下的字，不過我可以猜得出來，這個地方在講柳州，括號廣西，後面字被塗掉了。

它其實是在講柳江大橋。柳江大橋是在1969年建設的，橋的建設跟國民黨沒有關係。而按照國民黨當時的宣傳，大陸照理應該沒有什麼建設才對。柳州這個行政區，顯然在那個時代也有了一個新的名字，但這個名字因為是偽政府所取的，所以也不應該留下來，官方便把這個名字塗去了，只留下柳州。

我的書裡處處會看見小小的、被白墨塗去的項目，但有的地方不是塗掉一個字可以解決的。像是第290頁，這一段，大約在30行左右，需要塗掉比較多的東西，工作者便用一張貼紙整個貼掉，貼紙上用了跟百科全書一模一樣的字體，但寫的是一堆亂碼，底下還說明：Deleted on accordance with R.O.C. government office regulation. 他是配合中華民國新聞局將之刪去的。

再看中國歷史這個條目，更嚴重。從夏商周到清朝，問題都不大，困難的部分是二戰左右時期，國共內戰出現，國際上對這個階段怎麼寫。這下子需要改變的東西又更多了。像是378頁就貼掉了四分之三的頁面，再往下就連貼紙都不夠了，必須整頁貼起來。再讀到這裡，我發現它不只是貼掉我的書而已，還裁掉385頁到402頁，那正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整整20頁的內容，我猜想有五萬字左右，通通刪去了。

這就是我的「清潔版」《大英百科全書》，我花掉了讓我有可能會成為首富或主要投資者的錢所買的百科全書，結果得到一個被限制、被塗銷了的百科全書，這是我的那個時代的寫照。

今天我說這個故事，大家都會覺得可笑或荒謬，不過這是我讀書過程的現實，就是如此。但我也必須說，這些查禁工作沒有攔阻我這個人。當你是一個追求者，你想要讀書，沒有甚麼可以攔得住你。

當年的我是個艱難的購書者，哪怕我花了經濟能力的極限，仍然會取得一個受到限制的書。台灣當時不是一個買書讀書的地方，後來我參與出版，便給自己安排每年一定要固定去那些更大的、更讓我嚮往的可以買書的地方，所以我去紐約、倫敦、東京。當然還有更多可以買書的城市，只是那不是我可以料理的語言。

結果等我從國外買書回來，又要面對各式各樣在海關跟檢查者的衝突。我在國際機場，跟台灣檢查者有過無數的衝突，結果是大部分的書被沒收了，但也有一些妥協後取回書的。

我今天帶了一本鄒至莊教授寫的《中國經濟》。他是我大學的老師，雖然我沒上過他的課，他是台灣的中研院院士，也是經濟學家。這本書我在1987年買的，當時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出現種種變化，可能還在實行小農的包乾制度，農村可以開始建工廠，有個體戶的時代。國際上對大陸的經濟改革帶來的體制變化很感興趣，開始有各式各樣的研究。

我當然也充滿好奇，想知道中國大陸這麼大的地方，它的經濟的變化會帶給那個國家怎麼樣的面貌。那麼大的一個社會、那麼貧窮的一個社會，經濟上要怎麼做體制改變，怎麼走到當時大家問的：Will China go capitalistic? 它會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嗎？還是變成一個混合形的經濟體？鄒教授的這本書就是想做這件事。

還有一本書，是我去美國國務院參觀得到的。當年我在報社工作，駐華盛頓的記者帶我去國務院。我們走進去一路走到當時的國務卿海格的辦公室，結束後我下到地下室，發現國務院有個小書店，賣的都是美國的國家出版品。美國也關心中國大陸的經濟的發展，所以這些出版品裡面也有一本美國國家經濟聯席顧問出的書，叫Chinese Economy after Mao。

這兩本書在過海關時都碰到問題。鄒至莊老師的《中國經濟》書封有中國大陸的國旗，其實還有美國國旗，總之海關說這本不能帶進去。我據理力爭，說這是台灣的中研院院士，是華人經濟學家所寫，跟台灣的關係比跟中國大陸密切。海關有點被我說動了，但他不能確定我說的是不是真的，只好說有五星旗的，是不能進來的。我們協商的結果就是把封面撕掉。這是本很好的書，但是是一本沒有臉的書。

Chinese Economy after Mao這本的狀況是，檢查者很緊張問這是什麼書？那個時代，看到Mao(毛)這個字，就很敏感。我說這是美國國務院出的書，是研究毛澤東死後中國的經濟變化，這個檢查者用眼角餘光看著我，說：你好像對中國很有興趣喔？我說我是學經濟的，對一個國家的經濟變化是感興趣的啊。他回答：有興趣也可以啊，但要徵得我們的同意啊！

這些都是當時的時代下小人物的故事。這個檢查者也不過就是平庸的邪惡而已。他也是照著被賦予的任務去工作，但這也是我今天也要提醒我們的文化部長的，不要以為體制建立一個規則要讓人執行做事是很容易的，工作者的水準極可能是這樣的。我的Chinese Economy after Mao後來就被沒收了。

我在海關被沒收很多書後，很多人開始告訴我各種方法取回。有位大學教授跟某位高官是好朋友，他說你帶回來的書如果被沒收，就叫檢查者先裝箱，箱子寫上那位大官的名字，書就會被送到大官家。然後教授建議我每本書先簽上自己的名字，他再去大官家的書架上找，看到有我的名字的書再想辦法拿回來給我。

這類事情到了1989年之後就不再出現了，等台灣進步到這一步，你帶什麼書回來，哪怕你從中國大陸帶書回來，像我帶了非常精美的線裝版《共產主義宣言》回來，也沒人要理我了。線裝版的《共產主義宣言》其實是特別為毛澤東做的，因為他特別愛讀線裝書。

沒有讀書的禁忌後，我就變成一個郵購者，開始參加世界各地的讀書俱樂部，每個月收到寄書。我會寫信跟國外出版社要目錄採購，一來一往，花很長的時間。直到1995年，我開始到當時剛剛建的亞馬遜網上買書，從此離開買書的艱難。

我經歷過有的書在社會上被某些人當成「危險的書」的時代，所以買書的人很困難。在某些人眼中有些書是很危險的，所以就帶給了書危險。最具象的故事可能就是Ray Bradbury的小說《華氏451度》，這書講的是在未來的世界，世界被非常專制的政府統治，在那裏讀書變成非法的事，人不可以讀書，讀書、藏書都是犯法的。國家有個執法部門叫fire department，火部門（原意為消防部門），只要知道哪裡有書，就要去把書燒掉。它的fireman（原意為消防員）工作不是滅火，而是點火。準備燒掉人們的書。

而這當中有一個「消防員」，他看到那些被燒書的人去搶救、護衛書，甚至不惜跟書一起被燒死，他就充滿了疑惑、好奇，想知道書裡面有什麼。後來當他出任務去燒書時，就偷偷藏一本起來，自己開始讀。因為這樣，他成了一個犯法的人，後來有人來接近他，他才開始認識一批都在偷偷摸摸讀書的人。

全書中有個很動人的場面。他結識這個地下組織裡偷偷讀書的人們後，組織領導人問他：你讀了什麼？你記得什麼？他說，我記得《聖經》裡面的傳道書。這個領導人就說：保護你的健康，因為你就是傳道書。我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那個人是達爾文。每一個人，都要記得一本書，要背得一本書，當書被燒掉了，那些書都還在，在某個人身上。我們只是個鬆散的組織，但你看外面，整個晚上外面有幾千人在流浪，露宿在廢棄的鐵道旁，他們外表是流浪漢，內在是圖書館。

載體改變了。以前說紙本，現在有電子書本，也有肉身本、人本，肉體做的版本。載體可以改變，內容其實是不會變的。永遠有人想燒掉你的書，永遠有人想燒掉某些書。這些不是未來的事，也不是過去的事，其實每天都發生，也不是我們想像中只發生在中國大陸或北韓。

1月14日有一個報導，FEE（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報導美國奧瑞岡州波特蘭一家有名的獨立書店Powell's，被示威者包圍了三天，要求停售一本書Unmasked: Inside Antifa's Radical Plan to Destroy Democracy。Antifa是美國一個帶有暴力性格的極左派組織，這本書的作者是位獨立調查記者，平時幫網路媒體寫文章。這本書意思是「揭開面具」，寫的是Antifa（anti-fascism）這個組織摧毀民主制度的激進計畫的幕後故事，說明這個組織有破壞美國民主制度的陰謀。所以引來這些Antifa支持者和成員包圍書店，要求下架這本書。

書店被迫提早關門，但他們拒絕把書下架。負責人說我們的書店裡有些書，是我們店員和書店都非常喜歡的，但有些並不是。我們並不是只有賣自己喜歡、認同的書，我們認為所有的書都應該要有它的位置。我們賣這些書不表示我們贊成它，這件事如果冒犯了任何人的價值觀，除非它是pure bad taste，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書，那我們可以不要在書架上放它，除此之外，我們要保衛這些書在架上有一席之地的權利。

這事就發生在美國，兩週前，那裏仍然有在某個力量想燒書、禁止某個書出現的企圖，而這是現在的事，不是過去的事。

有人認為書有危險，因此想要危害這些書，但真正的危險，不是這些危險的書，而是這些書帶給我們的力量，帶給我們的內在的改變。回想我這樣一個鄉下小孩，一無所有、一無所知，沒有人教我該讀什麼書，我的父母受的是另一個系統的教育，可能連講國語都很艱難，也沒辦法看懂我的教科書、我在看的書。學校裡雖然也會教我們一些事，但對人生所有的理解，我得要自己去摸索。

例如小時候我們有健康教育課，那是關於性教育的書，但是我沒辦法在性教育的書中讀到關於人內在的性意識覺醒的過程，當年老師甚至連教科書裡寫的那一章，都沒打算教，都跳過去的。可是，人們會因此就不理解這件事嗎？對我來說，當我讀了三島由紀夫的《潮騷》，就懂得性的意識崛起，而當我讀《金閣寺》後，甚至性的意識可以變成一個毀滅的力量——這還不需要等到我讀過佛洛伊德才知道。

每個小孩都有孤僻的時候，遇上那個孤僻的時候，要怎麼跟自己的孤獨相處，沒有任何一本書、一篇課文、一個老師教這件事。那麼當時的我如何料理自己的怪異和孤獨呢？我是方式是閱讀七等生的小說和卡繆的《異鄉人》。

我讀七等生的《沙河悲歌》，讀到他描寫的那個沙河鎮，那所有的景觀，從夜間圳溝旁的道路轉進熱鬧的地方，他跑去酒家，身邊的低俗村民講話的那種簡單與粗魯，那都是我家鄉的人，是我認識的人，景觀也跟我的家鄉一模一樣。但是主角李文龍不是我家鄉認識的人。他會帶著黑管到一間間酒家去演奏，像那卡西表演一樣，他內心想著那是他的藝術表演。演奏完，他不想回家，一個人走到河邊看著黑暗。

在我看來，這個角色是走在台灣鄉間的一個存在主義式的人物。我一個鄉下的小孩，必須通過這個書才能跟現代世界接軌，我因此可以知道法國小說家的存在主義說的是什麼。所以七等生非常重要。最近他的紀錄片出來了，大家可以去看，他實際上是讓一個世代或更多世代成長中的人，學會如何料理自己的怪異跟孤獨的創作者。因為你再怎麼怪異跟孤獨，都不會比七等生更怪異更孤獨，所以他的文字就安慰了你。

我也因為讀《1984》，就明白了控制我的政府是怎麼回事，它們要通過什麼來控制我。所以我讀著讀著，一本書讓我理解一件事、兩件事，我慢慢有一天會知道，每一個疑惑，都會有一本書。套一句張大春的話：任何一個疑惑，你只要叫出那個名字，你就得到了救贖。更厲害的是，有的疑惑我根本都還不知道，我是讀了書才知道存在那個疑惑，也連帶得到解答。

所以我要說，書其實比你想像中更危險，因為你今天的模樣，就是你讀過的書的總和。你今天會變成這樣的人、這樣想事情，沒有別的原因，就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讀過的書不是就結束了，它會留下種種作用在妳身體裡。書形塑了你的模樣、構造了你的目標、決定了你的去向，帶你去危險的地方。

今天我們在一個很特別的情境裡，2020年，一個怪異的病毒把全世界停在一個必須重新調整、自我改造的情境。很多本以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行動和日常生活，現在都變得不那麼當然。我們當然可以說台灣好一些，但是對台灣人來說，一年不能去日本，已經讓四百七十萬人次感到悲傷。在美國或法國的人，連晚上出去跟朋友吃頓晚飯、喝酒喝到十二點鐘，這樣理所當然的事都變得不可能。一個生病的老人，在醫院希望家人小孩來看他，也變得不可能，變得要孤獨地死去、火化，連葬禮都沒有人參加。這不是你原來知道的世界，它給你一個新的、要反省的處境。

每一個激烈的事情，都會帶來很多思想的回應。二次大戰死這麼多人，所有二次大戰以後的哲學都必須去解決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文明的世界，會產生這麼慘烈的殺戮，造成大規模的死亡？疫情改造了我們的生活，這件大事一定也會有很多的反省。而通常這個反省，是來自情境的、對照的閱讀。

我有段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陳寅恪在他詩裡的一個註腳裡講到的。他因為生於戰亂，戰爭當時他所在的地方，城要破了，敵軍要攻城了，整城的人都在逃難。他也已經收拾了行李，但卻不知道要逃到哪裡去。他是個讀書人，他能去哪裡？哪個政府不都一樣嗎？

陳寅恪寫說，他坐在整理好的書箱上，取起一本書來讀，那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讀到靖康之亂。裡面記錄城要破的時候，城中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的局面，他讀到汗流浹背，覺得讀史從來沒有讀到這麼有親切感的。

同樣的，各位如果今天回頭把卡繆的《鼠疫》拿出來讀，也可能會讀得汗流浹背，就像方方寫的《武漢日記》一樣。卡繆描寫那個疫情一步一步的進展、人心的變化，跟今天是一樣的。

所以書本真的瀕危了嗎？書展停辦，閱讀要停止嗎？又或者大家就覺得書本要走下坡了嗎？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還要理解世界，閱讀是不會停止的。閱讀這個行為，是對自己的不滿足，對世界了解的不滿足，除非這個滿足停止了，閱讀才會停下來。

只是我們必須明白，目前我們所擁有的「出版作為一個工業」，它是有一些條件的，當今變化的正是這些條件。這些條件即使被逼到極端，例如出現專制政府想要禁絕掉所有的閱讀，或是極強大的政府要用過去無法想像的科技去監視控制社會，我認為仍是不可能的。我看到許多大陸讀書界的朋友，還是在收藏不同版本的《1984》，這樣的人，可以被改造嗎？他可以閉嘴，但沒辦法不腹誹，他的肚子裡一定有各式各樣的三字經在哪裡。

所以閱讀這件事，最終不管是紙本、電子本，或是不得已的有一天必須用肉身版本，都不會停止。即使世界出現大災難，我都認為閱讀形式會轉變，但不太會消失。這是我今天分享給大家的一些想法，謝謝大家。